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歷史視角重解山川大地

12月18日，中國旅游協會七屆六次理事會在廣州召開。在交流分享環節上，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為參會理事做《歷史視角重解河山大地》分享，現將施展教授分享內容整理刊發如下：

一

武威撬動中國歷史的三大支點

六年前我撰寫《樞紐：3000年的中國》一書時，每寫到一處必親自用腳丈量。我第一次去到河西走廊時，走到了河西四鎮最東邊的郡——武威，在過去這里叫作涼州。當地領導向我抱怨：“武威的旅游資源這么好，為什么就是做不起來？怎么宣傳都火不了呢？” 他很困惑。

之前我一直在研究這些地方，當時也跑了武威的主要景點，晚上跟領導聊的時候我說：“武威的旅游資源、文化資源確實特別好，但你們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我來嘗試幫您總結一下。”我說這個地方用一句話總結就是“這是一個撬動中國歷史的支點”。領導聽了很吃驚，武威能有這么高的定位嗎？我說可以從三個角度說明它為什么是撬動中國歷史的支點：第一，文化的交融性；第二，視野的敞開性；第三，帝國的建構性。沒想到，我們剛準備深度合作，疫情就來了，項目擱置至今，但這個思考卻成為我今天分享的起點。

（一）文化交融性

武威市中心有一座年代很久的古寺廟——鳩摩羅什寺。鳩摩羅什是古西域龜茲人，前秦末年、后秦之前，被前秦大將呂光從西域龜茲“半搶半請”帶了出來。因為呂光帶他回來的半路上，前秦皇帝苻堅在東南打了淝水之戰，大敗虧輸，前秦崩潰了，呂光覺得回去沒有意義，就在武威停下建立了五胡十六國中的后涼，國都定在武威，也正因此鳩摩羅什被困涼州17年。

按說這是鳩摩羅什人生的低谷，但某種意義上，這是命運饋贈給他的禮物。因為在他之前，佛教已經進入中原有兩三百年了，但那時的佛教和中原傳統儒學有很強的文化排異反應，佛教徒以胡僧、胡商為主，中原信徒較少。而鳩摩羅什來到武威時，中原戰亂，儒家世家大族紛紛跑路，其中一支“走西口”來到河西走廊，最集中的地方正是武威。

呂光是五胡中的氐族人，不信儒教也不信佛教，不會借助政治打壓任何一方。這是佛教首次遇到既有儒教高手、又不受政治壓制的場域。17年間，鳩摩羅什摸清了佛教如何與儒教有機融合。17年后當他最終抵達長安，譯出《金剛經》等經典時，書中“如是我聞”等美妙詞句，正是在武威鍛造出來的。

佛教傳入中原，不僅僅是中原又多了一個新的宗教，經鳩摩羅什傳播的佛教，給儒教帶來了極強的挑戰，儒教此前從未見過這么宏大的宇宙觀。直到宋代，儒教通過回應佛教的挑戰，形成宋明理學，才重新回到C位，但這個過程本身就意味著儒教已經被佛教深刻定義。所以鳩摩羅什對整個東亞世界的精神世界改造是全方位的，這離不開武威。

再看武威東郊的天梯山石窟，它號稱“中國石窟鼻祖”。鳩摩羅什之后，河西的北涼政權開鑿了天梯山石窟，這是當時中國最早、最大規模的石窟。公元439年北涼被北魏滅掉，北魏擄走了北涼的重要工匠，到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云岡石窟的工匠和技藝都來自武威，后來云岡石窟工匠的徒弟又開鑿了龍門石窟。同時，天梯山石窟還有一部分工匠跑到了敦煌。所以武威從佛教翻譯、佛教造像和藝術等多個角度，全方位影響著中國歷史。這是文化的交融性。

（二）視野敞開性

讀唐詩，最讓人血脈僨張的是邊塞詩，而邊塞詩中最重要的品類就是涼州詞。涼州詞不只是王之渙的那一首“黃河遠上白云間”，而是自成一派。因為涼州是從中原通往西域最關鍵的通道，沒有涼州，中原無法打開大陸級視野。

這種視野的穿透力驚人。南宋陸游寫下“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時，西域已脫離中原直接統治近500年。涼州成了古代中國展開世界想象繞不開的門戶。這種“敞開性”不僅是地理的，更是精神的、詩意的、帝國想象的。

