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從政為何阻礙重重？高市打破歷史拜相，只有兩名女性入閣

日本國會周二（10月21日）下午舉行首相指名選舉，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首輪投票贏得過半支持順利當選，成為這個東亞國家史上首位女性首相。盡管她打破長久以來男性主導的政壇玻璃天花板，也為日本的性別平等形象帶來突破，但外界普遍認為這不會使日本女性的處境發生太大改變。

熟悉高市早苗的人都知道，其一直以右翼保守立場著稱。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等其他保守派女性政客一樣，這位日本女首相也支持一些被批評人士認為侵犯了女性權利的政策。她反對修改一項長期以來要求已婚夫婦共享姓氏的法律，并支持維護日本皇室男性血統的努力。根據先前民調統計，當被問及“適合擔任下任自民黨總裁的人選”時，男性對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為38%，比女性支持率高出10個百分點。

高市9月宣布參選自民黨總裁時曾放言，在內閣和自民黨領導班子的構成上，會組建一個即使與北歐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的女性眾多的團隊，并談及推動女性參政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任相當晚公布的的19人內閣名單中，最終只有兩名女性入閣，分別是擔任財務相的片山皋月，以及任經濟安全保障擔當相的小野田紀美，女性占比僅10%。

而這兩人都是高市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推薦人，有觀點認為這屬于論功行賞。現年66歲的片山皋月有著一頭標志性的卷發，她曾是原安倍派成員，在財務省工作超過20年，歷任主計官等重要職務，全力支持高市提出的“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而42歲的小野田紀美是日美混血，她于2016年首次當選參議員，歷任法務、防衛政務官等。

事實上，日本國會自民黨女性議員數量較少。在眾議院196個席位中，女性只有19人，其中當選5次以上、具備入閣資歷的約12人。而在參議院方面，101名自民黨議員中女性只有19人，當選3次以上的僅8人。

迄今為止，日本國會性別比例依舊失衡。據日本官方統計，截至去年11月，女性在眾議員中所占比例為15.7%；截至今年3月，女性在參議員中所占比例為25.4%。日本在1945年12月頒布了修訂后的眾議院選舉法（現公職選舉法），女性首次獲得了選舉權和公職競選權。

日本長期在賦予女性政治權力方面落后于其他民主國家。根據總部設在瑞士的國際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的數據，截至上個月，日本在國會下議院（眾議院）的女性席位比例約為16%，在183個國家中排名第141位。

另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5年6月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在148個國家中排在第118位，是七國集團（G7）中最低的一位，而且只有其排在了百名之外。而在政治領域的國會議員及內閣成員男女比例，整體排名從上一年的第113位下滑至第125名。

那么，為什么日本女性政治參與進展緩慢？日本政壇早已形成了男性主導格局，各大政黨內部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根深蒂固，導致女性候選人很難獲得提名。而日本選民對政客依然存在性別刻板印象，如幾年前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當被問及“為何女性議員人數較少”時，有57%的受訪者認為“政治是男人的事”。

而競選成本和性別收入差距也成為女性競選公職的障礙。在日本參加政治選舉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根據不同選舉類型需要交不少金額的保證金，眾議院單席選區為300萬日元（約合14萬人民幣），縣議會為60萬日元（約合2.8萬人民幣），町村議會為15萬日元（約合7000人民幣），并且在一定條件下保證金將不予退回。

相比男性而言，日本女性選舉成功率也較低。例如，在2021年眾議院選舉中，186名女性候選人中有45人當選，勝選率為24%。相比之下，865名男性候選人中有420人當選，成功率為49%。這也反映出，民眾對“政治是男人的”舊價值觀仍為普遍意識。

除此之外，日本女性競選公職時也難以獲得身邊人的支持，其丈夫很難從工作中抽出時間幫忙競選。而日本女性從政也更容易受到騷擾，根據日本官方2020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女性地方議員約60%左右受到不同程度的受過某種形式的騷擾。

為了提高女性的政治參與度，日本政府也在著手改變女性從政的困境。2018年日本頒布《候選人性別平等法》，旨在增加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數量，以反映公眾的多樣化需求。這部法律敦促各政黨在國家和地方議會選舉中盡可能平衡男女候選人的數量，但這一內容僅限于一種義務，并且沒有設置任何處罰措施。日本2021年6月又對這部進行了修訂，要求各大政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防止性騷擾和對孕產婦的騷擾等阻礙婦女參政的因素。

總體而言，日本政壇長期由男性主導，女性政治人物難以躍升至最高權力核心，當高市早苗當選為日本首位女首相時，被外界形容為是突破玻璃天花板的歷史時刻。但她所展現的不是進步派女性政治家的面貌，進一步撼動男性主導政壇格局的意愿較弱，而她本人在復雜政治格局下能在這個位置上堅持多久也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