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鈞：被恐懼驅動的東亞小孩，一生都在追求安全感

前幾年很流行「人生不是軌道，是曠野」這類敘事。幾乎是在同時，人們也前所未有地將「安全感」作為生活的首要追求。

考研、國考火熱，工作決策變得謹慎、事業選擇時也偏向保守穩妥，甚至在親密關系上，也以控制風險為前置條件——越來越多人選擇 AI 作為替代性關系。

「我所有的奮斗都只是為了感到安全」

「我發現我人生的終極目標是安全」

「安全感可以自己給自己嗎？」

這類討論在社交媒體上層出不窮，人們也在反思中逐漸意識到，自己很可能一直被恐懼與匱乏驅動，永遠在奔跑，無處落腳。

圖源：小紅書

同時，「安全感」這個詞本身，也在使用中逐漸變得模糊和泛化。如今，許多行為都被簡單地歸因于「缺乏安全感」——因為沒有安全感，我們不敢辭職，不愿社交、不敢戀愛。

我們找到了徐鈞老師，和他聊了聊「安全感」。徐鈞老師是當代精神分析取向工作者以及「自戀」研究專家，在與我們的交流中，他也表達出了作為咨詢師在網絡交流中感受到的「不安全感」。

前段時間，一位婦產科醫生因網暴而離世的事件，讓他與一些一線從業者感到擔憂。這是一種來自網絡時代的新型不安：隨時可能被放大審視、被公開解讀。

在他看來，當下人們體驗到的不安，不僅僅受早期依戀經驗的影響，還受到時代變動與社會變遷的潛在深遠的影響。

原生家庭是否決定了我們的安全感？我們該如何理解「安全感」？又如何看到潛藏于當代社會生活的各種暗涌？

▼ 以下是簡單心理和徐鈞的對話：

徐鈞，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委會常委，上海市心理學會臨床心理與心理咨詢工作委員會主任，國際聚焦學會聚焦取向心理療法(FOT)訓練協調員，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南嘉心理咨詢中心創始人

01

關系中「不講責任」，

很可能帶給人痛苦

簡單心理：你怎么看待「安全感」這個詞在近幾年的流行？

徐鈞：我大概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加入網絡生活，每隔大概3到5年就會有一些網絡新詞，快速更迭。

前兩年也流行過 PUA，今年上半年還有人提 NPD，因為我是 NPD 專家哈哈，專門研究自戀型障礙的。當時我一看到 NPD 這個詞，我心想：完了，是不是要像PUA一樣又開始泛化了，后來發現還好。

當我們使用「安全感」的時候，一方面是我們真的缺乏安全感，但另一方面，這個詞本身也有游戲性質，我們會比較娛樂化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你就是安全感不足」。

「安全感」很中性，通常是指向自己的，談的是一種被動的結果，通常我們最多說，「你的安全感不夠」，大家也會覺得不是我的錯，是原生家庭的錯，是社會的錯。

雖然心理學是研究個體的，但我覺得這有點像社會心理學的現象。我們本能地在某種詞的聚集底下，一個詞就像一個部落，構筑了一個群體。在這樣的群體當中，我們似乎得到彼此之間的某種群體認同，產生了某種意義上的歸屬感。

《 東京女子貧困 》

簡單心理：我們最常在親密關系中討論起安全感問題，比如談戀愛的時候，其中一方會形容另一方「缺乏安全感」。有一個明顯的變化，現在大家都不想談戀愛了，流行「situationship」（情景式關系），不愿意為彼此負責。你覺得這是否反映了大家普遍缺乏安全感？

徐鈞：我在近30年的臨床經驗中觀察到，盡管表象不同，但人們遭遇的核心問題是一致的，變化并不大。你提到的這種追求輕盈的關系模式，我在臨床中看到的恰恰相反——關系中不講責任，通常本身就很痛苦。

一個人的外在表現和內心真實需求是否一致？根據我的臨床經驗，我認為是直接相關的。我舉個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很喜歡一位男性，但那位男性持開放關系觀點，認為雙方都可以有多重伴侶。這位女性雖然表面上接受，但內心非常糾結，她并沒有那么開放，甚至感覺在這段關系里有些被剝削。

這種復雜性在于，我們每個人都來自家庭，在某種穩定的結構（比如傳統的一夫一妻制社會環境）中會感到安全，那是我們父母輩所經歷和傳遞的生活模式。所以面對新的關系模式時，她會感到整個方向失控，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想結束關系，一方面又被吸引。

這其實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社會觀念的演變，或者說「現代性」帶來的影響。「現代性」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豐富，也有不穩定性，許多東西都需要重組和重新思考。

簡單心理：我們可能處在一個社會劇烈變化、觀念動蕩的階段？很多人似乎對自己到底該過怎樣的人生很不確定，但又特別希望找到一個答案。

徐鈞：當開放式關系、傳統關系、女性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快速涌現時，全世界的人都會感到困惑——到底什么樣的關系模式、價值系統是能讓人安心的？這里面有許多混亂，這種混亂會造成一種背景性的動蕩。當我們對這些快速傳播的觀念缺乏了解或信心時，內心就會產生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

