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西夏：見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明基因（上）

西夏陵博物館展出的西夏文灰砂巖殘碑。

　　位于寧夏銀川的西夏陵1號陵與2號陵。

　　公元11世紀至13世紀，在廣袤的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黨項人曾建立了一個與宋、遼、金并立的王朝——西夏。然而，因未單列正史、遺存損毀、文字阻隔等原因，這個神秘王朝，幾近淪為史冊夾頁間的零星注腳。
　　文字記載會缺失，文明卻不會湮滅。20世紀初以來，隨著黑水城中的文獻重見天日，賀蘭山下的陵墓漸被發掘，河西走廊的石窟得以解讀……西夏這個多民族政權的面貌日益清晰。

西夏的建立結束分裂與動亂

　　2025年，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既見證了中國考古學界的百年求索、文化遺產保護的斐然成就，也進一步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西夏文化遺產，如同一幅鐫刻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碼的基因圖譜。通過考古“測序”與歷史“解碼”，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建構過程，在西夏的時空坐標下，愈加明晰。 陜西省榆林市靖邊縣，無定河北岸，大夏國都城統萬城在荒草流沙間巍然屹立，即使歷經1600多年風雨侵蝕，也未能徹底摧毀高大堅固的白色城墻。這是匈奴民族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留下的唯一都城，亦是西夏王朝肇興之地。
　　隨著匈奴覆滅，統萬城改稱夏州城。公元881年，因平定黃巢起義有功，黨項民族首領拓跋思恭被唐僖宗封為夏州節度使，賜號定難軍，夏州城成為其核心治所；公元997年，宋真宗即位后，為安撫李繼遷，授其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奠定了西夏政權的政治基礎。
　　看到了自身實力、渴望在更大范圍內建立政權的拓跋部，隨后開啟“西遷”之路。李繼遷、李德明、李元昊祖孫三代接力，將統治中心先后從夏州搬遷到銀川平原的靈州、興州。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國，升興州為興慶府，定都于此。
　　興慶府，即今寧夏銀川。滔滔黃河奔流不息，造就農耕之利，支撐王朝經濟；又背靠賀蘭山天險，扼東西交通要道，易守難攻。宋、遼等都試圖攻克此地，結果都鎩羽而歸。
　　“興慶府穩固了西夏的統治基礎。它不僅具有和靈州相同的經濟基礎，更具有靈州所沒有的山河形勝，如果把軍事防御和糧食供給兩方面結合起來考慮，西夏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興慶府。”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院長、西夏學研究院院長杜建錄說。
　　行走于銀川大街小巷，昔日都城的亭臺樓閣，大都灰飛煙滅，地基深埋。然而，熙攘鬧市間，承天寺塔依舊聳立，磚木結構里，藏著沒藏太后為幼子祈福的王朝往事；城北鄉村的宏佛塔，出土大量西夏彩繪泥塑佛像、絹質彩畫及西夏文雕版，彰顯西夏漢藏融合的佛教文化；城市建筑工地間，曾發現來自五湖四海的瓷器殘片，訴說著此地昔日繁榮活躍的商貿往來……
　　史書記載，西夏通過一系列軍事擴張，最終形成“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的疆域格局，奠定了其先后與宋遼、宋金三足鼎立的基礎。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李華瑞等專家指出，從唐末、五代到宋初，這片西北大地始終是群雄逐鹿的戰場，瓜沙歸義軍、甘州回鶻、吐蕃部落、契丹勢力與黨項各部相互攻伐，百姓流離失所，土地荒蕪凋敝。西夏的建立，終于結束了分裂與動亂，帶來久盼的和平與穩定。
出土典籍展現西夏融合智慧
　　馬年春節期間，西夏陵格外熱鬧：身著民族服飾的“商賈”沿街叫賣，“麻魁”女兵英姿颯爽，壁畫中的“飛天”仙女翩躚起舞……申遺成功的品牌效應疊加“博物館里過大年”的深度體驗，讓這個昔日的王朝陵園春節假期游客數量、旅游收入均創歷史紀錄。
　　在王朝治理上，深受唐宋文化熏陶的李元昊深知，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權制度是鞏固統治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他效仿唐宋建立西夏官制，《宋史·夏國傳》就記載西夏設官立制“多與宋同”。而在西夏陵，埋葬著王室宗親、貴戚重臣的271座陪葬墓，也以其占地規模、形制差異及分布關系，反映出西夏等級分明的官僚制度，與中原封建王朝高度相似。
　　西夏官員“分文武班”，設中書、樞密、三司、御史臺等機構，分管政事、軍事、財政和監察等工作，名稱和職能與中原大體相同；地方上既設州府，又置十二監軍司。
　　值得一提的是，黨項、吐蕃、回鶻、漢等民族賢達人士均可在朝為官，并推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文獻顯示，西夏歷任統治者均大力招攬漢族人才，為其擘畫治國方略，李元昊時期的張元、吳昊就是典型代表。西夏陵出土的具有典型宋人長相的石雕文臣頭像，更是有力的實物佐證。
　　“西夏對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都很熟悉。歷代都有了解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漢族高官，他們是西夏借鑒中原王朝先進文化的‘中介’。”西夏學學者史金波說。
　　官制理政，法典安民。西夏境內，除黨項族外，風俗各異的吐蕃、回鶻、漢、契丹等多個民族并存。西夏立國前，黨項社會“無法令”。立國后，法律建設急速推進，史稱李元昊“案上置法律”，足見其十分重視完善政法制度、規范統治秩序。
　　《貞觀玉鏡將》《亥年新法》《法則》……在西夏出臺的種種法典中，第五代統治者仁宗李仁孝頒布的《天盛改舊定新律令》（簡稱《天盛律令》），無疑最引人矚目。
　　距離銀川西北約800公里的內蒙古額濟納旗，有一座被風沙掩埋的神秘城池——黑水城。這是西夏軍事要塞、“黑水鎮燕軍司”駐所，也是20世紀外國探險家為之狂熱的“藏寶之地”。1909年6月，俄國人科茲洛夫率隊來此，鑿開黑水城西北角黃沙掩埋下的佛塔，盜掘出堆積如山的各類書籍、檔案、藝術品，四壁的彩繪佛像、唐卡，以及一副靠墻打坐的人骨。9天內，他們用駱駝運走40箱近萬件文物。
　　《天盛律令》正是在這次重大發現中現世的。其原書共20卷150門1400多條，涉及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和軍事法，是我國歷史上首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
　　通過對比研究，杜建錄等學者發現，無論是立法思想還是法律條文，西夏法典都高度借鑒唐宋法典。“比如‘十惡’、‘八議’，幾乎跟中原王朝的法典一模一樣，都強調統治者地位至高無上。”對親屬、婚姻、倫常等日常生活中的禮教關系，《天盛律令》規定的詳盡程度，“與唐宋法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天盛律令》是中原法典在少數民族地區“移植”成功的典型案例。這是因為，在吸收唐宋法律精神和框架的同時，其保留了黨項等民族自身的習慣法等元素，展現了西夏“以漢制為體，以蕃俗為用”的融合智慧。
　　比如，中原王朝通常以銅贖刑，而西夏因礦產資源不足和游牧習俗，允許以馬等牲畜抵償刑罰或債務；西夏寡婦再嫁雖需夫家或本家同意，但對其財產權（如妝奩、再嫁所得聘財）有一定保護，較唐宋法典更為寬松，順應了西夏女性地位較高的現實。
　　回溯西夏王朝近200年歷程，其制度構建始終貫穿著一條清晰的生存邏輯：在吸收與保留間尋找動態平衡。它通過對唐宋先進制度的吸收，提升政權治理效率與正統性；又通過對本族傳統的保留，確保內部凝聚力與軍事優勢。這種制度上的高度適應性，正是其在宋、遼、金等強大政權夾縫中得以屹立的關鍵。

