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特朗普眼中的對華競爭，是“以斗促強” ｜IPP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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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12月4日，白宮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文件開篇即以一種近乎罕見的方式展開“自我反思”，直言冷戰結束后美國精英階層所幻想的“永久主導世界”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實現。報告重新界定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出發點，以“美國優先”和“成本—收益”為尺度，對盟友責任與地區投入進行重估。

報告勾勒出一系列“戰略重組”的方向。文件提出所謂“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明確強化美國對美洲這一“后院”的主導權；在亞太方向，則要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開放更多港口和軍事設施，并提高國防開支。對歐洲，報告直言歐洲正面臨“文明抹除”的風險，美國將“幫助歐洲糾正其當前的發展軌跡”；在中東，則明確將戰略目標收縮至能源供應與關鍵海上通道的安全。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隨之浮出水面：美國究竟是在進行戰略收縮，還是在通過重新劃定重點、壓縮成本，實現力量的重新配置？在這一框架下，中美競爭的重心與方式又將如何變化？圍繞這些問題，我們在2025年12月末采訪了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終身教職）、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邀請他從政策文本出發，結合美國政治與戰略傳統，解讀這份國家安全戰略背后的深層考量。

為便于讀者閱讀，IPP評論今日將率先推出采訪的前半部分。更多精彩內容將于稍后推出，敬請各位讀者耐心期待。

受訪人

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接受IPP研究員專訪。拍攝：黃日升

IPP2025年美國出臺的新一版《國家安全戰略》，在基調和重點上都引發了較大爭議。您如何理解這份報告出臺背后的戰略考量？

王江雨：美國2025年出臺的《國家戰略報告》，就美國過去幾十年在國際體系中的獨霸地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份石破天驚的報告。但在美國250年的歷史長河中，它其實并不稀奇，某種程度上相當于回歸其歷史上曾奉行過的“孤立主義”與“門羅主義”。

但自二戰以來，這是美國首次以官方戰略文件的形式公開表明要進行戰略收縮。當然，我知道很多評論者不同意這一判斷，他們認為美國并非戰略收縮，仍要爭奪第一和世界霸權。但至少，從表面上看，這確實是一種收縮。

這一切變化的原因，從根本上看，是財政考量。無論是從美國當前的財政現狀出發，還是基于特朗普作為一名交易型商人的本能盤算，美國政府都認為，如果繼續像過去那樣維持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其中一家獨大、扮演霸主角色，既依靠自身實力提供公共產品、維持秩序，又不計代價地遏制任何挑戰者——這是二戰后美國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傳統定位——特朗普政府至少認為，這已經不值得、不劃算了。同時，美國的國債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如果不改弦更張，美國的國債將無力償還，國力在財政上也將無法持續。

只要美國繼續扮演霸主角色，就必須承擔國際義務、提供公共產品，包括承擔盟友的安全防務。過去，美國承擔了其盟友安全防務的大部分費用，例如美軍在海外的基地建設，以及北約的大部分資金。特朗普政府認為這很不劃算。這份報告正是基于這種財務上的、交易型的考量，推動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

截至2025年12月，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突破?38.5萬億美元?。圖源：新華社

IPP：如果從政策文本和戰略取向本身出發來看，美國此次《國家安全戰略》中所體現的“戰略收縮”，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這種收縮是戰術層面的調整，還是具有方向性的長期轉向？

王江雨：如果對報告內容進行條分縷析的辨析，美國戰略收縮的意圖就十分明顯了。這份報告我認真讀過，我的讀后感是，就美國外交政策而言，它體現了五個特點：

第一是收縮戰線；第二是重建實力；第三是在意識形態上，以西方傳統價值觀為基礎，重建整個西方陣線的意識形態共識；第四是淡化大國競爭；第五是重點針對中國。

第一，戰略戰線的收縮。

無論我們是否接受“重大戰略收縮”這一判斷，美國當前的戰線收縮趨勢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本次報告明確提出，要降低對盟友的義務負擔，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并將戰略重心重新拉回兩個方向：

其一，本土安全優先；其二，在西半球重申“門羅主義”。

鑒于資源的稀缺性，任何戰略再部署都具有零和博弈的相對性——當一個國家公開聲明重點投入某一領域時，就意味著其他領域的資源與關注度必然被壓縮。若美國仍自視為“全球無所不在的霸權”，便無須特別強調重點區域。正因為在政策文本中明確提出“本土與西半球優先”，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精力與資源投入必然下降。

