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同事請假去游泳，幾年前的我年假都不能休

（法國馬賽工作日傍晚看日落的情侶 攝影：大隱）

上一篇《芳華叫魂》之后，來了很多新朋友。

本來想用那篇文章作為 2025 年收官，但現在已經看不了了。趁在機場有空，我把之前挖的坑填上，繼續聊歐洲職場文化。

本文是系列的第二篇：講歐洲工作的休假與時間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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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先講個故事吧。

我們部門每周二下午有例會，按歐洲中部時間 14:00–15:00，理論上不管人在哪里都要上線。但有幾次，同事 Elka 不在。主管會在會前說明缺席原因：誰生病、誰休假。輪到 Elka 時，他會很自然地說一句：

“她早上請假了，下午要去游泳。”

我剛入職時非常不適應：例會是固定安排，怎么能為了游泳臨時請假？為什么她休假一點都不覺得羞恥呢？但讓我更意外的是，桌上十來個人都很淡定，沒有人覺得“不正常”。

后來才知道，她去的游泳池只在天氣特別好、氣溫30度以上才開放，而且開放時段正好是工作日白天。她想去的話只能請假。

這個故事并不是說“歐洲都這樣”。而是一個現象：在很多歐洲公司里，“工作安排”與“個人生活”之間的邊界，比我過去熟悉的國內環境更清晰一些；而且這種邊界往往被視為正當、可談判、可制度化的東西，而不是“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克服”的道德或者態度問題。

我是后來和同事聊起自己在國內的年假只有5天（金融央企入職10年內），同事脫口而出：“But you are not animals!（你們也不是牲口啊）”——這句話當然帶情緒，但也直接反映了他們對“帶薪休假是基本安排”的直覺。

很多人可能聽過“歐洲假期很長”，這種假期一般是法定帶薪年假+集體協議或者公司額外福利的結果。在德國，法定最低年假是20個工作日，一般25天帶薪年假算正常，有的公司或者工會比較強或者福利比較好，可以額外多給10天，還有福利更好的企業甚至允許年假外員工在世界任何地方遠程辦公一個月。

所以，這是不是可以說，中國人勤奮，德國人懶呢？

2

很多初到歐洲的亞洲人，最先感受到的“文化沖擊”往往不是語言，而是時間觀念。

當習慣了便利店24小時的燈火通明，習慣了“當日達”“閃送”的極速響應，會對德國這些歐洲國家感到一種生理上的不適：周日街道空曠，超市大門緊閉；施工全停，市內不允許大車出入；扔空玻璃瓶都在特定時段，以免噪音擾民。

剛才這種景象在崇尚勤奮與效率的東亞視角下，確實很容易被解讀為“懶”或“有錢不賺”的蠢。

我一直都很不喜歡二分法或者用一個詞形容一種現象，更何況這種現象取決于崗位替代性、團隊交付節奏、管理者風格、工會覆蓋率、勞動法執行強度、績效評估機制、文化傳承、歷史淵源、現代化發展程度等多種因素的時候。

把“歐洲人休假多/亞洲人休假少”就簡化成“歐洲人懶/亞洲人勤奮”，都太粗糙，只適合頭腦簡單加不進去第三個概念的人理解。

真的有人會覺得，作為最早承載工業革命成果、創造現代文明制度、擁有一群偉大思想家的一批國家，這樣的土壤里發展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只是為了讓另一種還沒有完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人覺得“蠢”嗎？對方辯友何來的自信與樂觀呢？

如果真的透過表層的生活習慣，深入到所謂“西方資本主義思想”演進的脈絡里去看這種現象，就會發現：這種“強制的休息”并不是前現代的余毒或者單純的懶惰，恰恰相反，這是一種現代性設計，是直面一個文明社會必須要面對且形成解決方案的課題：社會應當如何處置人類最原始的動力——欲望。

直白一點，如何面對人類的欲望，是當今世界所謂制度、意識形態等等分野的根本原因。如果你沒有耐心看完這篇文章，記住這句話就夠了。

3

要理解歐洲人為何能心安理得地關門休息休假，首先需要回到資本主義的原點，去看看“賺錢”這件事是怎么成為一個“合法合理”的共識的。

在中世紀的宗教敘事中，貪婪被視為毀滅性的原罪。教廷需要通過教徒的捐贈獲得財富，以鞏固其地位。因此，必須從底層邏輯上宣傳“欲望有罪”。但隨著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興起，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被根本性地改寫了。啟蒙思想家們確立了理性和批判性思維的至高地位，鼓勵人們用理性而非盲目的信仰來審視世界。這種對“理性”的推崇，為商業的合法化打開了大門。

