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擊命中了美國要害：拒買美國大豆，不是糧食戰而是金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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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為公眾號《校尉講武堂》在頭條的主賬號，此外別無分號。

引子：

說起糧食戰爭，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當年美國人通過控制糧價搞亂、搞垮蘇聯的例子，覺得西方國家才是搞糧食戰爭的老手。

實際上，說起玩糧食戰爭，中國人才是老祖宗，早在春秋時期，管仲、文種等戰略天才，就籌劃了多起經典的糧食戰爭。

不過到今天，糧食戰爭的底層邏輯已經改變，糧食背后的金融體系，才是應該打擊的重點。

在最近的中美大豆之爭中，我們就已經把老祖宗的糧食戰，正式升華為金融戰。

壹：糧食戰爭的春秋玩法

作為春秋時期最為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管仲時代的齊國，并沒有后來那么強大。

齊國能夠崛起為戰國七雄之一，甚至一度與秦國并列，正得益于管仲在齊桓公時代打下的基礎。而管仲最為經典的戰例，就是分別針對魯國、楚國、代國發起了三場糧食戰爭，可以簡稱為服縞弱魯、買鹿制楚、購狐降代。

尤其是服縞弱魯，乃是齊國奠定強國根基的決定性戰役。因為三者的策略相似，本文只講最經典、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服縞弱魯。

所謂服縞弱魯，也即利用經濟手段人為操控魯縞的價格，吸引魯人大量生產魯縞，給魯國制造糧食危機、經濟危機，進而徹底削弱魯國。

管仲時代，齊魯兩國的實力基本相當。

齊國領土面積大、人口多，但齊國只是功臣姜子牙的封國，不過是侯爵，魯國卻是公爵，并且是公爵中的頂流。

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后不久病逝，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輔佐年幼的成王。說是輔佐，其實就是攝政。

魯國乃是周公的封國，不過周公一直留在鎬京，魯國的首任國君，乃是周公旦的長子伯禽。從周公的稱呼就能看出來，魯國乃是正兒八經的公爵。

這個特殊的歷史淵源，給魯國帶來了三個特點：

一是爵位高。

作為周公的嫡系后人，即便在公國之中，魯國也僅在宋國之后。而宋國之所以領先，是因為它是殷商后裔，周朝為了臉面，必須將宋國擺在諸侯首位。

二是禮儀制度完善。

魯國被特許使用天子禮儀祭祀周公，這也是諸侯之中唯一的特例。

此外，周公攝政期間，將六個宗族的殷商貴族遷到了魯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大量的財物、人口和殷商禮儀。

諸侯國中，魯國禮儀制度第一，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汲取了殷商禮儀。

三是封國土地肥沃，開發程度高。

周朝封建諸侯之時，按照親疏遠近、爵位高低，以王城為中心一層層向外發包。在核心區的，都是周王的近親屬，爵位也高；處于外圍的，則是功臣宿將之后，他們不僅負責保護周王，還有開疆辟土的責任。

雖然都在山東，但魯國是周公封地，因此占據了比較富庶的魯中南地區，齊國地位低，因此被分到了緊鄰北面少數民族的山東北部。

在春秋初期，這種劃分對魯國有利，能夠帶動人口和經濟發展。但對長遠發展不利，因為周邊都是周朝核心圈的諸侯國，擴張領土的難度很大。

這一點，魯國與宋、鄭、虢、許、陳等親近王室的諸侯國類似。包括周朝自己，也被困死在關洛一帶。

相反，齊、秦等國是作為王族護衛而封建諸侯，地處偏遠的同時也得到了征伐之權，反而能夠發展為一流大國。

周王朝被諸侯反殺，就與最初的分封方式有很大的關系——諸侯是護衛了王室，但也限死了王室的發展空間

正因上述三點，到管仲時代，雖然齊國的領地面積已經徹底壓倒魯國，但魯國土地肥沃、經濟發達，尤其是文化與政治地位更高。

在周朝禮法制度尚未崩潰的春秋時期，這種軟實力能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春秋早期的諸侯國分布

今天的山東，為何簡稱為魯而非齊，就與魯國特殊的政治地位、超強的文化影響力有很大的關系。

這就好比今天的中美博弈。雖然美國的硬實力已經衰落，但二戰以后形成的霸權秩序依然存在，美國的軟實力依然領先于中國。

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這種軟實力，依然可以為美國提供巨大的助力。

所謂一山不容二虎，對同處山東半島的齊國來說，魯國乃是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而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齊國并不能隨便對魯國發動戰爭，更不敢滅亡魯國，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就會引發周王室與諸侯的圍攻。

