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文物的由來，他們用生命呵護珍貴文物

最近，南京博物院引發(fā)強烈關注，你知道南京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的主要由來嗎？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機場，國民政府官員“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政務委員陳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長杭立武——即將從此地撤離大陸，前往臺灣。

飛機還沒起飛，一幫人在機場默默等候。閻錫山隨身帶著兩口箱子，一口被他坐著，另一口放在手邊，神情恍惚，身體微搖。

杭立武一到機場便發(fā)現(xiàn)了閻錫山的反常，但沒有深想。

直到朱家驊和陳立夫把他叫到一邊，耳語一番，杭立武才明白，原來閻錫山兩口箱子里裝的是黃金。

而機場上其他政府要員，都正在為閻錫山的黃金犯愁——飛機小，人多，本身就已經(jīng)超載，如果閻錫山還要帶上他的黃金，大家性命堪憂。

但閻錫山，人稱“山西土皇帝”又是此時的行政院長，是大家的上級，想要勸他放棄黃金，實屬癡人做夢。

杭立武與閻錫山關系一向親厚，朱家驊和陳立夫便讓他勸說閻錫山。杭立武想了半天，想出個主意，由他、朱家驊、陳立夫三人共同簽字寫一封保證書，保證只要閻錫山放棄這兩箱黃金，到臺北后由他們懇請蔣介石原數(shù)補給他。

這書生氣十足的建議馬上被朱家驊否決了。三人商議半天，沒有結果。正一籌莫展之際，新的麻煩又來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人——著名畫家張大千突然出現(xiàn)。

張大千乘著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的座車，車未停穩(wěn)，便跳下車來，徑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說他帶來了78幅敦煌臨摹壁畫，要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

張大千的請求遭到朱家驊等人拒絕，說：“飛機已經(jīng)超載了，你那畫又不只是幾張輕飄飄的紙，那么重，還要加上一個你，怎么可能？”但杭立武知道，這78幅敦煌臨摹壁畫雖非古物，價值并不低。熱愛文物的他想帶走這批畫，但眼前這架飛機的確再也多載不下一個胖“大師”和78幅畫了。

朱家驊和陳立夫?qū)剂⑽湔f：“保護文物是你的責任，你要履責，我們不反對。你去說服閻錫山丟下黃金，把張大千和他的畫帶走吧。”

杭立武二話未說，徑直轉(zhuǎn)身從飛機上拿下自己的行李，對張大千道：“這里有二十幾兩黃金，是我的全部積蓄，現(xiàn)在我把它丟下來，運你的畫去臺灣。但是，我有一個條件，這個畫將來不屬于你，你要捐給故宮博物院，捐給政府。”

張大千見人家都把自己的全部家當扔了，只得滿口答應，并當場在名片上寫下了今后將畫捐給故宮博物院的憑證。

如是這般，這最后一班飛機載著5名黨國要員、一名藝術大師、兩箱黃金和78幅壁畫，一同飛抵臺北松山機場。

到臺北后，杭立武便將那78幅畫交給“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lián)合管理處”保管。交接清點時，發(fā)現(xiàn)那78幅畫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臨摹壁畫，其余16幅是張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畫。

國民黨撤往臺灣時，帶走的文物可不止張大千這些畫。從1948年12月21日中鼎輪起航，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機場最后一班飛機，從大陸到臺灣，共運出多少文物呢？

據(jù)統(tǒng)計，海運：中鼎輪、海滬輪、昆侖艦在64天時間里，從南京共運出分屬六個機構的文物和檔案5522箱，其中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博籌備處852箱、中央圖書館644箱、中研院史語所976箱、北平圖書館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空運：白市驛機場運出河南博物館文物38箱，新津機場運出張大千62幅敦煌臨摹壁畫和16幅私藏古畫。

此外，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日本政府從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將其在中國境內(nèi)瘋狂掠奪的部分珍貴文物分裝109箱，分7批陸續(xù)歸還中國。第一批4箱由昆侖艦運至臺灣，其余105箱則從日本直接運往高雄港，再轉(zhuǎn)運臺中糖廠。

如此算來，除張大千62幅敦煌臨摹壁畫和16幅私藏古畫外，直接間接運往臺灣的珍貴文物一共有5606箱。

其中屬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央圖書館的文物都相繼歸還，河南博物館的文物送到了臺灣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即后來的國立歷史博物館。

剩下的3879箱25萬多件文物歸中博籌備處和故宮所有，中博籌備處和故宮于1965年12月合并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這25萬件文物最終便花落臺北故宮博物院，也便是現(xiàn)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主要文物的由來。

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的總量雖是當時原故宮的四分之一，但這些都是文物中的精品，其中玉器就有11445件。

