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學生的現狀，刺痛了她和無數人

? 指南作者：呂一含

二本學生意味著什么？

二流的學校，似乎也預示著二流的人生。

二本學生這一標簽，在當下的互聯網語境下，通常自帶低人一等的意味。他們面目模糊，也看不清自己的未來。

在成為二本院校的老師前，黃燈對于二本學生的想象也是這般刻板而匱乏——

這些學生之所以在二本上大學，是因為學習不努力，或是其他原因被分流至此。他們構成了高等教育中龐大而面目模糊的數字，是普通而平庸的沉默群體。

但當她真正站上講臺，耐下心來深入了解她的學生們，她的刻板印象徹底改觀了——

每一個考入二本的大學生，不但需要自己本身很努力，也同樣需要家庭的全力托舉。

黃燈在中山大學

她的學生為了來到大學，他們的父母需要在田間地頭、風里雨里勞作，用最樸素的方式支撐孩子的求學路。

二本學生的來時路，遠比她想象的更為艱辛。

在課堂上，黃燈開始更多傾聽學生們的聲音，也逐漸走進學生家中家訪，走訪過二十多個學生家里，這些成為她觀察和書寫的起點——她決定真正地看見他們。

1992年，高中畢業的黃燈以4分之差與本科失之交臂。她曾想過復讀，但父母覺得當時本科與專科的差距不大——畢業后都是國家干部。

在中學做老師的父親更擔心的是，萬一第二年還是考不上呢？

她只好順著父母的心意進入岳陽大學讀書。

早期的黃燈

在那個考上大專已屬不易的年代，本科和大專之間的界限的確沒有現如今區隔如此大。

黃燈并不羞于告訴別人自己在岳大讀書，她和北大的同學見面聊天，大家會談起各自感興趣的作家、關心的社會事件，“我們岳大的學生同樣也關心著北京的事”。話語間是年輕學子的自信和對未來的期待。

畢業后，黃燈被分配至湖南洞庭苧麻紡織印染廠，成為一名辦公室的行政人員。

然而不過兩年，黃燈最初的順遂生活被逐一打破。時值工廠響應國家政策減員增效，她從廠部團委被下調到車間當擋車工。

即使是28年后，她依然能清晰記得被調崗的日子，1997年4月17日。

職工在車間工作

更糟糕的事情發生在一年后，工廠效益逐年遞減，沒有訂單，工資最低時、最困難的時候，黃燈每月只能領到80元補貼——她成了實際上的下崗女工。

改革的陣痛，成了黃燈的切膚之痛。

她靠著四處向朋友、同學借錢度日，但也是在這樣艱難的一年，她硬是完成了自考拿到本科文憑。

為了謀求出路，黃燈決定考研。

備考的條件不算好，她在朋友的公司做一份臨時工作，下班后就在公司洗手間旁支起小床，獨自看書復習。沒人知道這個紡織廠的下崗女工，心里暗暗憋著怎樣一口氣。

黃燈

幾個月后，她如愿成為武漢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那家紡織廠第一位成功考上研究生的工人，之后，她又考上中山大學的博士。

2005年，博士畢業的黃燈來到廣東一所二本院校擔任老師。第一次上課，她興奮得忘帶了鑰匙。

在此之前，她做過文秘、會計、組織干事，干過一線女工，又經過六年漫長求學，才終于站上如今的講臺。

高等教育結結實實地改變了一個農村女孩的命運。

作為二本院校的老師，黃燈常常思考：二十年過去，和她相同起點的二本學生，如今究竟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又承受著怎樣不為人知的壓力？

黃燈（前排左一）與學生們

黃燈無疑是幸運的。

學生時代，盡管就讀于地方院校，在大學生包分配的年代她不用擔心找工作，每月的生活補助讓她無需為生計發愁。她愛看書，讀書也給了她相應的回報。

而今天，經歷過無數嚴苛應試考驗才來到大學校園的年輕人，他們還能否和自己一樣，依賴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過一個個在今天看來難以跨過的暗礁？

她能感覺到，微妙的改變正在教育行業中發生著。

十幾年的教學，在與四千五百多名學生的日常交流中，她逐漸意識到，國內二本院校的學生，在某種意義上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

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只有少數幸運者能進入重點大學，更多人只能走進普通二本院校。