因此，齊國要想崛起，就必須使用非戰爭手段削弱魯國。

這種戰略格局，與冷戰時代的美蘇爭霸、現在的中美博弈，也頗有相似之處——雖然彼此都將對方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但誰也不敢輕易動用武力，否則就會失去國際道義、引發國際圍攻。

區別在于，春秋時期的齊魯兩國，爭奪的是以土地、人口為主的戰略資源，現在的中美博弈，爭奪的是以國際產業鏈、國際金融控制權為主的未來發展空間，或者說，這就是中國的發展權與美國的霸權之爭。

這也是校尉一直不看好中美關系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國發展起來，就必然會沖擊到美國的霸權，這種結構性矛盾，根本無法調和，更無法退讓。

要不中國放棄發展，要不美國放棄霸權，否則中美關系就好不起來。

正確的戰略決策，必然建立在正確的形勢判斷之上——換言之，中美兩國，誰先認清了這種結構性矛盾，誰就能在戰略布局中占得先機。

就此而言，美國于2012年的奧巴馬時代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于2017年做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判斷，美國其實領先于中國。

形勢判斷落后于美國，直接導致懂王第一任期掀起中美貿易戰的時候，中國處于被動局面。

畢竟，對于打壓潛在的挑戰者，美國人不僅形成了行為習慣、而且形成了政策工具箱，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美國人也已經準備了很多年。

相反，盡管中國的戰略決策層認識到了中美關系的不可調和性，但國內依然存在巨大的親美、恐美甚至是投美勢力——包括體制內的諸多中高層也是如此，對美國存在天然的親近與恐懼，否則中國就不會出現那么多的公知、買辦、漢奸甚至是間諜。

而為了不過分刺激外界輿論，我們又沒法把話說得太直白，只能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大而化之的提法，來警示懵懂之中的國人。

幸運的是，美國內部復雜的社會矛盾與嚴重的惡性黨爭，極大地削弱了美國人的戰略執行能力。

現在的美國，就好比得了漸凍癥的霍金，雖然腦子依然清楚，身體卻根本不聽指揮。

既然身殘志堅的猶撒能夠開發蘿莉島，同樣身殘志堅的霍金就能夠登上蘿莉島

關于這點，美國發起的航運收費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雖然懂王老早就開始叫嚷，可直到10月14日正式啟動收費，美國的海關、港口卻根本沒有做好準備，只能要求船主主動申報。

這不僅是漸凍癥，而且是大小便失禁——沒想到陰王變成稀宗之后，懂王也繼承了這個美謚。

相反，得益于舉國體制，一旦中國的戰略決策層統一了思想、下定了決心，高層意志就會高效的貫徹落實下去。

從懂王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的幾年中，美國一直在翻政策燒餅，中國卻一直在默默地積蓄力量，芯片研制、稀土整合、幫巴西種大豆、從俄羅斯買原油、新航母下水、六代機上天、推動貨幣互換、降低對美出口依賴……。

為什么短短幾年過去，中美博弈的主動權，就明顯開始向中方轉移，這就是根本原因。

強大的動員力、高效的執行力，既是新中國的特點，也是中華文明的特質。

回到歷史。

魯縞乃是魯國著名的絲綢特產——另一說魯縞的原材料為黃麻，校尉查了一下，并沒有找到權威的說法，這里采用絲綢說——魯縞以輕薄細密、質地優良聞名于世，這才留下了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的說法。

魯縞與齊國生產的特色絲綢齊紈齊名，兩者工藝類似、質量相當，乃是天然的競品。

校尉高度懷疑，魯縞與齊紈就是同一種產品，只是為了強調地域屬性而起了不同的名字。

說起齊魯大地，就想起杜甫的名詩

正常情況下，齊魯兩國，都應該保護自己的產業，可管仲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在管仲的設計下，齊桓公不僅帶領齊國貴族追捧魯縞，還下令禁止齊人穿著齊紈制作的衣服，同時為販賣魯縞的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優惠條件，包括開設女閭。

管仲也身體力行，帶頭迎娶了名妓田婧為妾。因為田婧才識過人，后來又被立為正妻。田婧的事跡，也被記入西漢劉向撰寫的《列女傳》。

宋朝以前，或者更嚴格地說，在朱熹理學大幅推廣之前，中國的社會風氣比較開放，對人的評價并不看出身，否則剛好死在朱熹出生之前的梁紅玉，其故事也很難流傳下來。

這一曲將軍令，倒是配得上管老爺

正因如此，管子也成為了青樓供奉的祖師爺，與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木匠祖師魯班等先賢一起享受后人的香火。

