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典戰地記者的離世｜懷念Peter Arnett

第一次見到Peter Arnett,是2007年初在香港的外國記者俱樂部（FCC）。他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頗為正式地在講臺上發表演說。那一年他已經73歲，作為美聯社記者完整經歷了越南戰爭的戰地報道；作為CNN戰地記者在巴格達賓館的陽臺上歷史性地第一次新聞直播戰爭；63歲時，被本·拉登的手下套上頭套，邀請至一個秘密山洞里，獨家專訪了這位在四年之后策劃9.11事件的基地組織領導人。

這些經歷使他看上去就是十足的“教科書式“的戰地記者。而且，他保持了職業的獨立性。他的戰地報道往往因為不想迎合美國政府的戰爭宣傳而飽受爭議。

在一周之后，他就到了汕頭大學，成為我的同事。吸引他來中國執教的Peter Herford教授知道他的傳奇經歷肯定會引起中國新聞機構、大學的廣泛興趣。這些采訪、演講的事務都是由我負責聯系，Herford教授向Arnett吹噓我幾乎認得所有的中國記者，我們就這樣在郵件里先“認識”了。而駐華外國記者也對一位美國戰地記者來華任教感覺神秘，也有很多約訪。那是一個教育、文化、新聞甚至政治都可以平等交流的時代。

我猜想，出生于新西蘭南島的Arnett，或許在一個遠離大陸的小鎮獲得了對所有權力中心都平視的距離。他的父親在一個叫做Bluff的深水港工作，那里離南極有兩千公里，卻擁有世界最南端的街燈。英格蘭人在200多年前來這里捕鯨，獲取鯨脂，用來做照明和工業用油。Arnett是英格蘭人和毛利人結合的后代。23歲，他在悉尼碰到一個加拿大女孩，戀愛中的兩人一起前往泰國探險，就住了下來。他在美國人辦的《曼谷世界報》工作，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在這個時期，他采訪了寫出《紅星照耀中國》的記者埃德加·斯諾，英國作者毛姆，甚至在印尼，他采訪了卓別林。

寫到這里，我已經感到一種來自紙面背后的凝視。為什么我要去懷念一位曾為美國媒體工作的戰地記者呢？美國的新聞原則早已不是中國大陸崇敬的圭臬，他們也在經歷衰落，他們也有很多問題。我在想這些凝視，正在以意識形態的不同，甚至簡單的國籍不同，所生活的地方不同，而簡單地劃分人群，區別“敵我”，而忽視了歷史中，個體在時代里可以保持的獨立性和豐富性。

Arnett正是這種獨立性和豐富性的代表。他可以為美聯社（AP）做兼職，從政變的老撾每天徒手泅渡湄公河，把新聞稿件裝在一個塑料筒里帶到泰國，向世界發出報道。也可以在南越統治的西貢街頭，報道抗議吳庭艷總統而自焚的僧侶。美聯社西貢分社社長馬爾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拍攝的自焚照片，以及Arnett后來獲得普利策獎的現場報道，使美國政府最終決定支持政變的楊文明將軍，把吳庭艷趕下臺。這場美國支持的政變引發不少爭議，被認為是最終南越潰敗的原因。這些報道也使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達到高峰，約翰遜總統向美聯社施加壓力，要求撤換掉Arnett。

新聞要成為變幻世事中一股獨立的力量，殊為不易。擁有美國和新西蘭雙重國籍的Arnett，在某些場合被稱為“叛徒”，認為他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他的妻子Nina來自南越。甚至，Arnett和機構媒體的合作也是獨立的。當1991年海灣戰爭前夕，各國記者紛紛撤離巴格達的時候，CNN的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打電話勸他留在當地報道。Arnett不無諷刺地記下當時的場景：

他說：“我希望與你一同在那里。” 我問泰德他從哪里打電話給我，他說：“在洛杉磯簡·方達的家，她的床上。“我回答：”泰德，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在巴格達？“他只是笑笑。泰德那時正在追求簡·方達，不久之后與她結婚了。我參加了他的婚禮，而泰德從來沒到過巴格達。

——引文均摘自《我怎樣采訪本·拉登》，下同，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留在巴格達的Arnett在戰爭開始的十天之后，被薩達姆邀請前去專訪。他又被美國國內指責受薩達姆的宣傳操弄。甚至，到了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時候，NBC等雇傭他的新聞機構終于不愿再因為保護他而受到國內輿論指責，和他解除了工作協議。這一段伊戰的報道歷史，他曾經想新寫一本書，也委托我和南方日報出版社簽了協議，可惜他只寫了兩章就停筆了。

（Arnett采訪薩達姆, 1991, 巴格達)