在這一意義上，美國正在進行一場清晰可辨的戰線收縮：將主要資源用于維護本土安全，同時強化對西半球的掌控。本次報告中對“門羅主義”的重提尤為引人注目。該概念長期帶有強烈的地緣政治與區域霸權色彩，意味著西半球被視為美國的戰略“勢力范圍”，外部力量不得染指。

二戰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敘事中，美國往往避免公開以此措辭界定拉美或全球關系，而是強調主權平等、國際合作與共同繁榮。但如今這一概念重回政策文本，無疑意味著美國重新以“區域主宰者”的姿態定位西半球，而其他國家的形式主權已不再是其首要考量。

1月4日，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空襲。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卡蒂亞拉馬爾鎮的一些房屋在美軍抓捕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軍事行動中遭到損壞或摧毀，而官方報告稱死亡人數不詳。圖源：路透社

這也意味著，大量戰略資源將被鎖定在本土與西半球，可用于歐洲、亞洲等其他地區的資源投入將顯著下降。因此，無論從政策意圖，還是從資源再分配的客觀效果來看，美國都將從歐亞大陸撤回相當部分力量，并在全球范圍內留下不同程度的戰略真空。

這一真空由誰填補？答案因區域而異。在亞洲，中國作為快速崛起的區域性與全球性力量，其綜合實力已接近與美國“并肩對照”，報告中使用“near peer”（近乎對等競爭者）一詞，正是對這一現實的承認。如果美國力量回撤，亞洲的權力空缺勢必更多由中國填補。歐洲則呈現另一種局面。盡管內部存在結構性分歧，歐洲仍擁有德國、法國、英國等歷史深厚的發達強國，而俄羅斯正以極具力量性的方式重新塑造其地緣格局。美國注意力與資源的下降將強化歐洲內部力量的再配置，使其成為俄羅斯與西歐國家博弈的核心舞臺。

綜上，美國正進入一個以收縮戰線換取力量重構的階段。這一趨勢既明顯又幾乎不可逆，對全球權力版圖的再平衡將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重建實力，即重新構筑美國的國家實力基礎。

事實上，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與希拉里的競選對決開始，其陣營的政策敘事就重新定義并凸顯了這一問題。我認為，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特朗普對美國國家發展議程的一項“結構性貢獻”。

在特朗普之前，無論是奧巴馬、小布什還是更早的克林頓時期，美國主流政治精英普遍持有一種典型的“全球主義”心態。他們堅信美國綜合實力仍牢牢占據全球首位，認為美國的經濟結構、發展路徑和政治體制不存在根本性缺陷——美國無論在價值體系、制度設計還是實力基礎上都具備無可替代的優勢。即便偶爾遇到挫折，也多被理解為競爭對手或“流氓國家”采取了某些投機手段，讓美國暫時措手不及；而只要美國認真應對，隨時可以重返世界巔峰。盡管美國實際上自小布什時期起便已開啟相對衰落軌道，但政治領導層長期未正視這一現實，依然習慣以“唯我獨尊”的話語框架來理解世界與自身。

從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的相對實力已在結構層面發生變化；但小布什等美國政治精英仍以“領導者不可替代”的話語理解自身位置。圖源：EPA

特朗普與希拉里競爭期間，首次將這一問題推至國家認知層面的正面議題，改變了部分美國社會的認知結構，讓更多美國人意識到，美國經濟體系的確存在深層缺陷。在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中，生產要素高度流動，美國制造業大量外遷，甚至到了難以逆轉的地步；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長期并存，國家像在持續“失血”；制造業空心化、實體經濟基礎不斷削弱。在特朗普之前，盡管學界已有廣泛討論，但這一問題從未真正進入政策核心。特朗普則把它直接推上了政策辯論的中心。

從第一任期開始，特朗普就試圖采取措施應對這一結構性危機。其本人及所代表的政治經濟精英群體明確提出，美國若想重建實力、重回世界之巔，首要任務就是讓制造業回流。然而，他們并沒有現成的“靈丹妙藥”，在意識到問題的同時，也面臨方案貧乏的困境。最終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征關稅——似乎除了關稅，也缺乏其他足以撬動結構性轉型的工具。這是因為美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深層耦合問題，并非依靠關稅或口號就能解決。但至少，他們重新確立了“重建制造業基礎”這一國家目標，并使之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事實上，經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再教育”之后，拜登政府也逐漸意識到這一結構性問題。從上屆拜登政府開始，美國啟動了其歷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范圍內也極具影響力的政策轉向：大規模使用產業政策。通過《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等舉措，聯邦政府投入巨額資金、提供高額補貼，旨在吸引跨國企業回流、帶動本土資本擴張。