對了，孔子、魯班，以及與魯班搞攻防作戰打擂臺的墨子，他們都是魯國人，由此可見當時魯國文化之鼎盛。

注：一說墨子是宋國人，不過現在史學界通常認為他是魯人。

在時尚與政策的合力推動下，齊國開始大面積流行魯縞，魯縞價格飆升。為了獲得高額利潤，魯人紛紛將耕地改為桑田，家家戶戶忙著織造魯縞，糧食種植面積急劇下降。

與此同時，齊國卻大力耕種谷物，積存了大量的糧食。

時機成熟后，齊國開始禁止進口魯縞，同時中斷了向魯國的糧食出口。

此時的魯國，既沒有經濟收入，也沒有糧食存余，只留下堆積如山的魯縞，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糧食危機。

春秋時期的中國，在名義上，各諸侯國都隸屬于周朝，人口流動比較自由，人民的國家意識也很淡薄，與今天的歐盟有點類似。

老子能夠騎牛出關，孔子能夠周游列國，墨子能夠跑到楚國勸阻魯班攻宋，就與這個大環境有關，否則光是簽證就搞死人。

當時地廣人稀，人口乃是最為珍貴的戰略資源，甚至比土地還珍貴。借這個機會，齊國大肆招攬魯國的饑民，極大地削弱了魯國。

而魯國為了化解糧食危機，又不得不向齊國高價買糧，不僅連本帶利將原來賣縞的收入還了回去，還答應了許多屈辱的外交條件。

原本可以與齊國抗衡的魯國，就此逐漸淪為齊國附庸，齊大魯小，也就由地理概念變成了政治概念。

這個故事，與今天中國拒收美國大豆頗為相似。區別在于，魯國改粟為桑，是齊國有意誘導的結果，美國大面積種植大豆，并綁定中國這么一個幾乎是唯一的大買家，卻是他們主動追求的結果。

因為中國的大豆，原本是自給自足模式。但美國利用低成本的轉基因大豆，通過貿易戰、生物戰，摧毀了中國的大豆產業與配套的糧油產業，讓中國淪為美國大豆的傾銷地。

此后，為了擺脫對美國大豆的依賴，2014年前后，中國與巴西啟動技術合作，極大地提高了巴西的大豆產量，同時，中國開始從巴西、阿根廷進口大豆，逐漸扭轉了不利局面。

到今天，中國確實離不開進口的大豆，但巴西、阿根廷完全可以替代美國。

相反，離開中國這個自己通過各種下作手段培養出來的超級大市場，美國大豆卻無處可去。

有人說，美國可以將大豆收儲起來，或者加工成食用油。但別忘了，不管是大豆市場還是食用油市場，總量都是固定的，只要中國不配合，美國丟失的份額，就永遠不可能回來。

除了大豆，芯片、航運、稀土等領域，美國也是自己挖坑自己跳進去，然后逼著中國人往里面填土。

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大概就是自作聰明的猶撒國了。

除了管仲，兩百年后的吳越之爭，同樣有經典的糧食戰爭，那就是吳越相爭之際的蒸稻之計。

通過嘗糞逃生的越王勾踐，面對強大的吳國，采用了文種的計謀，先趁著糧食欠收向吳國借糧，歸還的時候，越國故意挑最好的谷物，但卻事先將其蒸熟再重新曬干。

吳國看到越國的糧食粒粒飽滿，便下發給農民當種子，結果顆粒無收，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這也成為吳越兩國國力反轉的關鍵。

這個故事，與當初美國向中國傾銷轉基因大豆一樣，都是最為惡毒的陰謀。

后來勾踐弄死文種，恐怕也是怕了這種毒計：有這么一個比賈詡還毒的謀士在身邊，勾踐也睡不著??！

貳：古今糧食戰爭的邏輯變化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糧食戰爭主要有兩大效果：一是糧食危機，二是財政危機。

在古代，糧食戰爭引發的糧食危機遠比財政危機致命，到現代，糧食戰爭引發的財政危機尤其是金融危機，其致命性則遠遠超出了糧食危機本身。

因為隨著人類科技水平與貿易水平的提高，單純糧食減產引發的糧食危機，很容易通過全球糧食貿易緩解。相反，在現代金融的加持下，財政危機卻會被無限放大。

冷戰末期，美國能夠利用糧食危機給予蘇聯致命打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同時通過發動石油戰爭引發了蘇聯的財政危機。