如果一個人體會到了明確的不安全感，這個不安全感是「可言說、可討論的不安全感」，就像我們現在討論的不安全感，反而是蠻可以讓我們去自我調節，經由討論來意識化，在公共語境中好好處理的。

但另一些是我們沒辦法討論的安全感，這就變得更加復雜了。它會帶來很多動蕩和不確定，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言說這種不安全。它是暗在的，是一種隱藏的社會背景，好像暗中的刺客，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

實際上，安全感和未知有很大的關聯。這種未知的恐懼，或者說無法捕獲的感覺，就像一個人在一個未知的水域，雖然現在游泳是安全的，但有人告訴你這里以前有過鱷魚。看了半天也沒有鱷魚，但你下水游泳時，快樂里面會有一種憂愁。

這種憂愁就是你不知道這條鱷魚在什么地方，會游過來，會隨時攻擊我們，影響著我們。

年輕人在試圖探索什么是令我們心安的世界，在動蕩社會中希望找到某種安全感。

《 勿言推理 》

02

為自己的主體性負責，

本身就會帶來不安

簡單心理：現在對原生家庭的討論很多，在很多人的認識里，會認為原生家庭對安全感的傷害是非常難恢復的，之前特別受歡迎的話是類似于「父母皆禍害」、「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

徐鈞：我個人對「原生家庭論」是持保留意見的。我認為一個人發展成怎么樣的原因很復雜。

我在臨床中見過小時候父母養育很糟糕，近乎虐待，但孩子長大后問題很輕；也有的來訪者父母總體上一點虐待打罵都沒有，養育得還好，但孩子不安全感問題很大。

安全感問題可能不單單是后天問題，人由先天基礎發展而來的主觀體驗差異很大。我們容易從后天去討論，意味著我們可以改變，但有些縱向研究發現，安全感還真和先天的氣質遺傳、人的敏感度有關，是先后天結合發展的。

簡單心理：那么，對于已經形成「不安全依戀」或「安全感」不足的人，有沒有可能在成年后通過新的關系體驗，比如一段穩定的親密關系來修復創傷，重建安全感？這個過程的關鍵是什么？

徐鈞：現在心理治療界對創傷討論很多，甚至很泛化。

我個人的觀點是，創傷是不可修復的。并且，我認為創傷所帶給人的痛苦，對人是有價值的。如果一定要說修復創傷，那修復創傷并不是以消除痛苦為代價的。我覺得我們太快地去消除創傷，對一個人并不是好事。

人類的歷史和個體就是帶著創傷前行和調整的，所以創傷的修復并不是去消除那些記憶，而是讓我們重新去看待這些經驗，如何重新去組織那些經驗到我們的人格中。

創傷是我們自己和世界交流遺留下來的一部分記憶，去排除它意味著把自己一部分拋開，其實這正是我們需要內在要去溫柔對待的地方。

從依戀理論的角度來說，約在8-9個月大時，嬰兒進入依戀形成的關鍵階段（持續至約24個月），此時他們開始表現出明顯的分離焦慮。

如果嬰兒與父母的互動是被持續、連續、盡力的關心（小的疏忽總會有，但七八成是專注的），孩子就會感覺到世界是安全的（盡管世界本質未必安全）。 如果這個階段安全感培養得穩定，個體在成年后安全感會扎實，心理問題的可能性低很多。

但這不代表就是宿命論，弗洛伊德以及許多研究都提到，找到一段親密的配偶關系，這個人的依戀關系有可能會改變。在青春期或成年后找到好的師長，或者一個支持性的工作團隊或朋友圈，大概五六年到七年以上也會改變。我們不必那么絕望。

《 凪的新生活 》

簡單心理：這么說來，我們對「安全感」這個議題的認識還是比較粗暴。

徐鈞：另外一點，我們也很少討論，很多觀點本身也是一種社會構建。我們對創傷要有新看法：當代社會對創傷缺乏一些文化的理解和解釋系統。我們接受創傷時，往往會認為「這個創傷就是你的」。

這種觀念很有意思，它來自于近當代社會。中國關于個體的概念啟蒙是來自于西方社會的引進。清末民國時期，我們開始受到這類概念的啟蒙。西方也經歷過這個階段，由天主教社會轉向新教社會，即宗教革命。

天主教社會中，教會為你負責生活，神父代表上帝原諒你。但新教倫理認為：沒有教會，所有事要你自己對上帝負責（基督教叫「因信稱義」）。

你做好事、做壞事都直接對上帝負責，這在宗教性上誕生了我們當代社會的「主體性」。馬克斯·韋伯曾經對此進行過十分深入的討論。

簡單心理：我又想到之前很流行的一句話，「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這是不是也會造成人的焦慮？

