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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太平溪白獅灣遺址出土的大溪文化彩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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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縣景陽河出土的雙虎鈕青銅錞于。以上圖片均為方勤提供
三峽考古,既是中國大型基建工程文物保護項目的杰出代表,也是百年中國考古的一個縮影。
30年間,考古研究從未停止,每一項成果,對于三峽文物保護、傳承和發展,都意義重大。
繪就了百萬年人類史、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生動畫卷
距今約200萬年建始人與巫山人、距今20萬年的長陽人,以及距今1萬年左右的桅桿坪遺址,開啟了長江文明的先聲。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6000年,以瞿塘峽為界,這里的文化分為東、西兩大系統。瞿塘峽以東地區可納入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考古學文化區系,即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文明不斷演進;瞿塘峽以西即渝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分別是玉溪下層遺存、玉溪上層遺存、玉溪坪文化、中壩文化,漸次發展。
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2200年,長江文明步伐加快。三峽地區作為長江中游、上游的文化、資源溝通廊道,交流頻繁,考古遺存豐富,文化序列亦明顯分為東西兩個系統。峽江東部地區長時間受到江漢平原文化的影響,是長江中游文化分布的西界,也是向西傳播的前沿。考察城背溪—大溪文化系統,可以看到,公元前5500年,生活于洞庭湖平原的農業人群向北、向西移動,進入峽江東部,開始使用陶器。三峽地區河網縱橫,漁獵資源豐富,先后形成了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種植開始加大,遺址主要分布于長江及其支流兩岸。陶器制作水平不高,以炊煮使用的釜、支座為主。這一時期,三峽地區與關中平原、洞庭湖平原都保持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同時,柳林溪文化還出現了長江中游最早的彩陶,仰韶文化的彩陶遠至三峽壩區的中堡島遺址。
而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系統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距今5200年左右)形成于江漢平原中心地帶。以鼎為炊具的屈家嶺文化,向西發展,取代了分布于峽江東部的大溪文化,實現了長江中游的文化統一。峽江東部作為該文化西界,一直延續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距今4200年)。屈家嶺文化分布的西界在巫峽一帶,更是傳播到了重慶忠縣,這是長江中游史前文化影響的巔峰時期。至石家河文化在峽江的分布有所減弱,基本止于西陵峽。
夏商周時期,三峽地區主要是巴人、夔人、楚人的活動區域。這一時期,三峽地區從一個游離于長江中游的單獨文化區,實現了融入中游、融入華夏的歷史過程,是三峽地區文化格局的變革時期。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中原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強勢南下,但對峽江東部地區影響甚微,分布于這一區域的白廟表現出強烈的區域特征,峽江東部地區第一次以一個獨立文化單元出現于長江中游,為巴人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
巴人是先秦時期我國西南地區重要的族群之一。夏商時期主要分布于鄂西、三峽地區,后向西發展。周初,巴人以重慶為中心,建立了輻射川東、川南、鄂西、湘西、黔東北的巴國。后受到楚國的擠壓逐漸向西退縮。公元前316年,巴國為秦所滅,歷時700余年。考古發掘所見的朝天嘴文化典型陶器有豆、器蓋、盉、釜、深腹罐、中腹罐、厚胎缸等。從陶器面貌觀察,朝天嘴文化受到了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強烈影響,說明這一時期的巴人和蜀國可能存在交流甚至附屬關系,小口廣肩甕、高柄豆等表明受到長江中游后石家河的影響,其中的二里頭三期至殷墟時期則與中原存在廣泛交流。稍后的路家河文化繼承了朝天嘴文化的典型陶器,主要包括有肩罐、圜底繩紋釜、豆形器、厚胎缸等。
西周晚期,夔文化在峽江地區突然興起,巴人退居峽江西部。自此,峽江地區及其上下游形成了蜀、巴、夔、楚四個族屬。夔文化遺址主要分布于巫峽及其以東的峽江地區。夔文化保留了少量路家河文化因素,如繩紋釜,出現了大量與楚有關的陶器。公元前634年,楚成王滅夔,開始對這一地區直接管理,楚文化最遠到達了忠縣一帶。
豐富了秦漢以后峽江歷史的認識
秦統一六國后,峽江地區成為歷代王朝行政區劃的一部分。峽江湖北段漢代以后設縣,包括秭歸、巴東等,縣名與所轄州郡多有變化。東漢末年始,夷陵成為郡或州、府治。自唐代始,秭歸多為歸州州治,巴東在清雍正時期一度納入土司管理。三峽考古,亦進一步豐富了對秦漢以后歷史的認識。
長江三峽地區留下了大量摩崖石刻和碑刻,內容豐富,成為千年走廊的歷史見證,除了告示碑、契約碑和修建與重修寺、廟、閣、祠、洞碑等外,重要的是與三峽水文、航道及風景游歷相關的石刻,如多處記錄治理險灘、航道的石刻,以及23處洪水題記石刻,對研究長江流域規劃和葛洲壩、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設計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黃陵廟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有關長江三峽特大洪水水位等重要水文遺跡,某種意義上講又是長江三峽地區乃至整個長江流域歷代重要水位變化的水文資料庫。
三峽地區是長江上中游的廊道,也是與中原不斷交流交往交融的見證。長江三峽已于2025年7月被正式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首批重點建設對象共18處,其中重慶12處,湖北6處。通過持續推進學術研究、促進考古成果轉化,打造具有辨識度的文明、文化標識空間,才能發揮長江三峽在“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研究和傳播展示”中的獨特價值,生動詮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編輯/張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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