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領土，真會被美國“賣”給俄羅斯嗎？

今天要聊的這個話題是因為我昨天看到了一個新聞，這個新聞是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在12月16日公開表態(tài)，他說美國已經(jīng)向俄羅斯承諾，烏克蘭將放棄部分領土，作為和平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我們都知道拉夫羅夫指的就是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扎波羅熱和克里米亞，這五個俄烏沖突的核心地區(qū)。我們要聊的問題是拉夫羅夫這么說的目的是什么，俄羅斯的這個要求有沒有可能實現(xiàn)呢？

首先，俄烏沖突的真正起因是北約東擴。

這一點很多朋友是清楚的，因為北約東擴，東歐國家一個個加入北約，后來輪到了烏克蘭。歐美先是對烏克蘭進行顏色革命，俄羅斯在其他方面的實力確實不足，只有軍事實力很強，于是在北約對烏克蘭進行顏色革命成功的同時，他就出兵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qū)，俄烏沖突由此拉開序幕。

俄羅斯的想法很實際，利用烏東地區(qū)做自己的戰(zhàn)略緩沖區(qū)，克里米亞就不用說了，早就被他視為重要的戰(zhàn)略要地。

所以說真要解決俄烏沖突就只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北約停止東擴。但是現(xiàn)實我們也都知道，北約是不可能停止東擴的，所以對俄羅斯來說，烏東和克里米亞他就必須要控制在手里。

也正因為這樣，盡管他的特別軍事行動是不符合國際法的，盡管193個聯(lián)合國成員國中，絕大多數(shù)（包括我國）都不支持俄羅斯的領土主張，但俄羅斯依然要逆天下之大不韙，我行我素，堅持主張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扎波羅熱和克里米亞的所有權。

其次，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的主張不可能實現(xiàn)。

俄烏沖突打到現(xiàn)在，俄羅斯至少有兩大優(yōu)勢，一是戰(zhàn)場上的優(yōu)勢，二是美國立場的變化。這兩個優(yōu)勢給俄羅斯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在和美國的談判桌上很有主動權，比如他甚至能堂而皇之的提出要求，讓烏克蘭割讓領土給他。但是俄羅斯提出這個要求了，就一定能實現(xiàn)嗎？我認為這是基本不可能的。

因為俄羅斯雖然在戰(zhàn)場上有優(yōu)勢，但這個優(yōu)勢卻不夠大，比如到現(xiàn)在俄羅斯都還沒有全面占領烏東。美國現(xiàn)在雖然減少了大部分對烏克蘭的軍援，但如果歐洲能夠持續(xù)援助烏克蘭的情況下，至少短期內(nèi)俄羅斯全面占領烏東是不可能的。除非歐洲也停止軍援烏克蘭，烏克蘭全線崩潰。

所以雖然現(xiàn)階段俄羅斯在和美國談判的時候確實更有底氣，但這個底氣不足以支撐他在談判桌上就能徹底拿下全部烏東和克里米亞地區(qū)，尤其是不可能合法擁有這些地區(qū)。

最后，拉夫羅夫?qū)鯑|的領土要求其實是談判策略。

俄羅斯的高層不會不清楚他們在俄烏沖突的優(yōu)勢，以及他們的能力極限。連我們這些吃瓜群眾都知道，戰(zhàn)場上拿不到的成果在談判桌上也休想能得到，所以拉夫羅夫的話只是一種談判策略。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xiàn)在急于談判的既不是烏克蘭，也不是歐洲，更不是俄羅斯，而是美國。特朗普從競選的時候就夸下海口，他一上臺很快就能讓俄烏沖突停戰(zhàn)，到現(xiàn)在卻什么成果都沒有，所以真正著急的就只有他自己。

既然俄羅斯在戰(zhàn)場上有優(yōu)勢，自己也不急于停戰(zhàn)，可想而知，當然就會在談判桌上開出超高的條件，談成了那他的收獲就會遠高于預期，談不成他也沒什么損失不是么？

除了談判之外，俄羅斯現(xiàn)在還特別愿意干的事就是離間歐美國家。歐洲現(xiàn)在是堅決不同意烏克蘭割地換和平，拉夫羅夫卻說“美國已經(jīng)向俄羅斯承諾”，這不明擺著就是挑撥歐美矛盾嗎？除此之外，烏克蘭國內(nèi)輿論也是堅決反對割地換和平的，所以拉夫羅夫同樣也是在激化烏克蘭人對美國的不信任。大家想想這么一番挑撥下來，歐美之間肯定就很難獲得共識，或者就算談出點結果來也很容易被破壞了。

俄烏沖突因為涉及多方利益，所以其實是個原因很復雜，過程很復雜，結果也會是很復雜的局部沖突。但不管如何復雜，但其本質(zhì)卻很清晰，就是冷戰(zhàn)思維的延續(xù)。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領土主張確實是不符合國際法的，但這并非俄烏沖突的根源之“因”，而是北約無視地緣安全邏輯、持續(xù)東擴這一“導火索”所必然引發(fā)的“果”，是一場強權與生存空間碰撞后迸發(fā)的血腥碎片。歷史經(jīng)驗一再表明，當大國博弈的底線被反復試探，當戰(zhàn)略緩沖的需求被徹底忽視，訴諸武力并伴隨領土變更，往往是實力天平傾斜后最冷酷的結算方式。

拉夫羅夫此番看似“勝利宣言”的表態(tài)，與其說是描繪既成事實，不如說是為這場力量重組劃定一個現(xiàn)實的談判起點。無論是戰(zhàn)場上的僵持，還是美國內(nèi)部急于抽身的政治壓力，都預示著這場沖突難以回到原點，新的平衡必然要在既有控制線和國際法原則的夾縫中艱難生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