伏爾泰在《哲學通信》里描述了倫敦交易所：在那兒，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像同一種教派的信徒一樣從容交易，他們只把那些破產的人看作是不信神的人。在伏爾泰眼中，商業活動讓不同信仰的人放下了宗教狂熱（激情），轉而追求共同的財富（利益）。這種基于理性的共識，正是啟蒙運動的核心貢獻。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赫希曼在《欲望與利益》中描述了一種改變：思想家們不再試圖用神學去壓抑人性，而是試圖用利益這一理性的動力，去馴化那些狂暴的、不可預測的激情。這種轉變與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緊密相連：

洛克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打破了君權神授的迷信；“天賦人權”的觀念，讓個人擁有了私有財產的法理基礎。

然后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留下那句著名論斷：“哪里有善良的風俗，哪里就有商業；哪里有商業，哪里就有善良的風俗”。

在孟德斯鳩看來，商業不僅僅是交換貨物，它還是啟蒙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操演。商業會要求人遵守契約、守時、誠信、克制沖動。

用白話說就是，孟德斯鳩認為，嘴上跟你說一百遍你要誠信都沒有用，只要因為不誠信導致市場上沒有人再跟他做生意的時候，他自然會學會誠信。在市場中，人們會自發維護這種市場的秩序并“生長”出適合市場秩序的業態、能力、規范。

說白了，資本主義起初之所以被認為是件好事，就是因為它能把“野蠻人”變成“生意人”。你想，一個整天埋頭算賬、只想搞錢的人，肯定比一個整天想著打仗、殺伐決斷的君主要安全得多。在當年的啟蒙思想家眼里，這種從“動刀”到“動腦”的轉變，就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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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內容比較學術和理論一些，要掉一些書袋，不想看的朋友略過就好）

當然，故事不可能一直這么理想，“商業能夠帶來和平”的美好愿景，終究還是要面對現實。

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一種新危機出現了。正如后來鄧寧描述的：“資本害怕沒有利潤，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可這里的資本，說的真的只是“資本”嗎？）

這種對利潤的極致追逐，讓孟德斯鳩期待的“溫和”蕩然無存。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將世俗的工作神圣化為“天職”，這種倫理雖然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但也構建了一個“理性的鐵籠”。在這個鐵籠里，效率成為了最高的上帝，人有可能從“暴力的野獸”異化為“冰冷的機器零件”。（這也就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講的：勞動不再是工人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是被迫的、外在的。勞動成為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也是為了應對這種危機，歐洲現代社會開始對韋伯的預言進行漫長修正。這種修正不僅發生在德國，后來的現代化國家基本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甚至可以說，這就是一次考試，考題就是：

效率和欲望面前，人該怎么辦。

雖然人們常說“歐洲歐洲”，但歐洲的不同國家選擇的最終還是不同的道路。

（在此拋磚引玉，僅僅提供一些名詞，具體內容比較敏感，不方便寫出來，有興趣的讀者自己再去研究就好）

比如德國道路被稱作萊茵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奧爾多自由主義（弗萊堡學派）、社會民zhu主義和ji du教民zhu主義的結合，在發展過程中還吸收了凱恩斯主義和北歐國家（社會min zhu主義）的一些政策思路；

英國跟美國類似，走的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源頭是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供給學派的一些思想。

北歐（瑞典、挪威、芬蘭、冰島、丹麥）國家是社會min zhu 主義、工人yun動和合作主義的結合，對再分配這一塊做得相當好。

法國的話處在北歐和德國道路中間吧，就不單說了。

總之，各個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通過與各自文化和歷史相符的方式，尋找到了解題的方法。比如德國通過強大的工會將“休息權”上升為憲法高度，法國率先在勞動法中引入了“斷聯權”（Le droit à la déconnexion），規定員工在下班后有權不回復工作郵件或信息。這是現代社會對“韋伯鐵籠”最直接的反擊——

人是可以休息、或者沒有效率的。

如果說早期資本主義是用“利益”馴化了“激情”，那么后來歐洲社會則是用“社會契約”馴化了“利益”。它承認市場的力量，但拒絕讓市場成為生活的全部。它認為：人不能僅僅作為“勞動力”存在，還必須作為擁有閑暇、情感和尊嚴的“人”而存在。

當然，這條路不是天上掉餡餅就得到的，這是幾代人用常識、理性和邏輯的積淀，慢慢淌出來的。

5

反觀亞洲地區，擁有比德國更極致的韋伯式“勤勉”，卻缺失了思想層面的錨點。

首先，西方社會的休息權，最初源于上帝的律令（安息日）。即便在世俗化后，這種“神圣的界限感”依然保留在文化基因里——工作再重要，也不能逾越上帝劃定的時間。進入現代社會后，勞動法、工會與福利國家把“休息”逐漸變成可執行的制度安排。

