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和歐洲要做好同時面對美俄威脅的最壞準備

當地時間12月2日晚，特朗普的特使維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在克林姆林宮與普京舉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會談。
普京在會談中向美方拋出美俄聯合開發俄羅斯資源、解凍并合作運營俄羅斯海外資產等經濟誘餌，堅持吞并烏克蘭領土、限制烏軍規模以及改組烏克蘭政府等無理要求。雙方未能就結束俄烏戰爭達成一致。會談結束后，維特科夫和庫什納取消原定與澤連斯基的會面，帶著普京的方案直接飛回美國。

普京在與維特科夫會談前向媒體放話，指責歐洲試圖對雙普28條和平計劃做出修改，阻擾和平進程，俄羅斯對此不能接受。威脅稱“若歐洲發動戰爭，俄羅斯已做好準備”，并暗示將對歐洲使用核武器。“如果歐洲突然想和我們開戰——并且真的開戰了——很快就會出現一種局面，那就是我們不會和誰談判了。"

普京很清楚，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和配合，他絕無可能實現發動戰爭時提出的對烏克蘭“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等目標。特朗普上臺對他而言如同“天上掉餡餅”，因此他一定會根據特朗普的特點，采用各種可能的手段得到特朗普的配合支持，奪取烏克蘭頓巴斯等地區，推翻澤連斯基政府，從而使戰爭合法化并延續自己的統治。
對于烏克蘭和歐洲而言，俄烏戰爭已經不僅僅事關烏克蘭的生存，而且關系到歐洲自身的安全，以及戰后維持歐洲和世界數十年和平與發展的國際關系準則與秩序能否繼續存在不被顛覆。
由于長期在軍事、經濟和科技等方面依賴美國，加上歐盟重要決策一致同意的運行機制，歐洲雖然在支持和幫助烏克蘭打贏這場戰爭方面能夠達成共識，但是難以形成與其綜合實力相匹配的行動力，尤其是在武器和信息支持方面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嚴重依賴美國的局面。
這就是為什么歐洲在堅持維護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武力改變國際邊界，強調結束俄烏戰爭和平計劃必須有烏克蘭和歐洲參與并且同意的同時，對特朗普政府越過烏克蘭和歐洲與普京直接談判并數次企圖以犧牲烏克蘭和歐洲利益為代價與普京達成協議表現得焦慮不安且反應軟弱的根本原因。
由于美俄對這次維特科夫普京會談結果高度保密，外界目前無從了解具體情況，但維特科夫取消與澤連斯基會談計劃直接飛回美國以及普京會談前把攻擊矛頭對準歐洲甚至發出核威脅，可以看出，雙普都十分清楚，歐洲和烏克蘭是雙普勾兌，以犧牲烏克蘭和歐洲利益實現俄烏停火的主要障礙。因此不能排除維特科夫在和普京在會談中商量了對付烏克蘭及打破歐洲“阻擾”的新方案或設想，急于向特朗普報告，得到他的認可。
特朗普急于和普京勾結，以犧牲烏克蘭和歐洲利益為代價結束俄烏戰爭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隨著冷戰結束和中國的崛起，從奧巴馬執政開始，美國全球戰略重點從歐洲向亞太地區轉移，中國成為美國重點遏制和對付的對象。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都延續了這一全球戰略調整和重構。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后，其本人及其核心團隊成員魯比奧等人也多次明確表達過這一點。盡管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仍然是美國兩黨共識，但烏克蘭和歐洲的重要程度相對而言顯然不及亞太地區，俄羅斯的威脅也不及觸角伸向美國后院的東大。因此權衡之下，特朗普政府寧愿收縮力量集中對付東大而不是在歐洲分散精力和力量。
第二，特朗普本質上是交易型商人總統，他不僅重利輕義，而且在處理國際關系和人際關系時，習慣于從美國利益和他個人家族利益出發，而不是什么是非正義和國際秩序等形而上的東西。對弱者施壓和犧牲弱者以獲取最大利益是交易型人格的鮮明特點。在特朗普眼中，在美歐關系中歐洲占盡美國便宜；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是弱者；在美俄關系中，美國可以通過和俄羅斯合作開發資源等項目從中獲利，而且有可能爭取俄羅斯協助共同對付東大。權衡之下，他與普京勾結，犧牲歐洲和烏克蘭利益結束俄烏戰爭也就絲毫不奇怪。

第三，特朗普個人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執念，這也是特朗普NPD病態人格表現與體現。他多次表示對奧巴馬獲得諾獎和平獎不滿和不服，公開索要這個獎項，并為此多次吹噓自己上任以后解決了七八場國際沖突和戰爭。他強勢介入以色列和哈馬斯沖突，撮合中東和平計劃以及急于結束俄烏戰爭部分原因也在于盯著諾獎和平獎。俄烏戰爭是二戰以后在歐洲腹地發生的規模最大的戰爭，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都是空前的。如能在他調解下結束這場戰爭無疑將極大增加他個人的獲獎機會。
既然在雙普眼中，烏克蘭和歐洲成為按照普京條件結束俄烏戰爭的障礙，而特朗普又迫切需要結束這場戰爭，那么下一步他就一定會繼續和普京勾兌，最大限度地向烏克蘭和歐洲施壓。特朗普執政期間，烏克蘭和歐洲必須做好同時面對美俄共同威脅和壓力的充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