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濟會為何與華夏文明天然對立？

鄭重聲明：本系列文章為基于“洪清宇宙”的歷史架空創作，

描述的是發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與現實無關。

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早在夏朝，華夏文明就產生了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包括了中央政府背書的中心化貨幣，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國際貿易體系，以及強大的國有經濟集團。

以上各要素，共同構成了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由近及遠、由親到疏的華夏貿易圈；

以貿易為基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華夏文明圈！

為大多數人謀取福利，構建多數人參與的利益共同體，

社會主義，構成了華夏文明的真正底色！

社會主義路線不可避免地觸碰了走資派的利益，后者掌握資源和力量，反撲力量非同小可。夏朝初期的動蕩，本質上是走資派與社會主義接班人之間的殊死斗爭，也是共濟會與華夏文明第一輪大戰。

夏朝建立不久即遭遇太康失國，代表共濟會勢力為剿滅社會主義萌芽進行的激烈反撲；

百年之后的少康中興，則是憑借社會主義路線，華夏文明獲得全面復興。

但是，社會主義紅旗并沒有一直飄揚下去。

公平地分蛋糕的夏朝，遭遇了更能做大蛋糕的競爭者的強力挑戰。

公元前1600年，夏朝覆滅，走資派扶植的大邑商取而代之，華夏文明淪陷于共濟會的全面控制之下！

前情提要：

根據1723年出版的《共濟會憲章——內容最古老、最正宗、最尊貴的兄弟會之淵源、戒律、法規等》，簡稱《共濟會憲章》，共濟會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洪水時期。但是這個源頭并非諾亞方舟，而是大禹治水。

共濟會的胚胎形成于東方，著床于歐洲，在美洲發育完成，這就是美國。

大禹治水是華夏文明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治水經驗總結而成的《洪范九疇》， 是華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為《華夏文明白皮書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碼。共濟會的“上規下矩”標志，就是“洪范”。

大禹治水后，各方勢力陣營彼此斗爭，持續數千年，本質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踐行《洪范九疇》的思想。因此而衍生出來的秘密組織，就是共濟會或稱洪門，其宗旨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護者！

組織也許出自偉光正的初心，但由于組織在暗中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以及由此帶來的龐大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墮落。所謂共濟會，就成為“肉食者聯盟”的代稱，為了門戶私計蠅營狗茍的一幫精英，作為中國（中央集權政體）的對立面或者陰影存在。

治水五人天團的后裔，分別建立了夏商周齊秦五國，構成了中國上古歷史的主線。然而還有一個隱藏在歷史陰影中的龐然大物，暗中操控這一切。這就是有莘氏，共濟會的初代目。

“天下為公”的理想，與人性中的貪婪利己的私欲之間的永恒之戰，從文明誕生之初就以開始，持續到人類文明的滅亡！

一、共濟會為何與中央政府天然對立？

難道說四千年前的夏朝，華夏文明就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接下來，請忘掉僵化過時的社會五階段論（斯大林提出，并非馬克思提出），我們重頭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邏輯。

經濟社會最基本的概念是分工，社會發展的本質就是社會分工不斷細化深化。

分工的前提，是不同個體或組織之間能夠進行交易（貿易）。如何建立有效的貿易機制成為關鍵。

交易的媒介被稱為貨幣，通常自然產生的貴金屬貨幣（例如金銀），貨幣價值由貨幣本身提供，而不依賴其發行機構，是一種去中心化貨幣（比特幣與之性質類似），天然最適合充當貿易的媒介。

既然加密貨幣這么好，為什么主流國家視之如大敵呢？

原因在于，去中心化的貨幣，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可怕的詛咒！

交易可不僅僅是商品交換那么簡單，而是塑造了人與人關系的底層代碼。

我們長期生活在充斥著貿易的世界里，對于一些基本概念往往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當今世界最接近貿易原始形態的是國際貿易。

所謂國際貿易，最大的特點是貿易雙方缺乏一致的信用背書（彼此之間難以建立穩定的信任關系），在四千年前的環境下，不同部落之間就相當于“國際環境”。基于去中心化貨幣誕生的國際貿易體系，遵循最小作用量原理的一般性原則，也無需維護穩定的國際環境。

這樣的好處是，國際貿易網絡容易建立和延展，但壞處是，國際貿易長期處于無法無天的叢林環境（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正是如此），因此特別適合橫跨黑白兩道，持劍經商兼營打劫走私的貿易集團。

前文反復提及的有莘氏，正是這一類的貿易集團。至于后世的圣殿騎士團、威尼斯商團、英國東印度公司，泉州海商集團，也是同類型的組織。我們用一個統一的標簽聯稱呼他們，這就是“共濟會”。