想把二本學生寫下來的沖動，源于一次課堂教學。

黃燈至今仍清晰記得那天——2006年5月17日，一堂大學語文課上，她給學生布置了一篇題為《風》的作文。

黃燈收藏的學生作文

當黃燈讀到一個叫鄧樺真的女孩所寫的內容后，她久久難以平靜。

女孩筆下，是一個多子女、月收入不足一千的家庭，她半年沒拿到生活費，又因父母年齡未到四十五難以申請助學貸款，她焦慮接下來的日子怎么辦，甚至懷疑自己不該來上大學。

在作文里，她自己根本“沒心情去體會風的呼嘯，而只能用呼嘯的風來寫自己的心情”。

黃燈才意識到，即便是在她認為相對發達的廣東地區，這些學生背后的家庭，遠沒有她以為的光鮮，還有人在經受著與她童年時一樣的困境。

黃燈《十三邀》

她曾以為現在的學生考上二本院校，這背后的讀書之路不用很辛苦，但實際上，“從鄉村到二本大學，我的學生的家庭也已為此傾盡所能。”

讀完作文，黃燈通過校內郵箱向全校老師發起募捐，鄧樺真的現實問題很快得到解決，也有了勤工儉學的機會，后來，女孩給黃燈的郵箱發去《感恩的心》的歌詞。

就這樣，一堂公共課上一篇臨時布置的作文題《風》，逐漸堅定了黃燈走進一個年輕群體，去看見更多人青春的想法。

這篇作文也悄然改變了她任教的態度，在上課、評職稱之外，她意識到自己需要更認真地去看看那些具體的年輕生命。

黃燈在歐亞學院演講時臺下的場景

她通過學生手寫的作文和他們交流，并開設了一堂不講專業而自由討論的課，她讓學生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慢慢地便有學生會主動找到她傾訴。

讓她有些意外的是，還有很多和樺真有類似遭遇的學生，相似的焦慮、困頓普遍出現在學生群體，只是他們缺少傾訴和被發現的切口。

在黃燈看來，作為二本學生，“他們沒有太多野心，也從未將自己歸入精英的行列，他們安于普通的命運，內心所持有的念想，無非是來自父母期待的一份過得去的工作。”

黃燈的人生軌跡，放在現在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黃燈

對于如今來自農村的孩子，“應試教育在用極端損耗的方式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

讓她記憶猶新的一次期末考，學生們在作文考題里寫下——

“以高考為劃分線，中國學生的青春時代被簡單粗暴劃分成了兩部分，高考前，高考后......人生就像一條被預設好的軌跡，我必須不能出一點差錯照著這個軌跡預演下去。”

“我們幾乎把十八歲以前的人生都獻給了高考，十幾年的努力和奮斗都押在了一場考試上。這或許是人生中賭得最大的一次賭博。”

“不明不白地進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著對于我們而言，無論是將來，還是現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識。”

王順然送給黃燈的攝像冊里的照片

這些文字讓她痛心，學生們拼命付出多年，被應試教育磨完了天性，成了工廠的標準化構件，好不容易來到大學，卻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

這些普遍的困頓，不只是壓在個人身上的大山，也是教育系統需要面對的問題。

2006年，學校決定成立財經傳媒系，開始招收第一屆本科生，中文博士畢業的黃燈在給全校學生上公共課之外，終于有了上專業課的機會，并成了062111班新生的班主任。

班主任的身份讓她自然而然地和學生有了更多聯結。

她不只是陪伴學生度過大學四年，在學校后山和學生們共度畢業聚餐，黃燈也通過微信和QQ默默關注著學生們畢業后的動向，觀察一代年輕人離開校園的真實境遇。

黃燈（三排左三）與學生們

作為經歷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兩個階段的親歷者，黃燈很明顯能察覺出大學教育多年來的目標變化：

在她上大學的年紀，教育的目的是給集體培養人才，而到了06級學生，教育成了培養找到工作的就業主體。

黃燈讀書時，中專生、專科生也曾被視為天之驕子，考上大學對于農村孩子而言是跳龍門般改變命運的大事。

但對她的第一屆學生來說，進入二本院校，還沒能來得及好好享受大學時光，就已被告知就業的壓力，成為學校鍛造專業流水線上的規整產品。

黃燈在演講中分享對教育的觀察

年輕人身上所呈現的豐富性，改變著她內心的刻板印象。盡管就業市場局限、房價高漲、生活壓力陡增，年輕個體在困境前爆發的向上生命力依然讓她為之動容。

黃燈依然能感覺到，讀書、上大學對于農村孩子的重大意義。

他們也許錯過了讀書改變命運的時代，但他們避免了若不讀書，就會滑入更為糟糕境地的可能。

她意識到，哪怕是處于高校生態鏈末端的二本院校，也有著重要的使命，并與無數普通青年的命運緊密相關。

2016年，黃燈接手1516045班，時隔九年再次做起班主任。

黃燈在教室授課

這一次，她所面對的是更深的代溝和距離——學生只需要一個低頭看手機的動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所帶來的權威，面對更年輕一代的學生，黃燈開始覺得忐忑與困惑。

