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

1933年2月5日，夜里。

故宮博物院第一批2118箱文物自太和門搬出，經(jīng)過午門，直向北平前門火車站而去。

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身披斗篷，坐鎮(zhèn)太和殿指揮文物裝運。

為保證文物安全運抵南方，當天白天，易培基與張學(xué)良在西山碧云寺旁邊的一所小別墅里，商談了一整天，最后才敲定文物轉(zhuǎn)移的詳細方案。

盡管故宮至天安門、前門的大街上，全部實行戒嚴，可消息還是走漏了。

火車站被抗議的學(xué)生團團圍住，一些激進者甚至臥在鐵軌上，阻止火車開動。

對峙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士兵已經(jīng)拉動了槍栓。

關(guān)鍵時刻，張學(xué)良趕到現(xiàn)場，以人格擔(dān)保表示，戰(zhàn)爭一旦結(jié)束，就將這些國寶運回北平。

抗議的人群這才漸漸平靜下來。

于是，裝箱的文物依次裝上火車，開往南京。

就這樣，故宮國寶從此暌別帝王居所，開始艱辛坎坷的旅程。

而主導(dǎo)國寶南遷的易培基，馬上也將迎來生命中最大的冤案，至死不能瞑目。這正應(yīng)了那句俗話：“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亂世中，那些實際做事的人，為民族國家長遠著想的人，往往得不到理解，也往往得不到善終！悲乎！

▲1933年2月，第一批故宮國寶在紫禁城裝箱上車，準備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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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看來，易培基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推動故宮文物南遷是先知先覺，功德無量。但在當時，他的決定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彈。

反對國寶南遷的聲音很大，大到易培基心里早有南遷的想法，卻一直不敢說出來。

九一八事變后，他與時任北平市工務(wù)局局長汪申等人商議，以修建故宮庫房為名，開始集中對文物進行精選裝箱，但不敢對外明說南遷。

南遷這么大的事，易培基自己也不敢拍板。他給國民政府行政院拍了急電，說北平故宮寶藏關(guān)系全國文化，現(xiàn)在戰(zhàn)爭隨時燒到北平，如何保護這些國寶，政府要趕緊定個決策。

情勢危急，容不得他等待文來文往。特別是1933年一開年，日軍就攻陷了山海關(guān)，使得故宮文物的去留更加緊迫。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最終決定：選擇院藏文物精品，南遷！

消息傳出，輿論嘩然。

不僅普通市民反對故宮文物南遷，認為這是“亡國滅種之舉”，就連魯迅、胡適、徐志摩等文化界名流，也持反對態(tài)度。

魯迅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對故宮文物南遷深表質(zhì)疑：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yīng)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xiàn)存的古物還要古。……為什么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并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魯迅文風(fēng)的尖刻犀利和影響力，都是可以預(yù)見的。

然而，還有更讓易培基等南遷派頭疼的問題，就是故宮博物院內(nèi)部，對是否南遷也產(chǎn)生了極大的分歧。

時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馬衡，是南遷的積極擁護者。但他的兒子馬彥祥，很不給老爹面子，化名在天津的報紙上發(fā)表了數(shù)篇反對故宮文物南遷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

因古物之值錢，結(jié)果弄得全國上下，人心惶惶，束手無策，這種現(xiàn)象，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要抵抗么？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

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的反對方式更加激烈。他發(fā)起了“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xié)會”，在故宮太和門集會，宣誓“誓與國寶共存亡”，甚至還給支持和參與南遷工作的人員寄恐嚇信，聲稱會以適當?shù)奈淞碜柚构蕦m文物南遷。

易培基、馬衡等南遷派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長沙人，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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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原定1933年1月31日南運，但當天受到阻撓。

沒辦法，推遲到了2月5日夜里才成行。

在此之前，易培基給支持南遷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發(fā)了密電，請求用強硬的措施控制周肇祥。