蘇聯不是買不到糧食，而是沒有足夠的美元采購糧食。

同理，今天的中國，如果不能在金融層面擺脫美元霸權的控制，為人民幣打開足夠的國際空間，一旦爆發糧食危機，同樣有可能買不到糧食，這不僅是美元儲備是否充足的問題，而是美國隨時有可能掐死我們的美元結算渠道。

中國為何死守十八億畝耕地紅線，農耕文明居安思危的底線思維，才是我們真正的行為邏輯。

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將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命運，寄托在外人身上。

尤其是面對遍地豺狼虎豹的國際社會，將糧食安全寄托在掌握全球金融霸權的最沒有信用、最沒有底線的海盜文明身上，不僅是極其愚蠢的，而且是極其幼稚的。

那些宣揚糧食可以外購的所謂專家，不僅是蠢到了極點，而且是壞到了極點！

反過來說，正因美國依然掌握著包括金融、貿易、軍事在內的全球霸權，要想通過糧食戰爭，給美國制造糧食危機，無疑很不實際，但美國最大的基因缺陷，不在糧食而在金融。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拒買大豆、意在金融！

金融既是美國最為強大的霸權，也是美國最為脆弱的命門。

在余糧系列《從經濟角度看美國的衰落：地主家也沒有余糧了》中，校尉曾經歸納過美國建國、崛起過程中最大的助力——現代金融體系，同時也預測過美國衰落的主要原因——過度依賴金融體系！

文中說過，美國是靠借貸打贏獨立戰爭、靠發行國債走上高速發展道路，美國之所以能夠以極快的速度完成對美洲大陸的開發、并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金融手段的杠桿作用至關重要。

在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中，金融就好比體育比賽中的興奮劑，能夠極大地激發經濟活力。

但任何藥品，長期過量使用都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甚至索性變成毒品，更何況是風險集中的金融產業？

金融對社會活動的滲透越深、杠桿加得越高，金融風險就越大。

這就好比蓋樓，建筑材料只能支持十層，你卻非要蓋成二十層，不垮才怪！

今天美國的衰落，其最大的罪魁禍首，就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就是過度泛濫的金融活動。

最簡單的理解，金融活動本身并不產生財富。

適度的金融活動，可以刺激實體產業發展，通過實體產業的增量來填補金融行業運轉所產生的消耗，包括金融利潤。

但過度的金融活動非但不會推動實體產業的發展，反而會給實體產業帶來嚴重的吸血效應，美國走上去工業化、產業空心化的道路，無非就是被金融集團過度吸血，不得不放棄實體產業。

今天華爾街資本的繁盛，包括美國股市最后的瘋狂，其實就是通過各種復雜的金融工具，從全世界的農民、產業工人身上瘋狂吸血的結果，普通美國人也不能豁免。

雖然美國政客將美國去工業化的鍋甩到了中國頭上，但稍微懂點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罪魁禍首乃是華爾街資本——因為中國的生產成本更低、生產效率更高，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華爾街資本主動推動了美國的產業轉移。

這些產業，即便中國不接，華爾街資本也會推給其他國家和地區，但卻不可能交給已經被高薪酬、高福利和快樂教育養懶了、養廢了的美國人。

可以說，美國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

這個教訓，我們必須吸??！

當手機上到處都是網貸廣告、都是零門檻的網貸平臺，當既沒有穩定收入、也沒有能力克制消費欲望的年輕人，被網貸平臺當成了薅羊毛的對象，金融泛濫的隱患，其實已經滲透到了社會底層。

治大國如烹小鮮，烹小鮮就一定要見微知著、未雨綢繆。

千里長堤潰于蟻穴。

雖然有一只巨大的螞蟻已經被拍死了，但更多的螞蟻還在拼命繁殖、拼命打洞！

我們一定要記住，金融只是發展實體產業的輔助手段，不管任何時候，都絕對不能允許金融產業反客為主、喧賓奪主、綁架國家經濟政策、擠占實體產業發展空間，這是經濟領域的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問題，是絕對不能失守的底線。

叁：大豆背后的金融核爆

中國拒買美國大豆，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威力，讓無所不懂、無所畏懼的懂王再次由MAGA變成TACO，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國的高度金融化。