到了現任特朗普政府，這一路線不僅得以延續，而且被進一步推至強硬化乃至激進化的方向，特別是針對美國盟友。與拜登政府側重財政激勵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帶有直接施壓的色彩：通過政治與經濟脅迫，迫使盟友，尤其是財力雄厚的日本、韓國等國，向美國境內注入資金，動輒提出三千億、四千億甚至五千億美元級別的投資要求，并強調這些資金必須用于美國本土、不得外流。

韓國去年7月原則上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根據協議，韓國將向美國投資3500億美元，其中1500億美元將投資到美國的造船業，同時，韓國還將購買價值1000億美元的液化天然氣。圖源：路透社

這種策略幾近赤裸、毫不遮掩。這份《國家安全戰略》也清晰呈現了這種轉向：美國不僅公開主張經濟民族主義，還進一步強化了其政策架構。

所謂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特征，便是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相結合，以新重商主義思路為導向，通過高額補貼、產業扶持、對外壓制乃至對盟友的利益攫取等方式，鞏固美國國內產業基礎，重塑跨國企業布局，并誘導（甚至逼迫）盟友資本向美國集中，以期實現美國經濟的重新構筑與實力恢復。這是“開源”的一面。

“節流”則與美國的戰略收縮直接相關，并服務于“重建實力”的總體目標。所謂戰略收縮，本質上是通過減少海外投入來降低美國的全球支出負擔。長期以來，美國為盟友承擔了大部分防務成本，包括駐日、駐韓和歐洲多國的軍事基地經費。然而，這些盟國的國防預算長期偏低（不少低于GDP的1%），他們心知肚明，美國的安全保護傘足以為自己兜底，于是放心將資源投入民生、基礎設施和福利體系，享受“低成本安全紅利”。

如今，特朗普明確宣布：美國不再無條件繼續承擔這樣的責任。早在第一任期，他就要求北約國家將國防開支提高至GDP的2%；現在，目標更進一步，甚至出現了要求提高至5%的傳言。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美國在盟友防務上的財政支出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盟國擴軍必然帶來規模性的軍購需求，而最主要的供應方往往是美國軍工企業，這又反哺美國的制造業體系。換言之，“重建美國經濟基礎”這一核心目標，通過“減支”與“促收”形成了閉環，由此與戰略收縮實現了聯動。

2025年6月，特朗普在北約首腦峰會上強調盟國提高國防預算目標，并稱其是“對西方共同安全的成功”。圖源：美聯社

不過，是否能夠真正達成這一目標仍是未知數。過去十年，從特朗普第一任期至今，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實際成效十分有限。盡管在特定領域有一定成果，如算力中心建設等，但傳統制造業（不僅是紡織、家具，甚至包括大量電子產品）幾乎沒有回流跡象。

當前美國在全球算力中心建設上仍處于領先地位（與中國一道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國與美國之間仍存在差距。這種領先優勢某種程度上并非制造業回流戰略的成果，而是源于美國社會在面對新科技浪潮時，企業資本愿意持續投入——即便存在泡沫，仍會不斷沉淀出新的產業與技術資產，形成競爭優勢。換句話說，美國的“新增長點”更多來自科技資本體系的高風險創新能力，而非傳統制造業的復興。

回想我學業成長的上世紀90年代，彼時全球都在談論“互聯網泡沫”。泡沫確實存在并最終破裂，但它并非一無所獲，反而為當代數字文明奠定了基石。正是那一輪由美國引領的互聯網浪潮，使世界進入了網絡時代。雖然泡沫破裂一度引發金融震蕩，但美國憑借其制度與市場機制的承載力，迅速將危機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契機，由此在數字經濟與互聯網科技領域確立了對世界的長期領先地位。

放到當下同理，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投入同樣帶有一定泡沫成分，但泡沫并不等于毫無價值。即便存在過熱，它必將沉淀出基礎設施、核心算法、產業生態和人才積累等長期遺產。不同的是，相較于90年代“美國獨攬先機、獨自沖頂”的局面，如今的全球科技格局已發生根本變化。人工智能領域中，中國的綜合實力已經逼近與美國并駕齊驅，并將大多數國家甩在身后。

換言之，美國已不再處于“遙遙領先、不可替代”的唯一主導者地位，這恰恰構成了當前美國的焦慮背景。因此，美國在推動戰略重塑與國力重建時，把希望集中寄托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之上，試圖通過掌控未來技術生態來重新獲取長期的競爭優勢。這也正是我們所強調的第二點：美國的國力重構正在押注于AI等戰略性新興科技領域。