運送這些珍貴文物的主要負責人便是杭立武，而這不是杭立武第一次押運國寶了，杭立武也不止國寶“總鏢頭”這么簡單。

1919年，杭立武考入金陵大學，1929年獲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任母校金陵大學研究教授。

1930年，杭立武接受中央大學聘請，擔任中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因楊杏佛推薦，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次年4月，中英庚款會于南京成立，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想聘請一位具有英國留學背景的中國青年，擔任董事會總干事。經(jīng)楊杏佛、梅光迪推薦，杭立武出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干事。

1932年9月，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取委員制，不設會長。杭立武當選總干事。

除了創(chuàng)建中國政治學會外，杭立武還在英國駐中國大使藍普森爵士大力協(xié)助下，在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國際性的文化交流組織——“中英文化協(xié)會”。

杭立武還受蔣介石委派，擔任蔣介石與英國駐華大使及邱吉爾首相駐華私人代表魏亞特的聯(lián)絡員。

整個抗戰(zhàn)期間，國民政府與英國之間的矛盾、沖突，一般都經(jīng)杭立武從中斡旋而化解。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杭立武某日閱報，看見一則報道說饒神父在上海設立難民區(qū)，濟助上海受戰(zhàn)火波及的婦女和兒童。

杭立武讀完新聞后，擔憂南京遲早淪為日寇之手，應該也在南京設立安全區(qū)，以免無辜百姓遭受日軍荼毒。

于是，身為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的杭立武和南京的一些美國、德國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保護未及撤離的南京居民生命安全，并劃定了包括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南京神學院在內(nèi)的鼓樓、新街口、山西路一帶五公里地方為安全區(qū)。

德國人拉貝擔任“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杭立武和美國人費吳生為安全區(qū)總干事和副總干事。

據(jù)日后何應欽估計，南京淪陷之后，至少有二十五萬人涌進杭立武籌設的安全區(q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幸免于難。

杭立武為籌設南京難民安全區(qū)，與南京市長馬超俊時有往來。某日，馬市長忽然向杭立武提議，應該將南京朝天宮也納入安全區(qū)范圍，因為朝天宮里存放了從北平故宮遷運南來的大批國寶。如果朝天宮納入難民安全區(qū)，可保護這批珍寶免于戰(zhàn)火威脅。

杭立武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安全區(qū)”地圖已送到日軍手中，臨時更改并不容易；況且，他對日軍是否尊重“安全區(qū)”并不樂觀。

但保護這批文物又事關重大，杭立武遂面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陳述轉(zhuǎn)移文物意見。張群立即呈報身在外地的蔣介石，老蔣復電同意，并指示就讓杭立武負責搶運文物。

杭立武本來只是提個意見，沒想到自己卻攬上了如此重任，只好把“安全區(qū)”事務交給副主任費吳生，自己全力投入文物搶運工作。

抗戰(zhàn)時期，經(jīng)費拮據(jù)，杭立武特地去關務署向英籍稅務司借了十萬元，作為遷運國寶的川資費用。

根據(jù)運輸條件，杭立武制訂了周密的轉(zhuǎn)移計劃，水路并進。陸路所需卡車、火車，由蔣介石下令派遣，供應無虞。水路則由杭立武租用英國輪船，沿著長江運往四川。

英國船長不敢獨自承擔責任，一定要杭立武跟隨押運。因為難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最后只好用繩子把他吊上了船。

這批文物歷經(jīng)艱辛最后安全運到重慶，抗戰(zhàn)勝利后又運回南京。

隨著國民黨頹勢，蔣介石決定再次將這批文物運往臺灣，“總鏢頭”非有過押送經(jīng)驗的杭立武莫屬了，此時曾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的杭立武任教育部部長。

接受任務后，杭立武抓緊籌集經(jīng)費、洽定船只、制訂搬運計劃，于四個月內(nèi)將這批文物全部安全送往臺灣。

但在曾昭燏、徐森玉、吳有訓、陶孟和等人聯(lián)名反對下，其中有三批運到臺灣的852箱文物又運回了大陸，這些文物便成了后來南京博物院文物的主體。

到臺灣后，杭立武繼續(xù)擔任教育部部長，籌建臺灣故宮博物院，安置運至臺灣的國寶，于87歲時安然去世。

而曾昭燏留下來擔任了南京博物院院長，但“曾國藩后人”的身份成了曾昭燏原罪，二哥曾昭掄被劃為“右派”的牽連讓她深陷無休止的批判與檢討，1964年12月22日她在靈谷寺縱身躍下靈谷塔，終年55歲。

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則都成了著名博物館和“網(wǎng)紅”，那些他們用生命呵護的文物無言見證著歷史和后來……

（本文選自拙作《先生歸來：南京民國老大學的那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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