宋子文于是指示北平市市長周大文，派法警將周肇祥進行秘密逮捕，直到故宮文物專列平安出京10天后，才將周肇祥釋放。

如此，易培基的一樁心病才消除。

歷史也終將證明，易培基的決定是正確的。

故土淪陷，還能收復(fù)，但文物一旦遭到破壞或劫掠，則萬劫不復(fù)。

盡管當時社會大多數(shù)人仍把文物等同于值錢的古董，但是，易培基始終清醒地意識到，這些文物不是古董，而是國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它們的價值不能用金錢來衡量。

其實，在此之前，易培基已經(jīng)兩次充當了挽救故宮國寶命運的角色。

因為，有人想把故宮文物賣了。還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有相當?shù)纳鐣A(chǔ)。

第一次是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接管故宮后，國府委員經(jīng)亨頤提議廢除故宮博物院，把故宮一切物品拍賣或移置，理由是故宮文物屬于“逆產(chǎn)”。

第二次則在此次故宮文物準備南遷的過程中，北平政務(wù)委員會于1932年8月通過了關(guān)于故宮的三項決議，其中第一項即為“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

易培基兩次終止了故宮及其文物的滅頂之災(zāi)，他的堅持，最終一點點改變了社會對于文物的整體認識。

寫到這里，艾公子想起一位粉絲留言。他說：“一個連自己的歷史都不尊重不保護的民族，動不動就要砸要毀掉自己文化的民族，有何自信可言？有何希望可言？”

這也是當年易培基極力向全國解釋的一個道理。

▲1933年后，故宮國寶陸續(xù)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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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國寶開始分批南遷后，易培基迎來了個人命運的大轉(zhuǎn)折。

1933年2月7日，就在首批文物南下的兩天后，他被國民政府兩名監(jiān)察委員提起彈劾，罪名是非法處理故宮金器，并從中舞弊牟利。

輿論再次嘩然。

易培基本人也很吃驚，料到自己肯定得罪人，才遭遇構(gòu)陷。

不管如何，國寶南遷大業(yè)還在進行中，他的當務(wù)之急是自證清白，然后才可以繼續(xù)主持南遷之事。

他向國民政府解釋，分批處理的故宮金器都是沒有文物價值的金砂等，所得的款項均用于故宮的日常運維支出，而且，這事根本不是他一個人能決定的，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集體做出的決定。

這一解釋，彈劾案就不了了之。

不料，幾個月后，南京地方法院對易培基提起公訴，罪名是違法舞弊。

這下子，易培基坐不住了。

此時一萬多箱南遷文物躺在上海法租界，相對安全，易培基提出辭職，當年10月份卸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卸任后，他以平民身份提出反訴，并在上海當起寓公，一門心思應(yīng)付官司。

然而，故宮的攤子必須有人接手呀。

馬衡是呼聲最高的繼任者，但他堅辭不就，因為他知道所謂易培基“盜寶案”幕后的水很深。

在蔣介石的直接過問下，馬衡最終才接任院長之職，時間在1934年1月下旬。他的條件是，不摻和“盜寶案”。

繼易培基之后，馬衡成了故宮南遷文物的“守護神”。

▲馬衡，著名金石考古學(xué)家，我國文博事業(yè)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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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操縱“盜寶案”的幕后勢力，并未打算放過易培基。

江寧地方法院在1934年10月對易培基提起公訴，指控他調(diào)換珠寶，據(jù)為己有。他在北平、南京等地的住所都被查封，財產(chǎn)也全部充公。

法院還請來書畫家黃賓虹，鑒定故宮文物真?zhèn)巍Ｗ罱K將認定的贗品、偽作封存起來，共計62箱。

法院據(jù)此認為，清宮古物中不應(yīng)有贗品，因而贗品和偽作必是故宮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偽易真。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易培基百口莫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yīng)。

但稍有文物常識的人都知道，法院給易培基的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清宮藏品中本來就魚龍混雜，不乏贗品和偽作，乾隆都經(jīng)常看走眼，把偽作當真品收藏了。現(xiàn)在沒有易培基盜賣文物的直接證據(jù)，僅憑故宮文物中存在贗品偽作就認定是易培基搞的鬼，這邏輯確定沒毛病？

