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到底是從什么時候以來

第三十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30）正在巴西亞馬孫雨林最大的城市貝倫（Belém）舉行。為了表示對COP30的重視，會議期間，巴西將貝倫設為了臨時首都。和巴黎協定之后的歷次COP一樣，會議的主題就是如何把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之前高1.5℃以內。正好，昨天，就在會議舉行期間，聯合國的另一個機構-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了年度《全球氣候狀況最新通報》，報告里火辣辣地指出，今年，很可能成為自有氣象記錄以來的第二或第三熱的一年。 這句話已經熟悉得像一個“大哥大嫂過年好”，因為2015年到2025年，這11年，是有氣象觀測數據以來最熱的11年，過去這3年，又包攬冠亞季軍。

1.5℃，是2015年聯合國巴黎協定設定的紅線，你猜怎么著，今年1-8月份，全球近地表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高了1.42℃±0.12℃。

紅溫了。熱麻了。

先冷靜一下，你可曾考慮過一個問題，“有氣象記錄以來”是從哪個自古以來？

從176年前開始。1849年，發生了什么事？

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能夠“記錄全世界正在變熱”？這不是一個自然存在的記錄，而是人類在歷史某個時間點才具備的能力——一種能夠把天空變成數據，把風和云的變化連接成遠距離信息的能力。

在此之前，天氣是貼近身體的事。我們會用眼睛、皮膚、腳下的泥土和空氣的濕度判斷天氣。“東虹轟隆西虹雨，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

這樣的判斷很可靠，因為生活半徑不大，天氣對生活的影響也主要發生在可見范圍之內。一個地方的人觀察這個地方的天，這樣的世界觀與人的地理范圍是對應的。

真正改變人類天氣視角的，不是天空本身的變化，而是人類移動能力和信息交流能力的暴漲。

第一次工業革命讓鐵路跨越丘陵與平原，讓蒸汽船跨越海峽與洋流，讓報紙與信件跨越省份，讓貨物與糧食不再只在本地循環。世界第一次變得可以“同時知道遠方正在發生什么”。而電報的發明，是這場變革真正的決定性節點——它把“遠方”變成了“現在”。

就在這一切發生的風眼中，是一個也許你從未聽說過的名字：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 1797-1878）。

要說這位亨利也是享有用名字命名國際標準單位的，不過亨利（H）是電感的單位，電感？絕大多數朋友可能只是覺得耳熟罷了。

他出生于紐約的貧困蘇格蘭移民家庭，父親威廉·亨利在他幼年就死了，約瑟夫跟奶奶相依為命。長大一點先是在雜貨鋪打下手，13歲上當了鐘表匠學徒。后來給戲班子打雜搞舞臺裝置的時候愛上了戲劇，差點入了梨園。16歲時一本書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就是這本1808年出版的小冊子-《實驗演習錄》。他自學，成材。22歲被家鄉的奧爾巴尼學院免學費錄取，但是貧困的約瑟夫依然需要給別人當家教來養活自己。27歲，他被任命為公路勘探工程師，參與修建紐約哈德孫河到伊利湖的州級公路。29歲被母校奧爾巴尼學院返聘，成為數理系教授。在這個崗位上，他進行了大量的電磁學研究。比如約瑟夫·亨利是第一個把帶絕緣皮的導線密繞在鐵芯上制作電磁鐵的人。在他之前，所有電磁體上繞的都是裸線。

在這些電磁學實驗中，約瑟夫·亨利發現了電感效應，發明了電門鈴，促成了電報和電話的發明。

但是，他不是那個以一己之力挑破未知黑幕的孤膽英雄。他的名字總是跟其他科學史上響亮的人物黏著在一起。比如亞歷山大·貝爾。

歷史也正因此真正記住他，就因為他的這種黏性：組織許多人一起理解世界。

1846 年，亨利成為史密森尼學會的首任秘書。秘書，翻譯成會長也沒問題。史密森尼學會（Smithonian）又是另外一個時代產物和時代象征。它發端自1816年成立的“哥倫比亞藝術與科學促進會”，是當時包括幾任總統在內的一眾公眾人物，出于“向公眾宣介有用知識的重要性”而成立。早期運營費用由每位成員每年5美元的會費來承擔。他們在每年國會召集期間每周開一次科學講座，主題多半是天文學或者數學。除此之外，他們還找地方開始收藏各種動植物古生物標本和文物。這些活動不咸不淡的持續了二十多年，1835年，一個英國年輕人在意大利的死亡給一切帶來了轉機。這個人死的時候只有27歲，膝下無子嗣。按照他叔叔詹姆斯·史密森的遺囑，這位我們可以忽略姓名的英國公子哥繼承自他叔的遺產，必須捐給美國，用于成立一個科學促進組織。

這其實很奇怪了，英國某位男爵的私生子詹姆斯·史密森，礦物學家詹姆斯·史密森（1765-1829），其實一輩子也沒去過美國。

遺囑還是被執行了，在美國第七任總統，同時也是哥倫比亞藝術與科學促進會創始成員之一的安德魯·杰克遜親自過問下，1838年，史密森的遺產-104960枚英國主權金幣，被裝在11個板條箱里運到美國。這筆錢大約相當于今天的2-3億美元。