徐鈞：是的。當我們都在擁有這個主體性時，主體性也會要求我們有所承擔。這件事引申到當代的各種創傷心理上，也會帶來這樣一個結果：你創傷了，我們同情你，但所有人都沒辦法為你的創傷負責，你要為你自己負責。你講錯話、你抑郁，你都要為自己負責。

再來討論現代社會的安全感，如果你在一二線城市生活，除非土生土長，否則你的內在焦灼感通常很大。一旦進入大城市生活，我們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一切就變得很緊張。

當我們沒辦法為自己的生活負責，這個世界就會顯得不安全。

《 問題餐廳 》

03

我們走出家門，

不知道遇見哪頭「野獸」

簡單心理：您之前提到過「和諧性」概念，說中國人的安全感更依賴于關系網絡中保持和諧，而不是西方式個體獨立。在大城市生活，是否會因為缺乏穩固的關系網絡進一步加劇不安？

徐鈞：這是我之前文章的觀點。現在我覺得當代中國人還蠻復雜的，我們既面臨現代性中主體性的沖擊，同時又面臨傳統社會的問題。

我們走出家門，就不知會遇到哪頭「野獸」。即使談戀愛、交朋友，也不知道對方究竟是怎樣的，有很多隨機性。這涉及到我們擺脫家族進入城市社會后的文化沖突，是主體性與傳統大家庭的文化沖突問題。

簡單心理：這種影響元素是多方面的？當代人都活在網絡生活里。在你看來，網絡生活是否也會影響我們的安全感？進一步加劇現代人的焦慮。

徐鈞：網絡時代的確給我們帶來一種新的不安全感。

網絡生活很奇怪，它讓我們的關系很近，又讓我們的關系很遠。很近是說，我們在網絡上不知道對方是誰，交流反而可能更加坦誠。但同時可能兩個夫妻晚上睡覺，坐在床上卻用手機交流。

當我們和熟人變遠，獲得安全感的支持就會更少。熟人環境本應安全感更高，但網絡讓熟人環境變得和陌生人環境類似。而我們和陌生人的網絡交流，實際上是一個公共場景，是有一些風險的。

比如，現在有些人會把私人心理困擾直接放在公共場景中去談，下意識地想獲得輿論支持。但這一旦被放大，個體的隱私會被迅速曝光。

我和一些咨詢師同行會有些擔憂。比如在咨詢中，和來訪者有一些專業的張力關系，這本該在咨詢關系里處理，也具有臨床意義。但有些來訪者會直接「行動化」，放到網絡上。一旦這樣，性質就變了，咨詢師會覺得十分不安全，可能就無法工作，來訪者也可能覺得受傷害。

然后，在公共環境里，這種情況就變成了「廝殺」。許多「吃瓜群眾」用娛樂的心態去看一個人內心真正的痛苦，這種社會責任感的瓦解，對個體安全感殺傷力很大。當事人會立刻感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和羞恥感。

前段時間有個新聞，一位婦產科醫生因網暴而選擇自殺。當很多一線醫生看到這種事，尤其是我們做心理咨詢工作的，就會產生一種畏懼，這種畏懼讓我們在人際關系中變得緊張。你隨時覺得你的私人生活會被曝光，被任意解讀，這對個體的殺傷就太嚴重了。

《 過春天 》

04

關鍵是給自己留一個空間

簡單心理：從可實操的角度來說，有什么方法能幫我們重建安全感與心理秩序？

徐鈞：我想，建立安全感蠻重要的一件事是，給自己留一個空間。遇到事情最好停一停，給一個心理空間。

我一個香港的心理學同行在危地馬拉做研究，亞馬遜雨林開放后，勸一些原住民到城市生活，改善條件。許多人去了不知道該怎么面對現代社會，造成家庭沖突、家庭暴力和社會犯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心理學家去幫助時，發現他們無法應對這種現代社會過程。后來構建了一種游戲方式，讓他們做團體，遇到事情停一停再做。

這樣的過程讓他們更有能力應對問題，問題產生率下降了60%至70%。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網絡社會，我覺得慢三拍反應不是壞事，至少慢一拍。

太快的反應可能是一種應激反應，而且是一種很原始的反應，有可能會盲目。

現代社會最怕的就是羊群效應，網絡也有。一頭羊第一個從山崖跳下去，后面的羊就盲目跟著跳。至少我們要做一頭清醒的羊，不要直接跳下去。

就像非洲角馬大遷移時過河，看到河里有鱷魚，你至少換個鱷魚少的地方跳，不要一根筋往鱷魚多的地方跳。

當隨群體盲目反應時，那就是會被自然環境選擇「芻狗」，而無法真正去選擇自己所想要的的生活。

《 過春天 》

在這里，我們邀請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各種領域的學者、作家們進行對話：如何讓我們的生活更好，更明亮。

當算法裹挾注意力、內卷吞噬生命力，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如何更好地生活」- 是時候打破「自我剝削」的循環，在數字洪流中重建情感聯結，在不確定中培育心靈的韌性。我們希望這里的每個追問都將指向更自在、更自由的生存可能。

作者 / Kira

責編 / 羅文

封面 / 《過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