和06級學生相比，15級學生也更多了一份不確定的迷茫。

尤其到了畢業季，學生們一個個敲響她的辦公室門，試圖從老師口中尋得一個關于未來的確定答案：他們迫切想知道考研的細節、考公務員、創業的成功概率。

而這些追問都會回歸到一個問題：讀大學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這也是黃燈想問的：教育產業化之后，教育和年輕人的命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黃燈

黃燈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

于是將這些一線教學中的觀察、學生鮮活個體的故事一一寫下，在2020年集結成書出版《我的二本學生》。

這之后，她讓二本學生這個長期沉默的群體，第一次大規模走進公眾的關注視野，不被看見的二本學生，這一次走到了臺前。

在無數采訪、講座中，她一遍遍提到二本學生給她帶來的思考。

黃燈《我的二本學生》｜人民文學出版社

隨著關注一同到來的，則是更多疑問。有讀者發問，如果二本學生都這么難了，那職校大專的學生又該如何是好？

這個沉重的問題一直縈繞在黃燈內心，機緣巧合下，黃燈在2019年夏天辭去院長職務，來到深圳職業技術大學任教，在職校開設非虛構寫作工坊。

這一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教育圖景。

在職校，她所要面對的是一群更早被應試教育“放棄”的學生，他們的故事往往被淹沒在升學率的統計數據之后，但他們的聲音同樣值得被記錄和理解。

在職校的一次寫作課中，她讀到學生將自己比作“工業廢水”——

一位叫梁萍的學生回憶起自己的初三，寫道：在度過無數教育機構拼命渲染的各個分水嶺之下，時間終于來到了初三。“源頭活水”的老師們一直很放心，倒是我們這群“工業廢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黃燈在非虛構課堂上提及“工業廢水”的感受

戲謔的自嘲口吻下，是連自己都瞧不上自己的頹喪感。這樣直白貶低自我的筆觸讓黃燈感到心痛，“當人為地按照成績把他們分類的時候，他們就馬上給自己歸類了。”

在后來的多次媒體采訪中，黃燈都會提到“工業廢水”這個令她感到觸目驚心的比喻。

她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學生的自我調侃，也折射了教育生態中的殘酷真相。

這些在考試競爭中落后的學生，內化了外界賦予的標簽，并把這些負面標簽轉化為自我認知的一部分。

帶著這份心痛和責任感，觀察越多，黃燈和學生的接觸也更加深入。

黃燈在《十三邀》中談及教育的問題

從2017年起，黃燈開始走進學生家中做家訪。

“它只是一個視角，借由這個機會，走進中國農村，在大地上做家訪。”

書寫《我的二本學生》時，她關注學校教育的有限性。

而隨著對學生的了解深入，她更想知道，在學校教育之外，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幾年里，黃燈利用假期的時間，從云南騰沖到粵西農村，她坐火車、摩托車，路不通的地方，只有手扶拖拉機才能勉強開進。

家訪途中，曉靜媽媽騎摩托帶黃燈行駛在路上

她切身了解了來自農村家庭的學生上學路之艱辛，也看到中國鄉村教育的真實圖景。

這些家訪經歷讓黃燈的教育觀察變得更為豐富立體，她更清楚地意識到，理解一個學生，不僅要看學校社會給予TA的，更要看TA來自什么樣的家庭，承擔著怎樣的期待和壓力。

教育問題，始終與更廣闊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緊密相關。

2024年，她將一路上家訪的所思所想寫進新書《去家訪》。

黃燈《去家訪》｜人民文學出版社

《我的二本學生》的熱銷已將她推向公眾視野，她再度頻繁接受采訪，出席各類教育講座、論壇，在四處奔走時她總不忘了為學生發聲。

在今年最近的一次教育論壇，她坦言，“當下大眾低估了這代孩子的難處，年輕人缺少出路，不是因為不努力，而需要社會提供更多包容和接納。”

2024年底，黃燈調任至中山大學，從廣東金融學院到深職院，兜兜轉轉，黃燈再次回到了自己讀博的校園。

黃燈在新東方家庭教育上演講

從關注二本學生到在職校開設寫作工坊，黃燈的追問始終如一：

在劇變的時代下，那些普通的年輕人如何安放他們的生命。

在優績主義盛行的時代，她的視線始終落在普通人的具體命運之上。

她所做的事的確無法立刻改變結構性的問題，但至少，讓曾經被忽視的角落照進光亮，為迷路偏航的學生指清方向。

“教育是一件特別實在的事情，要靠我們具體的人去做具體的事，靠所有人推動。”

參考資料：

1.黃燈《我的二本學生》

2.人物《黃燈，我的職校學生》

3.三聯生活周刊《我和我的二本學生》

4.學人scholar《專訪黃燈：我始終關注現實中的“人”》

5.看天下實驗室《不被看見的二本學生，這一次走到了臺前》

內容策劃： 翟晨旭 夏夜飛行

排版設計： 蕾蕾 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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