到2030年，全球數據中心相關投資預計將達6.7萬億美元，其中AI相關投資約為5.2萬億美元。 圖源：路透社

第三，意識形態重建。

很顯然，特朗普政府及其團隊雖然不想再為盟友提供無條件保護，不想再為盟友花太多錢，甚至還想訛詐、榨取盟友以讓美國受益，但他們仍然有一個我稱之為“新的意識形態目標”：在西方文明傳統基礎上，重建西方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取向更接近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白人主導的基督教文明體系，那是一套以傳統、保守價值為核心的西方世界觀，其中許多元素在當代已被視為帶有強烈的“政治不正確”色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自奧巴馬時期，甚至可追溯至克林頓時期的萌芽起，“白左”文化在美國日益興盛。它以普世主義為基調，強調保護族裔與性別少數群體權益，反思并削弱在歷史上長期占據優勢地位的白人文化結構，批判系統性種族主義，扶持邊緣群體話語權。到了奧巴馬任內以及特朗普執政初期，這種趨勢甚至開始挑戰并否定部分源自歐洲白人社會、深植于基督教文明傳統中的文化觀念與倫理基礎。

在特朗普及其背后的白人精英群體看來，正是這些被視為“過時”的傳統價值觀，包括以白人、男性和基督教文化為中心的社會組織邏輯，曾經支撐了西方世界數百年的全球擴張、殖民統治與國際主導力，因此是西方文明之所以強盛的根基。他們認為，當代自由主義語境下的多元文化主義與“白左”文化正侵蝕這一文明基礎，使西方在文化上動搖、在國際競爭中失去銳氣。因此，回歸這套傳統的、以白人精英主導社會結構的價值體系，在他們看來不僅是文化選擇，更是重建國家實力與文明自信的必要路徑。

在歐洲社會語境中，這種理念往往被歸類為極右翼甚至排外主義取向。而從特朗普與其副手萬斯的公開表態與政策思路來看，他們不僅希望在美國國內削弱乃至清除“白左”文化影響，還希望推動歐洲進行類似的文化重組，實現跨大西洋范圍內的“保守主義回流”。

由于特朗普政府對LGBTQ尤其是跨性別者的一系列政策變化，有報道指出，部分 LGBTQ 群體正在考慮搬到加拿大等國家尋求更友好的生活環境。圖源：路透社

特朗普政府主要通過兩條路徑推動這一文化轉向：其一，是對歐洲當下的自由主義文化，在他們看來即“白左”文化，提出尖銳批評。今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罕見地以大量篇幅指責歐洲社會縱容移民、削弱基督教傳統、過度保護少數群體（如LGBT），并賦予其不成比例的話語權。這種對盟友內部文化與價值體系的直接批評，在以往的國安報告中幾乎從未出現過。

其二，是在歐洲范圍內積極扶持右翼乃至極右翼政治力量，試圖以此促進歐洲文化結構的再塑。我認為，這種做法反映出特朗普及其團隊試圖主導一項跨大西洋的意識形態重建工程，即以白人為中心的精英文化重新武裝西方世界，包括那些曾因“政治不正確”而遭到譴責、如今卻被重新包裝為“文明根基”的文化元素。例如，再度強調“白人—男性—老年白人”（“老白男”）的權威性和文化中心地位，僅承認符合《圣經》詮釋的性別關系與家庭模式，并將LGBT等群體重新邊緣化。其目標是回歸一種高度傳統、甚至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基督教文化體系，把白人精英重新置于文明敘事的核心位置。

這一文化復辟并非局限于美國本土，而被設想為一場對歐洲的精神重塑，旨在推動整個西方回到所謂“正統”的基督教文明軌道。我認為，這正是今年特朗普政府國安報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不僅極少見地涉足意識形態領域，還首次如此公開地向盟友提出文化意義上的“糾偏”要求，希望歐洲“改弦更張”、甚至“痛改前非”，重新認同他們所界定的那條“正確”文化道路。

第四個特點，是對“大國競爭”議題的刻意弱化。

《國家安全戰略》在基調上明顯淡化了美國近年來在外交戰略中常見的“大國博弈”框架，并與特朗普幾天前的年終演講形成呼應。按慣例，美國總統通常在年初的國情咨文中總結成績、展望來年，但特朗普卻選擇在年末發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話，內容幾乎全部圍繞國內建設展開（當然不乏自我稱頌），對外交與國際事務的著墨極少。他只是簡略提到自己“終止了8場戰爭”（估計他要愿意的話也可以張口說成“80場”），對于俄羅斯和中國更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面對低迷的民意和明年底嚴峻的中期選舉挑戰，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5年年底假日期間發表全國演講，承諾將出臺政策讓“電費和其他所有物價都顯著下跌”。圖源：路透社

