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和正義，哪一個更重要？

幸福和正義哪一個更重要？哪一個更具有優先性？以邊沁和密爾為代表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認為幸福要優先于正義，是幸福決定了正義。邊沁提出了著名的最大幸福原則，能給社會帶來最大幸福的行為就是正當的行為，這個就具有道德正當性，也具有道德價值。在功利主義看來，善和幸福是優先于正義的，但是羅爾斯的《正義論》批判了這種倫理學思想。

在西方倫理學史上有兩大流派，一個是目的論，一個是義務論。目的論認為善、幸福、快樂是獨立與正當的，是優先于正當的，善是我們判斷事物正當性的根本標準。而對善的不同詮釋，發展出了各種目的論倫理學，比如功利主義、快樂主義和至善論等等。而以羅爾斯和康德為代表的義務論則相反，他們認為正當是獨立于善的。一個行為或者制度的正當性并不在于它符合了某個善的目的，而在于它符合某種獨立的道德原則。那羅爾斯是如何批判功利主義的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們先來看看功利主義講了什么？

說到“功利”這個詞，可能很多人覺得它本身就是違背道德的，其實比較中性的翻譯應該是“功效”或者“效用”，能對社會整體福利有增加的，就是好的，其實這樣的價值原則，在今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甚至法律上都被廣泛采用。比如一項制度之所以是正當的，正是因為它讓大多數人受益，雖然可能損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服從多數人的利益，那這種看似公平合理的道德觀，有什么根本的問題呢？我們先來看看什么是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倫理道德觀是是英國哲學家邊沁提出的，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受到了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的影響，休謨就提出，人類道德的起源來自于“效用”。休謨是說，一件事情是否道德，并沒有客觀標準，只是人類的一種情感偏好。道德只是人類的一種選擇，甚至都不是一種必然的、有理性客觀基礎的選擇，而只是一種“有用的”選擇，休謨稱之為“效用”。休謨說：就總體而言，誰也無法否認，唯有最顯著的仁慈之心，才能賦予人類以更高的價值；而仁慈之心的價值，至少部分地源于它增進人類福祉和促進人類社會幸福的傾向。

后來邊沁繼承和發揚了休謨的“效用理論”，提出了著名的“最大幸福原則”，邊沁認為，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樂總體上超過痛苦。正當的行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為。他所說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夠產生快樂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難的東西。

邊沁說，我們在做道德決定時，正確的行為會使這種被稱作功利的東西達到最大化，功利首先要從幸福的角度來理解，然后是快樂和痛苦之間的差額。這種道德判斷標準看起來簡單易行，就是考慮行為給每一個受到影響的人造成的快樂和痛苦，然后執行那個使快樂總量，減去痛苦總量的值最大的選項，他們認為，這樣可以給人帶來最大數量的幸福，也可以簡稱為：最大幸福原則。

為什么“幸福”可以作為終極的衡量標準呢？因為，邊沁認為世界上一切的動物，包括人類，都是追求快樂和逃避痛苦的，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所以，能增加快樂和幸福，并減少痛苦的就是好的，就是道德的。

功利主義看起來是十分簡單明了的，因為它符合人的直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并且邊沁還提出了衡量快樂和幸福的六個維度：強烈程度、持續時間、確定性、接近或者遙遠、衍生性和純粹性。后來，英國哲學家密爾，在“最大幸福原則”基礎上提出了有差別的幸福，他把幸福的質量和等級引入了功利主義道德觀。密爾認為，有一些類型的幸福要比其他類型的幸福要更有價值一些。比如，做一個不滿足的人，要比做一頭滿足的豬要好，做不滿足的蘇格拉底，要比做一個滿足的傻子要好。

雖然功利主義是一種符合直覺，并被廣泛接受的一種道德觀，但也遭到了很多質疑，比如僅僅用是否快樂來判斷一個行為的道德性，似乎過于狹隘和片面了，有一種“邪惡的快樂”，比如恐怖分子的快樂，或者看到自己討厭的人發生了車禍幸災樂禍的快樂，這樣的快樂當然不值得推崇。同樣，密爾關于幸福質量和等級的觀點，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誰的快樂等級更高呢？蘇格拉底比普通人就擁有更高級的快樂和幸福嗎？顯然并不一定。羅爾斯也批判了功利主義的這種模糊性，幸福或者快樂的強度純粹是一種感覺上的強度，這種強調只有感覺的主體知道。另外，羅爾斯還對功利主義的批判更為尖銳。

首先，功利主義犧牲了個體權利，尤其是平等和自由權利，功利主義把個人善與社會善簡單疊加，允許為了整體幸福，而犧牲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比如自由、平等和尊嚴等等。羅爾斯認為，正義的首要原則是保護每個人的平等自由，不能以“多數人利益”為理由侵犯個體權利。

在羅爾斯看來，正義具有優先性，而正義論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平等的自由，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礎上的正義要優先于善的目的。那羅爾斯為什么認為，正義要優先于善？因為，羅爾斯認為社會是多元個體的合作體系，人們的善觀念，比如宗教信仰、人生追求、價值偏好必然存在差異，沒有統一的“終極的善”。

如果讓某種善觀念主導正義，比如，將財富最大化、宗教虔誠作為正義標準，會壓迫持不同善觀念的個體，破壞平等自由的底線，也不會尊重個體的平等、自由等基本權利。比如，在古羅馬時期，有一種大眾娛樂項目是，把基督徒仍給競技場中的獅子，讓獅子去撕咬他們，當基督徒承受巨大痛苦的時候，場邊的觀眾卻感受到了狂喜。如果有足夠多的羅馬人從這種殘暴的娛樂中獲得快樂，就說明這種行為是道德的嗎，顯然并不能。我們不能為了追求最大的善，而犧牲少數人的福祉和權利。

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是為所有個體提供公平的權利框架，讓每個人都能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善，這個框架必須優先于具體的善的追求。所以，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界定社會基本結構的根本原則，必須獨立于任何個人或群體的善觀念，不能用特定的善，來凌駕于正義的平等自由原則之上。

其次，羅爾斯還基于分配正義批判了功利主義，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不關注幸福的分配方式，只追求幸福總量的最大化，可能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關鍵是分配的公平，而不是福利或者幸福的最大化。

不過，功利主義“最大幸福原則”在直覺上依然很有吸引力，因為比較簡潔明了，不需要考慮過程和其他因素，只需要從結果上衡量就可以了。邊沁開創的這種思想體系，對今天西方的政治、經濟和商業世界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功利主義試圖建立一種基于衡量、合并和計算幸福的道德科學，不加評判地衡量各種偏好，并且試圖把這種偏好，當成一種通用價值貨幣，在今天的商業世界成為了很多數人的價值取向，有錢就是幸福，身份就是道德權威。把幸福量化，把善轉變成為單一的價值貨幣，甚至變成了冷冰冰的數字，這種思維的問題在于：把幸福等同于道德。

不僅羅爾斯批判功利主義，康德也認為，道德上的正當和感覺上的幸福完全是兩回事。康德認為，道德不能僅僅建立在經驗主義的考量之上，比如人們在特定時間具有的各種興趣愛好、期望、欲望和偏好，這些衡量幸福的因素都是多變的和偶然的，因此，它們很難作為普遍的道德原則的基礎。

康德說：功利主義的幸福原則，對于道德而言毫無貢獻，因為使一個人幸福，不同于使他變好。道德的基礎應當是尊重其他理性生物的自由意志，道德不是讓人獲得幸福，而是讓人配得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