馬衡原本說了不摻和所謂“盜寶案”，但他看到黃賓虹的鑒定結(jié)果以及法院的認定依據(jù)后，還是出來寫了文章，從學(xué)理上指出黃賓虹的鑒定很粗糙，沒有權(quán)威性，法院的判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是，水太深了。黑幕總是可以吞噬一切合理的質(zhì)疑，而讓一切不合理的結(jié)論公然盛行。

1937年9月，江寧地方法院再次對易培基提起公訴。而缺席審判的易培基，已經(jīng)含冤病逝，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緊接著，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動亂年代，人命如螻蟻，一個人的罪名或清白就更加沒有人在乎。這個案子于是不了了之。

只有易培基自己，在乎自己的羽毛。臨終前，他請吳稚暉幫他轉(zhuǎn)交一份呈文，說個人被誣事小，但關(guān)乎國內(nèi)外觀聽事大。他希望他的冤案有朝一日能夠昭雪，這樣才能死而瞑目。

▲國民政府關(guān)于易培基案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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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易培基生前魂牽夢縈的故宮文物，在馬衡的主持下，又開始了新的征程。

抗戰(zhàn)期間，這批文物一路西遷，藏身川貴大后方。期間，多次險遭滅頂之災(zāi)，最終卻都有驚無險：

9000余箱文物由重慶運往樂山，暫時寄存宜賓沿江碼頭時，上游樂山及下游瀘縣都受到敵人狂轟濫炸，獨有處于中間地帶的宜賓幸免；

長沙湖南大學(xué)圖書館，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個月即被炸毀；

重慶的幾個倉庫，在文物搬出不到1個月，空房也被炸掉……

這一切，都沒辦法解釋，大家只能歸功于“古物有靈，炸不到，摔不碎”。連馬衡都說，這類奇跡，都是國家的福命。

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這批歷經(jīng)千難萬險，差點毀掉一百遍的文物，竟然安然運返首都南京。

整個抗戰(zhàn)期間，日本侵略者破壞和劫掠了相當多的中國文物，有關(guān)統(tǒng)計稱總數(shù)以千萬計。相較之下，故宮文物的損失幾乎微乎其微，堪稱奇跡。

這個奇跡，離不開每一個支持故宮文物南遷西運的官員，離不開沿途一路護送的軍隊，離不開寄存地負責(zé)文物保管維護的學(xué)者，更離不開故宮博物院的兩任院長——易培基和馬衡。

日軍當年占領(lǐng)南京后，朝天宮庫房還有少量來不及搶運的文物。這些文物最后都被日軍接管了，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時期的西洋貢品和清宮玉牌、內(nèi)務(wù)府檔案等南遷文物。

貪婪的侵略者甚至將朝天宮正殿屋脊兩端上的建筑構(gòu)件鴟吻拆下，運回了日本。

不難想象，如果當初故宮文物不采取南遷措施，現(xiàn)在，它們將大部分躺在日本的博物館里。

想到這里，我們更應(yīng)該感謝最早力促文物南遷的易培基。

▲1937年，故宮南遷國寶躲避戰(zhàn)火，途經(jīng)川陜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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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尾聲需要在這里交代一下，都發(fā)生在1948年。

一個尾聲關(guān)于易培基“盜寶案”。

1948年1月，最高法院發(fā)出了“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公告，算是含蓄地為易培基證明了清譽。

之所以在這時出公告，是因為1947年冬，一手制造此案的國民黨元老張繼去世了。

盡管此案迄今撲朔迷離，但學(xué)術(shù)界公認，張繼及其妻崔振華因為與易培基等人的私人恩怨，仗著國民政府高層的人脈，利用公權(quán)力，蓄意導(dǎo)演了這場鬧劇。而易培基成了冤案的犧牲者。

隨著冤案制造者離世，平反機制才得到了有效啟動。

另一個尾聲關(guān)于故宮南遷文物的去向。

1948年底開始，蔣介石在即將撤離大陸之前，授意將在南京的故宮南遷文物精華2972箱運往臺灣。之后以這批去臺文物為主，成立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正如當初反對故宮文物南遷的人所言，文物一出故宮，要再回來就很難很難了。

然而，不管這些文物分散在幾個地方，它們現(xiàn)在終究還是中國的文物。

但如果當時不南遷，這些國寶還會不會留在中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