對于我來說，Arnett是一位可愛的老頭。他對新接觸的中國文化有極大的尊重。在來汕大執教的三周之后，他給女兒Elsa的電郵中這樣寫：

“昨天早上7:30，我走去上課時，濃霧縈繞的校園和旁邊的山丘，讓我聯想起中國水墨畫里經常出現的一幕：群山環繞的鄉間，孤身的旅人走向山谷對面的家鄉。當我跨過荷花池上的小橋走向新聞學院時，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

在他時隔11年重訪北京的飛機上，他和我確認了彼此的手機號碼。“Just in case (以防萬一)”， 他說。我居然有一種為一名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保駕護航的感覺。他感嘆北京那么大的城市居然沒有貧民窟。他去了中國傳媒大學和清華大學演講，還在央視接受了主持人田薇在《對話》節目的專訪。后來，從上海到廣州，我們又一起去了很多地方。

我建議他去我的家鄉潮州走走，那里有他喜歡的老物件。那時潮州牌坊街還沒重建，整條太平路完全是原生態。我們穿梭在一間間不起眼的小鋪子。我們碰到一位姓黃的五十多歲的店主，聊得不錯。當黃先生用手抹開花瓶瓶底的殘土，顯露出寫著年代的字跡時，Arnett的眼睛都迷離了。

黃先生說話有點哆嗦，但是他也知道大主顧來了，搬出了號稱從明洪武到清乾隆之間的各式古董。雖然我也說，這些古董真假莫辯。但是Arnett說，贗品有贗品的價值，真正仿得好的贗品也是藝術品。黃先生面對美金也不知該不該收，轉身和老婆商量。老板娘遲疑地說，美金好像在跌……

后來，Arnett已經能夠自己乘車到潮州，找這位黃先生。他還把搜尋范圍擴大到開元寺對面的一些古玩店。有一天接近中午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原來是他讓我在電話里代為翻譯。因為店主人見他豪爽，要留他吃中飯，他讓我禮貌地拒絕了。

再后來，我們的搜尋范圍擴大到上海城隍廟，在一次講學之余，我陪他繼續淘古物。結果在城隍廟的地下室他看中一對號稱北宋的孩兒枕，店主開價數千，被我攔腰砍半。Arnett看來很喜歡這對孩兒枕，把它們抱回汕頭放在自己的公寓。

他對學生極好，經常和學生聚餐。在一封我們約見面的郵件，他提到當晚要去和學生唱KTV。Herford教授告訴他："我們的學生大部分時候受人保護，出過國的不到1%。大多數是獨生子女，他們是中國沒受過饑餓也沒經歷過戰爭和革命的第一代人。" Arnett說自己對學生們"既不隱瞞戰爭的恐怖，也沒有詳述其中的暴力。我要他們明白，報道戰爭和參與戰爭截然不同。每篇報道，包括戰爭報道，都有它的兩面性。"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帶領汕頭大學的學生重訪了越南，從當年的北越到南越，他說：“我希望學生們能夠感受一下那場戰爭，更重要的是，能夠跳出現代的沖突，看看越南人民是如何把戰爭留在身后的。畢竟，9000萬越南人中超過一半是在1975年戰爭結束后出生的。” 后來，他又帶領另一個汕大學生報道團出訪了加納和烏干達。回想起來，我為18年前的汕大學生感到幸福，這得益于長江新聞學院創院院長陳婉瑩教授的規劃和遠見。

今天早上我打開了塵封多時的舊Gmail賬戶，輸入Arnett的郵箱查看那些當年的工作郵件。我看到那時28歲的我，在多元文化和國籍的同事和外部聯系交互中，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那是非常密集的四年，我們一起籌辦了國際戰地記者研討會，邀請了很多國際戰地記者和中國的戰地記者唐師曾、閭丘露薇、黃文等對話。我也推動了Arnett的書在南方日報出版社的出版，還希望他能多出幾本。誤解的破除，在于信息的開放和人為壁壘的打破。這些交流努力，其實也是新聞人的業務范疇。

2008年從美國采訪大選回來，我也想去歐洲看更廣闊的世界。我請他給我申請英國的大學寫推薦信。在他的公寓里，他說，我要先寫下自己做過哪些事，然后再寫我和你的交往，這樣推薦才比較有分量。那晚在他的臥室，植物和“古董”掩映，他認真地給一位比他小45歲的同事寫一封改變未來的推薦信。一個紛亂的、古典的20世紀下半葉世界，似乎濃縮起來，又在21世紀初的中國大學課堂擴散，有幸和Arnett相逢的年輕人，都得到了這份傳承。

2014年，他離開了汕頭大學，回到美國定居。我們最后的一封通信，也停留在那個時候。

昨天晚上，我夢見Arnett坐在潮州戲院的門口，身邊有幾個外國朋友，似乎在吃著甘草水果。我想走上前去，告訴他Peter去世了。但想了一想，覺得他就是Peter呀。或許他就是這樣，已經活在一個夢幻之境了。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世界，已經越來越少人敢于做夢了。

（圖片除下圖紐約時報截屏外，均來自《我怎樣采訪本·拉登》一書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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