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最高等級的楚王墓，回答了“何以中國”的一個關鍵問題

九鼎八簋，氣度莊嚴；斑斕漆案，紋飾華麗；編鐘編磬，清音猶存……近日，“遇見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整個展覽如同一部可觸可感的立體史書，展示著2000多年前的楚國歷史與楚人智慧。

武王墩大墓（即武王墩一號墓）位于古楚都壽春城東郊、淮河南岸，即今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區三和鎮，是經科學發掘的迄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大型墓葬。該墓為研究戰國晚期楚國高等級陵墓制度、社會生活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系統性實物資料，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發掘現場（2024年4月15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黃博涵 攝

墓葬規劃：

對禮制文化的執著堅守

在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徐洼村的田野間，一座高達14米的覆斗狀封土靜靜矗立，形如天然山丘。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座“土丘”之下，竟隱藏著一座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的宏大陵園，相當于200多個標準足球場大小。

自2020年9月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聯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廈門大學、山東大學、淮南市博物館等單位，對陵園中部偏北區域的武王墩主墓展開考古發掘。歷時近5年，這座深埋于地下20米、整體呈“甲”字形的帶封土單墓道豎穴土坑木槨墓得以重現天日。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虎形青銅鐘虡。

令人驚嘆的是墓室中央的槨室。槨室采用長條形方木壘砌而成，總體呈“亞”字形，中間是安放墓主的棺室，東、西、南、北各有兩個分室，總共九室。這一國內首見、結構完整的“亞字形九室多重槨”，體現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尊貴。搭建槨室的1358根方木，用到了壘砌、平鋪、扣接、搭接等多種工藝，僅榫卯類型就有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多種，完美展現了楚國工匠的精湛技藝。

結合墓葬規模、器物組合、銅器銘文及文獻比對，考古工作者確認墓主為《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戰國晚期楚國國君考烈王——熊元。楚考烈王，公元前262年—前238年在位，隨著秦國的威脅不斷加劇，公元前241年，考烈王率眾“東徙壽春”，將楚國政治中心從江漢故地遷至淮河流域，在強秦壓境的危局中艱難維系。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升鼎。

墓中遺物的擺放嚴格遵循周禮禮制要求：東室是“楚王禮器庫”，集中放置用于宗廟祭祀的青銅禮器，如“九鼎八簋”等；南室為“楚王府庫”，以卜甲、車馬器、兵器、玉器、漆器為主；西室則等同于“楚王鹵簿庫”，多為車馬出行木俑、樂舞木俑等；北室相當于“楚王樂府”，專門貯藏成套的編鐘、編磬等金石類樂器和鼓、瑟、笙竽等漆木類樂器。誠如所見，楚國王室即便在國勢漸衰、疆土日削之際，仍通過對墓葬空間的嚴謹規劃，雖顯奢華，亦昭示其對禮制文化的執著堅守。

器以藏禮：

展現楚國王室的物質世界

武王墩大墓禮容器的組合與擺放，深刻體現了戰國晚期楚文化對周代器用制度的傳承與演化。其中，由9件束腰平底升鼎與8件方座簋構成的核心器物，確立了墓主的王級身份；7件臥牛鈕子母口蓋鼎及3件箍口鼎，獨具楚風特色；另有3件鑊鼎，體型龐大，用于烹煮祭祀犧牲。與之配套的還有簠、豆、敦等多件青銅食器，共同構成一套完整而獨具特色的禮器系統。這一方面昭示楚國王室對中原禮制的高度認同與主動融合，另一方面也在器物形制、紋飾與組合上注入楚文化特有的創新元素。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出土的銅器（拼版照片，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考古雜志社供圖）

尤為重要的是，鼎內鑒定出的動物遺存為理解當時的禮制實踐提供了直接證據。例如，考古工作者在鑊鼎內發現了牛、羊、豬3種犧牲遺存，這一組合正合《公羊傳·桓公八年》所載“太牢”之制，屬周代祭祀的最高規格。部分鼎內動物數量多達9只，進一步凸顯墓主身份之尊。除傳統的“三牲”之外，墓中還出現了狗、雉、雁屬等《周禮》中規定使用的犧牲，以及楚地特有的鹿類與魚類，反映了楚人在周代傳統禮制框架內融入本土特有物種資源的喪葬用牲特點。