民族交融的文化創造

　　賀蘭山下、黃河岸邊、戈壁灘上，西夏王朝留下的陵寢建筑、佛教塔剎、石窟壁畫，以及大量文獻、瓷器、雕塑，處處有中原文化痕跡，又融入了吐蕃、契丹、回鶻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更以神秘的黨項文化為點睛之筆，讓人感到“陌生又熟悉”。
　　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的榆林窟第3窟壁畫，描繪了西夏百工圖景：人們用立柜式風箱鼓風冶煉，鍛造出鋒利的夏國劍、堅韌的鐵甲胄、精美的鎏金銅牛；兩名婦女用塔式蒸餾器釀酒；二牛抬杠、舂米等農忙場景鮮活生動……這些無不表明，西夏傳承了中原先進的冶鐵、釀造、農耕技術，完成了從游牧向半農半牧的轉型。
　　在西夏陵博物館，身著黨項、漢、吐蕃、回鶻等民族服飾的蠟像并立一處。據史金波研究，西夏法典明確承認多民族共存，允許各民族擔任官職，還倡導與周邊民族“相和倚持”。這種緩和的民族政策，促進了境內各民族頻繁交流。“這使西夏經濟、文化呈現出各民族互相學習、互相吸收、互相融匯、共同發展的局面。”他說。
　　破譯西夏文明密碼的鑰匙，是西夏文字。立國前夕，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仿借漢字的造字方法，主持創造了約6000個西夏文字。隨后，西夏通過設立蕃學、編纂字詞典等方式推廣西夏文，對鞏固西夏封建王朝統治、促進文化發展交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西夏陵博物館內，沉默的西夏殘碑、文獻常讓游人困惑：“看起來像漢字，但一個也不認識。”那些筆畫繁復工整的方塊字，一撇一捺間，是中華多元文化千年前的碰撞交流。
　　“西夏文表面是彰顯黨項文化，內核卻是對漢文化的深度吸收。”史金波等學者研究發現，西夏文始終以漢字結構為根基，其會意、形聲的造字邏輯延續漢字“六書”傳統。
　　然而，西夏文并非對漢字的簡單模仿，如“會意造字法”，就體現了黨項民族的思維特性。史金波舉例說，西夏文中的“法律”一詞，用“劍＋書＋威”組合，通過“劍”象征武力制裁、“書”代表典章制度、“威”體現權威性，完整呈現了游牧民族對法律的理解——法律是武力與文教的結合，是維護秩序的威嚴工具。這種造字方式，使西夏文成為解讀黨項民族精神世界的鑰匙。 文圖均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