今天的美國，就好比一個嚴重的金融毒品依賴癥患者，他的每一個器官乃至每一個細胞，都無時無刻不能離開金融毒品的作用。

金融曾經支撐起了美國的霸權，但隨著金融的毒品化，美國的霸權，其實已經變成了毒品刺激下的回光返照。

這是一種兩難境地：繼續服藥，金融毒品將逐漸耗死美國；現在停藥，美國就會立馬崩潰。

相反，中國源自農耕文明的文化基因，卻天然重視積蓄、反感金融、拒絕一切不必要的借貸。

就以農民為例。

中國的農民種地，幾乎都是用家庭積蓄墊支，即便偶爾歉收，一方面有國家農業補助政策托底，另一方面，中國家庭都有一定的積蓄，絕不會因歉收引發家庭財政危機，更不會引發社會性的金融危機。

美國正好相反。

從建國那天起，美國的農場主，就已經習慣了貸款種地、收獲還款的經營模式。在國家層面，美國也出臺了相應的配套政策。

但隨著金融資本的滲透，這些政策逐漸由國家支持農業開發的道具，變成了金融資本收割的鐮刀。

因為金融資本有個本質特征，那就是一定要把實體產業的利潤壓到最低，以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金融資本控制下的美國農業也是如此，別看美國農場主都被曬成了紅脖子，農業的毛利率也不過20%，凈利潤只有5%-8%。

也就是說，即便紅脖子出售一百萬美元的大豆，純收入也不過幾萬美元，只能勉強維持一家老小的生計。

別忘了，金融已經滲透到了美國家庭的方方面面。紅脖子需要承擔的，遠不止是農業貸款，沒準還有自己的汽車貸款、兒女的大學貸款、家庭的旅游貸款……

在一定程度內，金融產品的規模越大，越是有利于提高抗風險能力，但這種擴大不是無限的。一旦超過某個閾值，兩者的數學關系就會逆轉，金融產品覆蓋的面越廣、涉及的環節越多，系統性風險越大。

如果單看美國的農業貸款，其實不算很多，不到6000億美元，其中直接涉及大豆農場主的應該在1000億上下——美國有300萬農戶，戶均貸款20萬美元，其中有50萬戶種植大豆，貸款總額就是一千億。

但對于已經超負荷運行的美國金融系統來說，千億美元的大豆貸款爛賬，又必然會引發農藥、化肥、農機等產業的連鎖反應，導致金融風險從農業領域向工業領域蔓延。

校尉經常說蝴蝶效應，相比政治領域，金融領域的蝴蝶效應是最明顯的，也是最恐怖的，它造成的破壞，遠遠超過物理意義上的核彈。

巧合的是，今天正好是中國首次核試驗61周年紀念日。

現在的中美博弈，動用物理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小，但金融核武器美國早就使了出來。

所謂寇可往、我亦可往，既然美國人首先開啟了極限金融戰，我們自然要發起反擊。

對于始終高度控制金融風險的中國來說，美國的金融核彈威力有限；但對于美國這個全社會拼命加杠桿的金融國度，別說金融核彈，即便一只意外的金融蝴蝶，都有可能引發系統的崩潰。

比如引發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美國房地產金融危機，次級貸款總額不過5000億美元出頭，真正的爛賬也只有1500億美元。這兩個數值，剛好與美國現在的農業貸款總額與大豆產業貸款總額相當。

相比2008年，美國金融體系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已經大幅下降，向外轉移風險的能力同樣大幅下降，如果應對不佳，大豆蝴蝶足以引爆金融核彈。

結語：

校尉一直說，金融領域乃是中美博弈的上甘嶺。

而上甘嶺最大的意義，就是兼具戰場風向標和戰況催化劑作用——一旦拿下，不僅意味著己方的勝利，也意味著對方戰線的快速崩潰。

這個上甘嶺，以前是美強中弱、美攻中守，我們守得很艱難；但從現在開始，強弱已經轉換、攻守開始易勢。

最近的幾個大動作，拒買大豆也罷，精確打擊國際航運體系中的美國資本也罷，要求澳大利亞使用人民幣結算鐵礦石也罷，稀土管控也罷，看起來似乎是貿易戰，但瞄準的都是美國的金融霸權、美元霸權，即便直接瞄的不是金融，最后的集中爆發點也一定是金融。

正如前面所言，金融既是美國最為強大的地方，也是美國最為脆弱的命門，所有作用在美國身上的壓力，不管是外來的還是內部產生的，都必然在最脆弱的地方爆發。

打蛇打七寸，千瘡百孔的金融就是美國的七寸，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權就是美國的七寸。

這一棍子如果打中了、打準了，中美博弈就很可能提前進入收官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