武王墩大墓中出土的各類植物遺存，則為我們打開了窺見楚人飲食生活與資源利用的窗口。谷類包括數量眾多的水稻及少量粟、黍，均包裹于槲樹葉中隨葬。瓜類有葫蘆和甜瓜。果類則包含梅子、李子、棗和栗子。其中梅子常與動物遺存共同出土，推測或用作去腥提味的佐料，這一現象也佐證了文獻中楚國“以酸調味”的飲食傳統。香料類植物包含姜和花椒，既可能是調味之用，也可能用于防腐抑菌。這些動植物遺存的發現，為研究文獻記載的鼎實制度提供了實物印證，不僅立體展現了楚國的生業結構、飲食文化與喪葬觀念，也為重構戰國晚期楚國王室的日常生活圖景提供了珍貴的物質線索。

通過這些滿帶煙火氣息的器物與遺存，我們仿佛看到2000多年前楚考烈王及其王室成員的生活，也由此對中華文明連續不斷、兼容并蓄的發展歷程有了更為深切而具體的理解。

鼓瑟吹笙：

再現楚國的“竽瑟狂會”

《禮記·王制》有言：“天子食，日舉以樂。”意思是天子進食時需配以特定樂曲，以彰顯威儀與天地秩序。武王墩大墓出土的萬余件文物中，樂器類文物不僅數量眾多，而且種類齊全。其中，金石類樂器主要包括兩套14件編鈕鐘（其中一套僅存9件）和一套18件編磬，見證了楚考烈王東遷壽春后禮樂制度的延續。經過系統的科學測音研究，這些樂鐘被確認音列結構高度一致，且具有明顯的使用痕跡，說明它們不是擺設，而是真正用來演奏的“禮樂重器”。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兩套金石類樂器——青銅編鐘和石編磬。

墓中北Ⅰ室（離主槨室相對較遠）、北Ⅱ室（更靠近主槨室）所出編鈕鐘的虎形鐘架底座上分別刻有“外樂”“內樂”字樣，與槨蓋板上墨書的“樂府”與“中樂府”相對應。這種區分并非指向宗廟樂與宮廷樂等不同樂種性質，而應理解為宮城或居所空間上的內外之別。“樂府”“中樂府”這類銘文的出現，表明楚國已建立類似后世的宮廷音樂機構，刷新了我們對先秦音樂管理體系的認知。

相比金石樂器，武王墩大墓出土的絲竹管弦類樂器堪稱“陣容豪華”。其中出土的瑟達50余張，部分長度超過兩米，是目前我國所見最大的瑟。20多件笙竽類文物的發現，為破解笙、竽的區分問題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此外，亦伴隨出土至少5種鼓類，為研究鼓的形制和用途等提供了關鍵實物線索。這些絲竹管弦類樂器的發現，以實物印證了《楚辭》所載“竽瑟狂會”和《詩經》所載“鼓瑟吹笙”的盛大樂舞場面。同時也表明戰國到秦漢時期中國音樂文化正經歷一場靜默轉型——從服務于宗廟祭祀的“鐘磬和鳴”，走向宴飲娛樂的“鼓瑟吹笙”。

武王墩大墓中絲竹樂器的空前繁榮，可視為音樂功能從周代“祭祖敬神”的莊嚴儀典轉向“悅人自怡”的現實享樂這一歷史潮流的先聲。這一潮流由楚地發端，后因漢高祖“好楚聲”而融入漢代音樂體系，對后世影響深遠。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樂器類文物清晰揭示：戰國至秦漢時期從“禮崩樂壞”到“制度重建”的變遷，絕非一朝一夕的劇變，而是經歷了一個漸變發展的過程，在揚棄中煥發新生。楚國晚期禮樂制度不是機械刻板地堅守舊制，而是主動融入新的元素與實用需求，呈現出一種“守正創新”的轉型態勢。正是這種“變而不忘其本”的信念與智慧，使得中華禮樂文明能夠跨越王朝更迭，生生不息。

小小竹尺：

透露“天下歸一”的社會理想

武王墩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竹尺，尤為引人注目。竹尺長約69.4厘米，約合戰國晚期的三尺，顯示了戰國晚期一尺約為現今的23.1厘米。尺身刻度至今清晰可見，尤為珍貴。研究表明，該尺尺度與同時期秦國等列國基本一致，揭示出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各列國度量衡已呈現趨同態勢。

這件出土于楚地的竹尺，不僅是一件實用工具，更是戰國晚期各列國間交流互動的生動物證。在戰事頻發的背景下，列國間使者往來、商賈流通、工匠遷徙日益頻繁。度量衡的趨同，正是這種互動的結果——它或是出于頻繁貿易對公平尺度的共同需求，或是因人口流動促成了技術標準的無形統一，甚或是貴族和知識階層對“天下”秩序的某種共識在度量衡制度層面的投射。當時的知識階層如荀子、韓非等人已游歷多國，其著作中亦常見對統一制度的探討。如荀子提出的“法后王，統禮義，一制度”治道思想，正是這種時代思潮的理論反映。度量衡制度的趨同，既反映出頻繁經濟活動對標準化的客觀需求，也透露出知識階層“天下歸一”的社會理想。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鎏金鋪首銜環。

