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到底叫什么名字？︱劉德科

文︱劉德科

昨天晚上〔2025/10/9〕，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匈牙利作家——他的名字有點難記，叫做「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

有些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說，你是不是寫顛倒了啊？你看瑞典文學院是把他叫做「拉斯洛·克拉斯諾霍爾卡伊」（László Krasznahorkai）啊。

匈牙利人跟我們中國人一樣，都是先姓后名；歐美國家通常習慣先名后姓，而且他們硬是要把我們中國人或匈牙利人的名字顛倒成他們的先名后姓——所以，「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變他們顛倒成了「拉斯洛·克拉斯諾霍爾卡伊」。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姓氏，拉斯洛是名字，按照匈牙利人與我們中國人的習慣，他就應該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作為中國人，我不能接受西方人顛倒我們的姓名。所以，在我這里，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必須是先姓后名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所幸，在我們中文譯本里（無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譯林出版社還是浙江文藝出版社），這位諾獎獲得者的譯名，就是先姓后名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我們中國人很講究的是「名不正，則言不順」。

作為一位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很喜歡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他來中國時，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10座城市。他甚至在街上找人就問：你讀過李白嗎？你認為李白和楊貴妃是什么關系？哪怕回到了匈牙利，他也喜歡聽京劇，用筷子吃飯，開口閉口就會聊到中國。

房地產需要關注諾貝爾文學獎嗎？不需要。但我們知道，房地產是一個非常需要跨學科協作思維的行業。房地產從業者最好是「知道分子」，對于各個領域的事情最好都保持「略懂」狀態。每一個「略懂」，都有可能突然啟發你對于空間場景的靈感。

過去幾年，我們無意間也會寫到一些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你也可以隨意看看。

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節選自

原載于2020年10月9日「德科未來城市」

昨天〔2020/10/8〕，諾貝爾文學獎宣布今年的得主是：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ück）。冷不丁，書架上某一本書的作者就得了諾獎：去年是奧地利劇作家彼得·漢德克，今年是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這說明什么？至少可以說明：中國的視野很廣——一個非公眾明星式作家，在未得諾獎之前，就已經有了中文譯本，在中國公開出版。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他們這樣的非公眾明星式作家，在未得諾獎之前，中文譯本的印數通常是5000 冊，最多不會超過 1 萬冊。譯者的稿費微薄，出版人的利潤也微薄。但每年還是會有大量這樣的文學譯作在中國出版——量大，才能捕獲每年新公布的諾獎作家。

所以啊，別輕易感慨中國的人心浮躁或文學沒落。這么感慨的人，是他自己浮躁。

當然，露易絲·格麗克的書已經全網斷貨了——在諾獎宣布的一個小時之內，京東與當當就宣告了斷貨。也別嘲諷中國人喜歡跟風，人家得了諾獎才去買，沒得諾獎為什么不買不讀。這樣嘲諷的人，是他自己冷漠。

諾貝爾文學獎的最大意義在于：激發更多人去讀獲獎者的書。頒獎是一種行為藝術，跟商場促銷一樣，旨在激發你的興趣。

昨晚，微信朋友圈里許多不怎么讀書的朋友，紛紛引用露易絲·格麗克的詩句。這樣多美好。

今天是國慶長假之后的第一個工作日，我們也可以把露易絲·格麗克當作一個勵志故事，提醒自己要認真工作，無論你是否一度嫌棄過你現在的這份工作。她講過這么一個自己的故事——

我年輕的時候過著我認為作家應該過的生活，那就是否定世界，炫耀地把所有精力都奉獻給藝術創作。當時的我坐在普羅溫斯敦的書桌前，感覺很可怕

——我越是坐在那里思索，就越覺得自己還不夠放棄這個世界。兩年之后，我得出結論，我不會成為一名作家。所以我在佛蒙特州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盡管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真正的詩人是不會教書的。但我接受了這份工作，從我開始教書的那一刻起，從我在這個世界上承擔起責任的那一刻起，我又開始寫作。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痛苦的中國人

節選自

原載于2019年10月11日「德科未來城市」

不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獲獎之前就已經來過中國，比如昨天〔2019/10/10〕獲獎的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我們辦公樓下的那座小小圖書館里，恰好有一本彼得·漢德克的書：《痛苦的中國人》，一部小說，三年前就已出版的中譯本。

這部在題目上用了「中國人」但內容幾乎跟中國人沒有直接關系的小說，恰恰又是中國巨變的一件小小證物。它無意地印證著這一切：西方對中國的誤解與中國受過的傷痕，以及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