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成本結構與競爭機制更硬，很多人會把東亞的“卷”解釋為文化：吃苦、上進、把現世成就當意義來源。人生的意義往往被錨定在“現世成就”上（光宗耀祖、階層躍升）。當“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成為最高道德準則時，“休息”就失去了合法性，甚至被等同于一種罪惡的“懶惰”。

其次，許多亞洲國家在引入市場經濟時，完美地繼承了韋伯所描述的科層制與效率至上，卻剝離了背后的意義。人們接受了赫希曼所說的“利益驅動”，但這種利益追求并沒有讓人們變得從容溫和，反而因為資源的人均匱乏和作為后發國家的趕超心態，演變成了一種全員參與的“零和博弈”。機會稀缺時，人更容易把時間當作唯一可投入的籌碼。

于是，就看到了一種吊詭的錯位：

欲望并沒有被利益馴化，反而被極度的競爭放大了。

而更錯位的是，一方面，社會價值評判上要成為“人上人”；另一方面，又批駁物質財富不應當成為追求，應當有“理想”。例子大家應該都很容易能想到，比如顯而易見的，韓國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考公現象，資源有限，物質財富的來源并非由于市場自發調節，同時資源集中在一部分財閥手里，再分配非常困難，想要成為“人上人”，途徑和結果都極其單一。而資源金字塔頂層的那一部分人，能夠繁衍的數量畢竟有限，于是自然而然的，沒有成為“人上人”的普通人就選擇了拒絕生育以對抗這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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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每條路都有自己的代價。

德國模式的代價是高昂的社會運行成本、并不便利的生活體驗以及有時令人抓狂的低效率。那種“靜止”，是由高稅收和強大的社會存量財富支撐的。這幾年在德國的朋友都有一種普遍感受：“反正錢么，是賺不到的，但至少時間么，是自己的。”

亞洲模式的優勢在于驚人的爆發力與響應速度。正是這種“停不下來”，讓數億人在短短幾十年內擺脫了貧困，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豐富。

對于這種東西方的巨大時差，肯定有人會反駁說：

“歐洲人現在之所以能休息，是因為他們已經發達了，那是富人的特權；而亞洲國家還在爬坡過坎，如果學他們當‘懶漢’，怎么可能追得上？”

我過去聽過不少這樣的言論，未來相信也還有不少。再強調一遍，我希望我的讀者都不是那種把“歐洲人休假多/亞洲人休假少”就簡化成“歐洲人懶/亞洲人勤奮”的人，也不是那種聽到“福利國家”就說是“發錢”，聽到“發錢”就說“大家都發等于沒發”的人。邏輯從來不是線性的因果，A等于B，因為A所以B，持這種觀點的人只能說明二維的的生物永遠無法理解三維度世界。

這種觀點預設了一個前提：人的尊嚴和權利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只有當金字塔尖的財富積累到足夠高時，底層的休息權才會被“恩賜”下來。這就是一種特別典型的“線性發展觀”，也是必須警惕的思維陷阱。

這個邏輯最大的問題是：手段被當成了目的。經濟發展是手段，讓人們生活得更好才是目的。如果為了“發展”而犧牲幾代人的健康和幸福，這樣的發展到底是為了誰？

回顧歐洲歷史，19世紀末德國工人在爭取“三八工作制”時，物質條件遠不如今天的許多新興經濟體優越；當年法國人爭取休假權時，國家也正面臨嚴峻的戰后重建。權利從來不是GDP增長后自動掉落下來的，而本身就是文明社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必須堅守的底線。

更可怕的是，這種“先苦后甜”的邏輯往往會演變成一個沒有終點的“延遲滿足”。如果將休息視為阻礙發展的絆腳石，那么即便有一天真的“發展完成了”，這種慣性依然會把人困在韋伯的鐵籠里。看看那些人均GDP已經極高、但過勞自殺率依然居高不下的東亞鄰國：如果不從制度和文化上給利益套上籠頭，它永遠不會覺得自己已經吃飽了。

換句話說，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正是因為保障了人的權利和尊嚴，所以才有了經濟發展的土壤和基礎，才能可持續地壯大而被稱為現代化國家；而不是先發展了經濟，再去想辦法彌補人的尊嚴。

這才是赫希曼和孟德斯鳩在數百年前所期望的圖景：資本主義應當通向一個更溫和、更自由的世界，而不是一個更疲憊的世界。如果一種現代化模式要求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徹底犧牲當下的生活，去獻祭給一個宏大的未來，那么這種模式在倫理上就是值得懷疑的。

努力建設現代文明，不是為了證明比別人更會“吃苦”，而是為了證明有能力創造一種更值得過的生活。

所以歐洲人為什么休假不羞恥？

因為他們明白，休假和工作一樣，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一個人理直氣壯地擁有生活，并不羞恥。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