同時，武王墩大墓還出土了來自多地的代表性器物：既有三晉地區的立鳥蓋環絡紋銅圓壺和環耳瓦棱紋銅蓋豆，也有帶有秦國風格的漆耳杯，還有體現歐亞草原文化影響的動物紋銅飾牌等。這些來自不同地域、體現了不同文化特色的器物共處一墓，生動展現出戰國晚期江淮地區作為文化交流樞紐的重要地位。三晉禮器承載中原禮制傳統，秦國漆器反映西北工藝特色，草原飾牌則帶來游牧文化的生動氣息。它們的共存，不僅是物質流通的結果，更是文化交融的見證。

武王墩大墓以其形態各異的出土文物，生動印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各地域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通過頻繁的交流互動，不斷相互借鑒、彼此交融，為后來秦漢時期的政治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地下儀仗隊”：

走進楚王的精神世界

在武王墩大墓的出土文物中，一批龜甲的出現令人出乎意料。考古工作者從上千枚龜甲殘片中綴合出55件較為完整的卜甲，包括龜背甲和龜腹甲。楚人素來“信巫鬼、重淫祀”，卜甲是楚人溝通天地的占卜“神器”。但在卜占、筮占業已衰落的戰國末期，楚王墓葬中仍有如此數量眾多、鉆孔方正規范的卜甲存在，著實令人驚嘆。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卜甲。

與殷墟甲骨不同，武王墩卜甲上沒有刻辭，僅在少量腹甲上書寫“長霝”二字。研究者曾在其他楚墓中發現過記載占卜用具名稱為“長霝”的竹簡，例如包山楚簡、天星觀楚簡等，但一直沒有發現實物。武王墩卜甲的發現，首次確認了“長霝”是一種占卜所用的龜甲，實現了考古實物與出土文獻之間的互證，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楚國占卜制度的研究空白。

尤為引人矚目的是，除占卜龜甲外，楚王的“地下儀仗隊”同樣為我們打開了窺探其精神世界的窗口。與秦始皇陵兵馬俑不同，武王墩大墓所出皆為木俑，而非陶俑。木俑首、身均用整木雕成，部分殘存彩繪。280余件木俑均出土于西室，為迄今國內墓葬中發現木俑數量之最。

▲武王墩大墓出土的木俑。

西室內部又分Ⅰ室與Ⅱ室，兩室的木俑在種類與功能上均存在明顯差異。其中，靠近墓主人的西Ⅱ室以女性歌舞俑和樂伎俑為主，體態纖長，眉目生動，身著深衣，姿態翩躚，并伴有笙、瑟等樂器出土，似在為墓主人延續生前的宴樂之歡。而位置更靠外的西Ⅰ室，則以儀仗俑為主。這些俑多佩劍而立，部分呈乘馬姿態，儼然一副出行護衛的陣列。從內室的輕歌曼舞到外室的肅穆莊嚴，楚王為自己安排了一支井然有序的“地下儀仗隊”。它們雖不同于秦俑那般嚴整，卻同樣擔負著守衛、服侍墓主人的使命，靜靜守護著這場永恒儀式。

楚人“以俑代人”的殉葬方式，既延續了“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也體現出對生命的尊重，其影響更綿延至秦代之后的西漢楚地。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與湖北荊州江陵鳳凰山漢墓中，都可見到與武王墩木俑一脈相承的俑群。江陵鳳凰山五大夫墓出土的墨繪木片俑，皆身著曲裾深衣，體態修長，腰部纖細，與武王墩木俑不同之處在于其五官、衣冠皆為墨繪，而非雕刻而成。而長沙馬王堆一號和三號漢墓共出土有各類木俑260余件，是目前我國西漢時期出土木俑最為豐富的墓葬，同時也是漢代木俑藝術的最高水平代表。由此可見，動蕩變遷從未割斷中華文明的延續，反而激發出中華文化基因中兼容并蓄、與時偕行的生命力。無論時代如何更迭，這種植根深厚、求新求變的智慧，始終推動中華文明如長河般奔流向前。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見證，武王墩大墓遠非單純的墓葬遺存，而是一座凝結戰國晚期楚國歷史記憶、制度思想與社會生活的文化寶庫。墓葬以其豐富的出土文物與清晰的禮制結構，為我們理解“何以中國”這一宏大歷史命題，提供了堅實而鮮活的考古實證。

　（圖片由張聞捷提供）

（作者張聞捷系武王墩一號墓考古發掘組一組組長、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徐晶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博士研究生）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吳艷

制作 | 胡曉蝶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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