小說的題目為什么是《痛苦的中國人》？這部150 多頁的小說，僅僅只有一處直接描寫到了中國人——

此時，餐館里已坐滿了人，他們清一色都是中國人。餐館看上去更像是一個燈光昏暗、又臟又亂、低矮而簡陋的貧民窟

然后，彼得·漢德克差不多用了一頁紙的篇幅，描述了這群中國人把同族切碎吞食的場景。當然，在彼得·漢德克的筆下，整部小說差不多都是一個夢境而已。

還有一處間接寫到了中國人，通過一個女人在床笫之歡后對一個男人的回答——

你很像「門縫里的那個男人」：他病得很重，還去看望一個好朋友。臨別時，他久久地站在門縫里，強裝笑臉，眼睛瞇成一條縫嵌在眼窩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錚亮的眼鏡里一樣。「再見，痛苦的中國人！」那位朋友說。

雖然彼得·漢德克寫的是夢境，但夢境里的中國人形象，差不多就是大部分西方人的經典印象——彼得·漢德克只是很自然地調用了大部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固化印象，他顯然不是刻意的：「低矮而簡陋的貧民窟」「眼睛瞇成一條縫嵌在眼窩里」……

這部小說是1983年寫的。彼得·漢德克要在三十多年后才來到中國，跟孟京輝史航們談笑風生。

時間就像一把刀，會在每一件事物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刻痕。彼得·漢德克的小說《痛苦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在剛剛改革開放沒多久的 1983 年，彼得·漢德克無意識地調用了「眼睛瞇成一條縫嵌在眼窩里」的中國人形象，再正常不過了。

在比彼得·漢德克大兩百多歲的伏爾泰那里，中國則是世上的楷模國家；在比伏爾泰大四百多歲的馬可·波羅那里，中國遍地都是黃金……這一切，都是時間之刀留下的刻痕，并不是人的自主意識所能左右的。

我們想說的是：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中國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彼得·漢德克無意間在小說中提及的那種形象；但今天，那種形象已與現實嚴重不符、格格不入。

中國走得實在是太快了，很多西方人來不及改變他們的固有認知。所以，我們會看到D&G在去年的廣告片中讓女主角刻意瞇眼；雖然他們傲慢過了，但初衷一定不是要刻意侮辱，而是他們的固有認知跟不上中國的巨變。

1983年彼得·漢德克小說里的瞇眼形象，我們能理解；2018年D&G廣告片里的瞇眼形象，我們就很難接受了。

不能怪彼得·漢德克。只有極少數人能免于時代的刀痕，諾貝爾文學獎新晉得主彼得·漢德克也不能。

彼得·漢德克的小說，仍然遠超同時代的中國作家；但是，更晚出生的中國作家，早已有好多人遠超彼得·漢德克。

整個中國的一切，幾乎都如此。

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他買下了小說中的那棟房子

節選自

原載于2016年2月8日「德科未來城市」

在看了1593次之后，他買下了那棟房子。他是一位瘋狂的買家。那是貧民窟里的舊房子，完全不匹配他的富二代身份。

只因那棟房子里，住過他愛的人。這是小說里虛構的一棟房子，但你卻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它，在伊斯坦布爾。已經說不清楚，到底是先有房子再有小說，還是相反。

那部小說叫做《純真博物館》，你大概已經讀過。那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最偉大的作品，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才寫完。

小說最后幾頁附錄里的那張地圖，煞有介事地標注了純真博物館的地址。帕慕克還在題為「幸福」的最后一節中，印了一張參觀門票。很多人以為地圖和門票只是小說家的故弄玄虛，其實那都是真的。

寫完小說后，帕慕克仍不過癮，他決定按小說中所寫的那樣，建一座真實的「純真博物館」。

我根據小說附錄中的那張地圖，找到了那棟房子。

帕慕克的著作幾乎不曾觸及充滿歷史神話意味的圣索菲亞大教堂或藍色清真寺，他把更多筆觸留給了伊斯坦布爾的日常生活。他創造了伊斯坦布爾的當代神話，用富家公子凱末爾和他的遠房表妹芙頌，取代了古希臘神話中的海倫、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

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陷了拜占庭首都，圣索菲亞大教堂被改建成為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寫道：「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東方還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歷史事件。對西方人來說，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東方人來說則是伊斯坦布爾的征服。」

倘若沒有帕慕克，很多人恐怕更愿意把伊斯坦布爾叫做「君士坦丁堡」。

對于像我這樣的讀者而言，那些名勝古跡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只是為了給帕慕克小說留一個美妙的注腳。

在傍晚時分游覽博斯普魯斯海峽，從海面上看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圓穹頂和藍色清真寺高聳的聽音塔，在玫瑰色的天空與橘紅色的夕光中，成為一幀黑色的剪影。這時候你大概就會明白，帕慕克筆下伊斯坦布爾為什么總是「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

2006年，瑞典皇家文學院授予奧爾罕·帕慕克諾貝爾文學獎：「在探索他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

主編-何玲 影像總監-費嘉

編輯-盧丹婷 編導-沈奕飛 攝像-王德正

商務總監-周慧慧 總策劃-王冬鶯 總編輯-劉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