又經過8年的挪用追討扯皮之后，1846年8月10日，史密森尼學會成立，總部坐落于當時華盛頓郊區，是一座紅磚城堡式建筑。今天，那里是美國文化的中心，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一頭是華盛頓紀念碑，另一頭是林肯紀念堂。

好人緣的約瑟夫·亨利，當選為第一屆史密森尼學會秘書。上任之后亨利馬上干了一件大事，他沒有選擇從少數科學家開始，而是寫信。他寫了大量的信，寫給鄉鎮郵差、學校老師、鐵路站長、邊境堡壘的士兵、農場主，邀請他們每天在同一時間記錄：溫度、氣壓、風向云形、降水情況。

他寄出儀器，寄出標準記錄表，教授記錄方法，教他們如何安裝百葉箱避免陽光直射。最初，這些記錄通過郵政系統寄回華盛頓，周期可能是幾周或十幾天。后來，電報線像神經系統一樣伸展到美國大陸各地，作為電報的發明人之一，亨利立刻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消息傳遞工具”，它本質上是一條能讓許多人在同一時刻參與同一系統的通道。數據開始以分鐘為尺度返回。

1849 年，美國第一張天氣圖公開掛在史密森尼大廳。那張地圖不是科學家的內部圖紙，而是面向公眾的共享視圖——人們第一次看到風暴、晴天、寒潮不是“我的天氣”，而是“我們的天氣”。
天氣第一次成為一個可以被同時觀看、共同理解、共同預測的公共對象。

1924年美國農業部長（左）和美國氣象局長（右）站在一張天氣圖前。

這是現代氣象的真正起點。

而就在同一時間，在海洋另一端的中國，歷史也正在發生轉折。

19 世紀中期，中國仍處在一種“天人相感”的天氣觀傳統中。天氣的意義被嵌入農時節律、詩意感知與天象占候中，“候風望云”是一種與土地與氣候親密相知的生活方式。可是，當蒸汽船的黑煙出現在渤海灣，當火炮敲碎閉關的大門，中國不僅被迫面對世界，更第一次被迫面對“大尺度的天空”。

傳教士和海關體系進入中國后，帶來了望遠鏡、經緯儀、標準化的溫度計和雨量規。

1872 年，由法國耶穌會士組織的 徐家匯觀象臺 在上海建立，這座觀象臺并不是獨立運作的，它直接接入了歐洲的海上天氣通報體系，為航運和港口提供風暴預警。與此同時，中國海關系統在沿海口岸設立了氣象站網，將沿海風速、洋流、潮位和暴潮信息納入定期報告。

徐家匯觀象臺舊址，現在是上海氣象博物館
中國的近代氣象體系，是在“全球網絡壓向中國”這一歷史時刻中誕生的。

它不是從農諺到科學自主演進的線性發展，而是從“地平線內天氣觀”到“被迫進入全球大氣環流系統”的歷史跳躍。

換言之，中國從那一刻起，不再只是“看自己頭頂的天”，而必須開始理解“從印度洋吹來的風，從西伯利亞席卷的寒潮，從太平洋卷起的臺風”。氣象觀念的空間尺度，被歷史撕開。

徐家匯觀象臺下屬的陸家浜天文臺臺長法國人馬德賚（J.deMoidrey）編寫的中國第一本氣象學教材《氣學通銓》里的插圖

而正是這一被迫擴大的氣象視野，使現代中國的氣象體系后來能夠快速地與全球衛星、雷達、超級計算模式相接軌。今天，無論是西南地區的季風研究、臺風路徑預測，還是對青藏高原作為“亞洲水塔”與“地球第三極”的大氣動力學研究，中國已經不再是天氣觀測網絡上的被動節點，而是全球氣候科學的重要參與者之一。

工業革命不僅帶來了氣象學。

鐵路、蒸汽船、迫使中國開港的火炮、工廠的煙囪，這些推動全球連通的力量，也開始不斷向天空釋放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人類第一次能夠觀察大尺度天氣的同時，也第一次以同樣的尺度影響了天氣。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氣候危機。

今年在巴西舉行的第三十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美國首次缺席，這不僅是外交事件，更像是歷史寫下的一個沉默句號：
全球化正在退潮，供應鏈正在封閉，國家邊界正在再次變厚。

然而氣候不會因為邊界而停下，洋流不會因為簽證而改變方向，季風不會因為關稅而不再吹來。

正如一百七十多年前，任何一個氣象觀測者都無法憑借自己的眼睛了解整個大陸的天氣；今天，任何一個國家也無法憑借自己的力量抵御全球變暖。這并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愿不愿意彼此協作的問題。

當亨利在十九世紀寫下那些信時，他相信人類可以通過共享數據和共同觀測理解天空；當徐家匯觀象臺升起風暴信號旗時，中國第一次意識到風從海上來；當世界氣象組織宣布今年可能再創高溫記錄時，這已不僅是一個數字，而是對全人類提出的問題：

我們是否還能像當年那樣，再一次把世界連成一張網？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依然可能改變未來。
如果答案是不愿意，那么未來的風雨，就將不再是“天氣”，而是我們共同制造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