各國中央政府背書并發行的紙幣，貨幣本身并無價值，其價值完全由發行機構賦予并承兌，這就是所謂的中心化貨幣（人民幣、數字人民幣，美元、歐元都是這類），這種貨幣通常只適合在一國境內流通，如果要作為國際貿易媒介則困難重重（想想人民幣國際化有多難）。

貢賜制度，本質上就是中央政府給參與交易的各個部落分別記賬，它起到了類似中心化貨幣的作用，而且因為形式更簡單，反而更接近其本質。

與去中心化貨幣相比，中心化貨幣與權力機構之間是相互成就的關系，也就是該權力機構越強大，那么接受中心化貨幣的人越多，該貨幣的適用范圍就越廣，證明該貨幣越強勢；反過來，中心化貨幣越強勢，也就更方面地調動各種資源，由此極大加強權力機構所擁有的權力。

權力機構的擁有者，也就有更大的動力，維護并加強該權力機構，同時加強中心化貨幣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強大的國有經濟體系，來為中心化貨幣背書的同時，加強并擴展中心化貨幣的貿易圈，不斷地將無序的“國際貿易”，轉化為有序的“國內貿易”。

隨著華夏貿易圈的擴展，越來越多的人或組織會覺得，我為什么不直接加入華夏貿易圈，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從而享受種種便利？

從古到今，華夏文明圈的擴張，主要是由貿易擴張推動，軍事和文化只是輔助手段，這與西方文明主要依賴軍事和宗教擴張存在本質的差別。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是古代唯一的長期穩定存在的超大型國家（國土超過兩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五千萬）。即使到了現代，除中國以外的超大型國家，也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將來還會進一步分裂。

但是在去中心化貨幣利益集團看來，中心化貨幣形成的華夏貿易圈越擴張，自身的利益范圍就越被消減；反過來，華夏貿易圈越衰弱，自身的利益就越容易擴張，雙方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這就是共濟會與中央政府天然對立的根本原因。

二、夏后氏與有莘氏此消彼長

中心化貨幣與去中心化貨幣，如同陽與陰，光明與黑暗，相互對立，相生相克。

兩種貨幣背后的利益代表，自然也是相生相克，彼此斗爭，甚至水火不容。

所謂共濟會，就是一種拜（去中心化）貨幣的準宗教組織，他們信奉金錢萬能，信奉自由主義，以（去中心化）貨幣為中心，建立起跨國跨種族的國際資本利益集團。

在夏朝時期，共濟會這個名詞并不存在，但基于共濟會原理運行的組織，作為貢賜制度的對立面，伴隨著貢賜制度而生。

這兩種利益模式的強弱并非是一定，而是此消彼長，陰陽相生，特定階段陽盛陰衰，另一個階段則是陰盛陽衰。

華夏文明的歷史，就是在這兩種利益集團的相互斗爭之下，曲折前進，螺旋上升。

夏朝的貢賜制度，對于原本就占據經商的地利，掌握了關鍵戰略物資，以貿易和金融立足的有莘氏，造成了嚴重的利益威脅。

夏后氏作為天下共主，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必須做到一定程度的抑強扶弱，保證公平，所謂“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有莘氏作為私營經濟的代表，可以充分利用信息不對稱和資源優勢，追求利潤最大化，謀取本族利益，甚至不惜割他族的韭菜，也就是“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余”。

因此，盡管貢賜貿易十分粗糙，但是確實為大量的中小型部族帶來相對公平的利益分配，他們還是愿意支持夏后氏這個中央貿易平臺。

有莘氏這種本來就占據貿易優勢的部族，本質上還是對中小部落割韭菜，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韭菜本來就不多，割著割著就禿了。再加上中小部落大量參與貢賜貿易，避免被有莘氏割韭菜，讓可割的韭菜進一步變少。

擋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有莘氏將貢賜貿易視作“眼中釘，肉中刺”。

于是，雙方的矛盾不可避免，不可調和。

在夏朝建立最初一百多年的交鋒當中，有莘氏首先扶植武觀發動武觀之亂，但此時開國君主夏啟余威尚在，叛亂平息，有莘氏被震懾；一計不成后又生一計，有莘氏又把從北方南下，游牧屬性很強的有窮氏當槍使，搞亂夏后氏的統治；為了便于控制有窮氏，還特地安插了寒浞這個代理人；

寒浞作為洪承疇的前輩，很好地完成了有莘氏交代的使命，但是他卻沒能建立穩固的統治；更重要的是，寒浞的統治沒有給多數人帶來利益，盡管寒國一時武力強盛，但得不到天下人的支持，只能是曇花一現。