這與《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邏輯一致：在特朗普的交易型思維中，美國如果要重振國力，應首先“強身健體”，把國內經濟、產業與社會秩序恢復為支撐“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基石。同時，他及其團隊深信，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在文化上回歸傳統、回到以白人男性為中心的基督教文明底色。在這一框架下，大國競爭并非通向“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關鍵變量。

相反，如果繼續追求全球領導權、在全球范圍內鋪線布陣，與多個大國正面競爭，從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極不劃算的——既耗費資源，又難以帶來能被國內選民直接感知的收益。因此，淡化大國競爭，事實上成為今年這份國家安全戰略中最鮮明的特征之一：它不再強調美國必須在全球范圍維持絕對優勢，而是強調資源內向、目標收縮，把“交易性的國家利益最大化”置于傳統霸權邏輯之上。

但這并不意味著，如某些評論者所言，美國在戰略收縮后就會與中國相安無事、進入某種穩定共處的狀態。事實遠非如此。在前述四個特征之外，這份報告還毫不遮掩地提出了一個核心目標，即第五個鮮明特征：將中國設為首要戰略針對對象。

報告開篇便以類似戰略學教材的口吻，清楚指出資源有限，必須進行戰略性配置、劃定使用的優先序列，不能再“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其資源應當集中投入的關鍵方向，就是中國。

《國家安全戰略》反復強調，美國必須避免被中國趕超，要求在關鍵領域保持領先地位，因為在美國眼中，全球其他國家均不足以構成全面挑戰，唯一可能在多個領域對美國形成競爭并實現超越的只有中國。報告甚至專門提及臺海，將其視為必須嚴密防范的重點區域。簡言之，美國雖在整體戰略上收縮戰線、回調資源，但這并非退讓或放棄，而是為了“調倉換位”，節省力量、集中火力，以中國為核心目標重塑美國的戰略優先級體系。

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要在所有領域與中國全面硬碰硬、全力死磕。其對中國的“重點針對”仍受到此前所述戰略基調的約束：即美國當務之急是“強身健體”，重建國力與西方政治文明。如果為了遏制而遏制，不惜一切代價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對抗，反而會偏離其根本目標。與中國的競爭必須服務于，也是服從于讓美國自身變得更強大這一更高目標。

這與拜登政府時期的邏輯存在差異。拜登團隊的政策取向更接近于：競爭的目的就是確保中國不能在關鍵領域超越美國；遏制本身即為目標。而在當前特朗普政府的思路中，目標已經明確轉向：競爭的目的不是簡單壓制中國，而是為了推動美國變得更強大。

近期兩個例子頗具代表性。最近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接受電視采訪時，當被問及放寬對華高端芯片出口是否會令中國受益、從而增強實力，他回應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變強大在所難免；關鍵在于這些政策是否能讓美國更強，如果對美國有利，即便中國同步受益也未必不可接受。

美國貿易代表杰米森·格里爾近日表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需要保持平衡，而且可能需要縮小規模。圖源：路透社

另一個例子是國務卿魯比奧等在國會作證時公開表示，中國已經是一個強大國家，并將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強勢，美國必須正視這一現實。這些表態都表明，特朗普團隊并不尋求完全封鎖中國、拒絕其發展，更不會為了某種純粹的國際對抗邏輯而自損實力。換言之，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一旦競爭演變成“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那便背離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根本目標。因此，他們提出的競爭原則是：競爭不是終點，更不是為了把中國按下去，而是一種手段，一種讓美國重新變強的工具。

綜上，我認為這是我從報告中解讀出的五個特點，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戰略整體：即通過收縮戰線來集中資源，通過經濟民族主義來重建實力，通過意識形態回調來凝聚內部，同時淡化全球性對抗敘事，以更精準、更聚焦的方式應對首要戰略對手，最終目的是讓美國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里，以更低的成本維持其優勢地位。這個戰略轉向是清晰的，它預示著國際格局將進入一個更加復雜、更具板塊化特征的新階段。理解其內在邏輯，對于我們把握未來的國際局勢演變至關重要。

（更多精彩訪談內容，敬請期待訪談下半部分）

采訪｜劉佳 IPP研究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受訪人

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

嘉賓簡介：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SSCI期刊《亞太法律評論》(Asia Pacific Law Review)主編和牛津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中國比較法學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共同主編、，并擔任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UNCTAD/WTO）與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特邀專家。。在加入香港城市大學之前，他長期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并于2009年獲終身教職。任職期間曾出任亞洲法律學院主任、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創始副主任，并擔任劍橋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亞洲比較法雜志》（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共同主編（2012—2016）及執行主編（2016—2019），在亞洲比較法及國際法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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