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制王朝中，越是精英，就越是很壞的廢物！

在君主制時代，幾乎所有的科技和文化作品都是出自于民間，而由王朝牽頭的革新類產品則幾乎沒有。漢唐時期，君主制壓制比較寬松，因此漢朝技術不斷發展，而宋元明清時期對民間掌控力度大，致使民間技術成為了一潭死水。而究其原因就是君主制的本質就是由一群很壞的廢物組成，他們的壞是為了討好君主而舍棄自己的人格壞事做盡，他們的廢物是除了討好君主和欺上瞞下基本沒有治理一個王朝的才能。那么問題來了，一個王朝的精英為什么會越來越壞和廢物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下歷史，越是明清，那些大奸大惡之徒就越多。而這與科舉制和人性有很大的關系，科舉制的好處是打破了世家大族的壟斷，但這是對君王的好處，而不是對于百姓的好處。從人性來說，一個出身底層的人，在其飛黃騰達以后越會打壓像自己一樣出身底層的人。一來他太了解底層了，更了解底層比他厲害的人比比皆是，他怕這些人起來后威脅自己的位置。二來就是出身底層的自卑性，他們會把貧窮看成最大的罪惡。他們由于很了解底層人，因此很更加喪心病狂為難底層人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優越性，同時也是間接否定自己的過去。

而在只是在精神層面，在物質當年更是如此。在君主制下餓死百姓是非常常見的事情，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見到了太多底層人的辛酸和無奈。因此在他們出人頭地以后，他們會更加喪心病狂來搜刮財富，用一句經典的話語:我們家世世代代以務農為生，窮怕了！因此便出現了一個現象:三年窮知縣，十年雪花銀。明清不只是嚴嵩、和珅這樣的大奸大惡之徒，而是大面積巧取豪奪之徒，他們出身底層既見識過榮華富貴，也見識過貧困潦倒，他們一生只有一個目的:弄錢，然后讓自己的子子孫孫徹底改變哪種我為魚肉的日子，而這幾乎是一個王朝臣子的主流思想。

其次，他們雖然出身寒門，但別忘了這些人仍然一個王朝的一個王朝的少數。很簡單在餓殍遍地的君主制時代又有多少人能有讀書的財力呢？我們要知道即使現在好的硯紙和毛筆都是非常昂貴的，這就更別說哪個以手工為主的君主制時期。而是從宋代以后讀書便成了職業化，對于這些人而言他們的主要時間都沉醉于八股文中反而與現實脫節了。我們要知道在漢唐以前讀書人與世界是緊密相關的，比如嵇康不但讀書好，而且擅長打鐵和音律。而且魏征擅長釀造葡萄酒，傳說可以達到十里飄香的技藝。

而明清時期，讀書人更像是成為了一種老師機器，這些所謂的優秀并不是真的有才能，而是擅長死記硬背而已。而且這本質就是對人才的抹殺，尤其是高昂的私塾費用讓人們望而卻步。只有那些曾經輝煌但沒落的寒門見多識廣，他們要么不惜一切讓自己的孩子念書，要么自己教孩子念書。但不管怎么樣，一旦讓他們脫離老師而回歸現實，他們便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比如這些縣令，嘴上說著保境安民但卻連一個縣一兩年的規劃都沒有，無非就是混一年是一年，自己的兜里盆滿缽滿，而一個縣衙被治理的一塌糊涂，前任補現任的虧空，現任給后任落虧空更是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

最后就是精英文化對于精英的毒害，幾乎所以的精英讀的書基本就是兩種:一種是厚黑說的坑，另外一種就是馭人之術的騙。而最典型的就是來俊臣的《羅織經》，而來俊臣說白了就是武則天的爪牙而已，而且還是一個很失敗的爪牙。而基本這種投機取巧的書都是來自于外行的臆想，但卻被外行視為珍寶。一方面這種攻于陰謀和心計的書籍會扭曲一個人的道德觀，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人是講求天賦的，對于有天賦的人來說他們能輕松駕馭這樣的書籍，但是對沒有天賦的人而言，他們則會成為這些陰謀詭計的奴隸。

這些書籍說白了就是投機取巧而已，毫無疑問一個人的投機取巧是小聰明，一群人的投機取巧則是愚蠢。就好比很多人將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當做至理名言，于是每個人都學習漁獵的本領，到頭來卻發現每個人都有漁獵的能力但卻沒有魚來供他們漁獵。而君主制就是這些的情況，滿朝文武在人情世故和陰謀詭計方面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治理和發展方面卻幾乎如同白紙一樣，因此但凡君主制王朝都擅長壓榨和巧取豪奪，卻壓根不善于發展和建設。我舉個例子，清朝在北京條約將澳門割讓給葡萄牙。這幾乎就是一個沒有亮點的城市，好不容易臨海還讓香港捷足先登了。

這個一個城市放在誰手里都頭疼，但葡萄牙不僅讓這個城市發展起來了，還成為差一點可以與香港比肩的國際都市。因為在君主制的思維里，發展經濟就是一套固定的死模式，因為他們沒有發展的能力。但葡萄牙在這個地方想到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博彩旅游業，我平日沒事的時候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這個發展思路簡直就是鬼才一般的存在。而美國就是如此，比如賭城拉斯維加斯，汽車城底特律等等，他們會根據每個城市的特點加以利用。雖然底特律走向了破產，但其經濟依然維持在1221億美元。因此在君主制的精英和民主制的精英就是兩回事，一個是建設的人才，一個則是品行敗壞的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