少康作為夏后氏的一代中興雄主，借助有虞氏的力量，以贅婿身份成功實現翻盤，并且巧妙地拜托了老丈人的控制，沒有成為有虞氏的棋子，重建并加強了大禹奠基的貢賜制度，得到了大多數中小部落的支持，建立了比較穩固的統治。在少康的孫子的時代，夏朝擴張到歷史的極盛。

由于歷史記載的缺失，我們并不知道少康與有虞氏之間發生怎樣的明爭暗斗，我們只能根據有限的信息進行合理的推測：

其一，有虞氏的領地更加靠東，比較容易受到東夷的威脅。少康之子姒抒發動的東征之戰，極大打擊了東夷勢力，加強了有虞氏的領地安全。 姒抒的母親是有虞氏之女，這一系列東征的決策，很有可能來自有虞氏的政治訴求。

其二、有虞氏應當是積極加入了夏后氏的國營經濟體系，特別是官營制陶業，長期被有虞氏所控制。這就好比國營石油公司長期被某個家族所壟斷，而且其家族利益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這就使得有虞氏缺乏在政治上進一步作為的動力。

商代夏后，商湯將有虞氏首領虞遂分封在陳地，并擔任陶正，整個商朝五百年，該官職一直被有虞氏的后代世襲。周代夏后， 周武王特地將陶正官虞遏父之子媯滿（即陳胡公滿）封為陳國國君，來繼承舜帝之正宗正統，并將長女大姬配嫁于他，并令其繼續擔任周朝的陶正。媯滿成為陳國開國國君，并成為陳姓始祖。

三、夏商的天命更易

在夏朝初期的斗爭中，人們已經隱約領悟了所謂“天命所歸”的真實含義，這被姜尚（姜子牙）總結在《六韜》當中：

“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夏朝通過建立貢賜制度，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同天下之利”，因此得到了天下的擁護；有莘氏盡管強大，但歸根結底只是“擅天下之利”，因此折騰百年最終還是失敗了。

但是，貢賜制度畢竟只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初級階段的一種粗糙制度。太康中興大約一百年后，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方式的進一步發展，貢賜制度的的弊端越來越顯露出來，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

從形式上看，夏后氏的中央貿易體系，需要中央政權背書，不僅每次交易都要被收“手續費”，而且交易需要定時定點，受到極大限制，很不方便。而且為了實現貢賜貿易不得不付出的往返路費，也造成了高額交易成本。

有莘氏占據交通之利，可以從沿海地區直接收集貝殼作為貨幣，各個部落只要擁有貨幣，就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交易。與此同時，有莘氏貿易的核心區域，出現了一個新興的部落，這個新興的部落就是商，也是后世商人的始祖。

相傳，商族第七代首領子亥（通常被稱為商王亥，簡稱為王亥），發明了牛車，采用牛車裝載貨物，可以實現送貨上門的貿易，使得各個部落不用舟車勞頓遠赴夏都，在家門口就可以實現貿易，史稱“王亥服牛”。

有莘氏原本掌握的貿易和金融資源，再疊加商族的物流服務，兩者強強聯合，形成了顛覆夏后氏統治的大殺器。與莘商聯盟的新型貿易帶來的利益相比，夏朝中央政府的貢賜貿易，對于各個方國來說越來越成為一種雞肋，甚至棄之如敝履。

夏朝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能夠更公平的分蛋糕，但分蛋糕的前提是能把蛋糕有效做大。如果出現了更能夠將蛋糕做大的競爭者，“平等的貧窮”顯然不能得到天下人的擁護。

夏后氏集中力量辦大事建立的國營手工作坊體系，商族不僅也可以搞，而且搞得更好，而且他們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更加深入地控制了原料產地，用奴隸解決勞動力問題，更新了技術，特別是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建立了全產業鏈優勢。

特別是曾經被夏朝征服的東夷諸部，原本就不服華夏的統治，他們在新興的貿易利益紐帶之下，逐漸團結在商族核心周圍，成為夏朝東方最有威脅的反抗力量。

商族還將先進的青銅產業鏈大規模運用在軍事上，青銅兵器甲胄滲透率達到驚人的30%，將經濟和技術優勢轉化成為軍事優勢。

夏朝君主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秩序，不得不越發依賴強制手段，在其他人看來就是越發荒唐暴虐，如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倒行逆施。

商族看夏朝的軍隊，就如同我們看特朗普戰列艦一般荒唐可笑。

天下人心向背發生重大變化，天命更易，也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未完待續）

洪清宇宙系列（連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