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來看案例——
【#，提出離婚并要追回養育費，多部門介入調解化解家庭糾紛】#男子發現女兒非親生要追回養育費#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婦聯、司法部聯合發布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工作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則男子發現13個月大的女兒非自己親生，要求和妻子離婚并返還養育費用的案例。#男子發現女兒非親生多部門介入# 案情顯示，2022年5月王某甲（男）與李某（女）登記結婚。2023年12月兩人生育一女王某乙，此后李某到外省打工，王某甲獨自撫養女兒。2025年1月王某甲懷疑王某乙非親生子女，通過親子鑒定確認該事實。
2025年3月王某甲提出離婚，雙方就王某乙撫養權歸屬及養育費用等事宜爭執不下產生糾紛。經過多輪線上溝通，多部門介入調解后，雙方達成一致意向。一是王某乙隨母親李某生活，王某甲亦不需要支付撫養費。二是李某需向王某甲賠禮道歉，王某甲念及夫妻之情，不再要求李某返還此前養育王某乙支出的相關費用。 極目新聞
“養了13個月的女兒非親生”的案例，經最高人民法院、全國婦聯、司法部聯合作為典型案例發布后，引發輿論嘩然。根據官方通報，這起糾紛最終以女方道歉、男方放棄追討養育費告終……
表面看，糾紛得到了“化解”，但細究之下，這更像是對婚姻欺詐行為的變相縱容。王某甲作為受害者，不僅承受了情感背叛，還在多部門“調解”下放棄了經濟追償權，這不得不讓人質疑——我們的調解機制到底是在保護受害者，還是在為過錯方提供“避風港”？
這起案例中，王某甲與李某2022年5月登記結婚，2023年12月生下一女。李某隨后外出打工，王某甲獨自撫養女兒13個月之久。2025年1月，王某甲通過親子鑒定發現孩子非親生，隨后提出離婚并要求返還養育費用。
多部門介入后達成的協議令人震驚——孩子隨母親生活，王某甲不支付撫養費，但同時放棄追討已支出的養育費用，僅換得女方一句道歉。
從法律角度看，這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民法典》第985條明確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女方李某的行為已構成典型的“欺詐性撫養”，使王某甲在誤解下支付了養育費用。
再看司法實踐，甘肅白銀一起類似案件中，法院判決女方返還撫養費30000元并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0元。而重慶這起案例中，多部門調解卻讓男方完全放棄了經濟追償。
我們再對比全國類似案件，此次調解結果的不公更加明顯。2024年云南一起案件中，男方發現三個孩子中兩個非親生，法院判決前妻返還撫養費2.55萬元。2023年廣東一案中，女方不僅需返還撫養費，還需賠償5萬元精神損失。
而本案中，女方僅以一句道歉了事，連實際支出的撫養費都無需返還。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男方人財兩空，違法成本竟是一句道歉？”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形成錯誤的示范效應。如果婚姻欺詐的法律成本如此之低，如何震懾潛在的不忠行為？如何保障婚姻中忠實履行義務一方的合法權益？
多部門聯合調解的本意是化解矛盾，但在這起案例中，調解似乎成了迫使受害者妥協的工具。從報道看，女方經濟狀況不佳，“每月工資才3000，連自己都快養不活”。
調解員可能基于“執行難”的考慮，勸說男方放棄追償，但這并不是犧牲法律正義的理由。如果調解結果可以因過錯方經濟困難而打折扣，那么法律的平等性和權威性將蕩然無存，誰弱誰有理？
這也反映出當前基層調解的普遍困境——為了快速“化解矛盾”，不惜采取“和稀泥”的方式，追求表面和諧而忽視實質正義。結果就是，受害者不僅遭受初始傷害，還要在調解過程中被迫妥協，遭受二次傷害。
該案例發布后，網絡輿論呈現一邊倒的批評。有網友直言：“婚前必須婚檢，孩子一出生強制親子鑒定。賠償太少了，不足以起到警醒作用。”
更有人質疑：“撫養費怎么可能才3萬，這個法官太不公平了！返還？后續的撫養費呢？”這些質疑聲反映了公眾對婚姻欺詐行為的零容忍態度，以及對法律公正性的期待。
公眾的憤怒不僅源于對個案的不公感，更源于對整體婚姻安全環境的擔憂。如果連最基本的親子關系確定性都無法保證，如果連如此明顯的欺詐行為都不能受到應有懲罰，那么婚姻制度的穩定性將受到嚴重威脅。
這起案例作為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的“典型案例”，其負面示范效應不容忽視。相關部門應當重新審視此類調解的價值導向。調解制度需要確立底線原則。不能為了達成協議而犧牲法律的基本公正。對于涉及欺詐、故意侵權等案件，調解應當遵循法律的最低保護標準，而非無原則的“讓步”。
我想我們需要建立科學的調解評估機制。成功的調解不應只看是否達成了協議，還要評估協議內容的公正性、當事人的真實滿意度以及社會的認可度。此外，還應加強調解人員的專業培訓，提高他們對法律原則的把握能力，避免在復雜案件中迷失方向，淪為“和稀泥”的能手。
有法律學者指出，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但如果連婚姻中最基本的誠信都無法保障，如果受害者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護，那么婚育觀的積極轉變將無從談起。
縱觀類似案例，河南周某喜案判賠15萬、云南祿勸案判賠4.05萬，都體現了法律對婚姻欺詐的否定態度。而重慶這起案例的調解結果，卻傳遞出令人不安的信號，唉。
在多元化解糾紛的旗幟下，調解機制不應成為淡化法律責任的工具。只有讓過錯方承擔相應責任，讓受害者獲得應有補償，才能重塑公眾對婚姻的信心，否則就只有繼續加速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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