（三）帝國建構性

涼州的白塔寺見證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1227年成吉思汗滅掉西夏，窩闊臺當大汗時，把兒子闊端派到西夏故地當西涼王，駐地就在武威。當時蒙古已經滅掉了北邊的金，淮河以北都納入了統治，蒙古不再是單純的草原帝國，接下來要打南宋，但北人不喜水戰，于是想到了戰略大迂回——先打大理，從背后夾擊南宋。要去大理，就得走青藏高原，闊端派大將拿下了青藏高原，卻發現這里易于征服，卻難于統治——交通不便、環境惡劣，統治成本太高。于是大將建議：藏人全信藏傳佛教，若搞定宗教領袖，則可控制全局。

闊端于是讓他帶信，要求藏傳佛教領袖下來，最后只有薩迦派的薩迦班智達愿意下來，于是他帶著侄子八思巴抵達涼州。1247年，薩迦班智達和闊端在武威簽訂“涼州會盟”，而蒙古貴族則受到藏傳佛教影響。這是中央帝國首次將青藏高原納入直接統治，我們今天對高原主權的歷史正當性，法理源頭就在1247年的涼州。

會盟第二年，闊端與薩迦班智達都去世了。繼承者忽必烈與八思巴繼續延續這一傳統，后來忽必烈成為大元開國皇帝，八思巴則成為大元帝國帝師，掌管天下佛教。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占領河西走廊，再次“隔絕羌胡”，切斷了高原與草原的聯系，薩迦派衰落，蒙古貴族回歸薩滿教。

退回草原的蒙古人建立了北元政權，把中原的父終子及繼承制帶了回去，取代了草原原本的兄終弟及，導致草原法統危機。1578年，實力強勁但血統不符的俺答汗，在青海仰華寺與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會面，兩人互認對方是忽必烈和八思巴轉世，前緣續上，藏傳佛教在蒙古草原復興，俺答汗還贈予索南嘉措“達賴喇嘛”尊號。后來草原上多個王爺被喇嘛認定為“大汗轉世”，草原統一法統因此破碎，相互攻伐。這正是皇太極的機會，他意識到要對抗明朝，必須建立滿蒙聯盟，而精神紐帶就是藏傳佛教，因為滿洲人也信奉藏傳佛教，以此為基礎整合中原資源與草原軍力，最終奠定漢滿蒙回藏的龐大疆域。

若僅看明朝疆域，只有長城以南不到400萬平方公里，我們今天的960多萬平方公里是清朝留下的結構。而這一結構的源頭，就可追溯至1247年的“涼州會盟”。沒有涼州，就沒有藏傳佛教紐帶；沒有紐帶，就沒有滿蒙聯盟；沒有聯盟，就沒有大中國。

我跟武威的領導說：“不能只講白塔寺發生了什么，要告訴游客——沒有武威，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當武威與每個中國人產生關聯，文旅資源就納入了更大的敘事，甚至可以講得比敦煌更宏大。

二

用體系史轉換歷史認知范式

我們中學歷史課基本等同中原史、漢族史，但真正的中國史是多板塊互動的體系史。如果我們對歷史地圖足夠熟悉，我們會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國歷史上，漢人所主導的王朝中，西漢幾乎把它的疆域擴到了極限，之后的漢人王朝疆域都比它小。也就是說純漢人王朝的統治沒有哪個越過了長城，光打過去不算，打完之后，必須在那進行有效統治才算。后面的唐朝能突破這一極限是因為它不是純漢人王朝，而是鮮卑和漢的混血王朝。

（一）400毫米等降水線是文明的天然分界線

為什么純漢人王朝過不了長城？這引出一個關鍵問題：古代如何定義“漢人”？今天我們可以看身份證，古代則是以文化定義，即是否按儒家倫理生活。儒家文化有很強的地理依賴性，它的載體不是個體心靈皈依，而是儒家構建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人際關系結構。這種結構要求定居，而定居依賴農耕，農耕在古代技術條件下又受制于降水量。所以400毫米等降水線是農耕的生死線，也是漢人的定居線，進而成為儒家文化的分布線，也構成漢人的分布線。

長城正是中原農耕帝國在定居極限處修建的防御工事，與400毫米等降水線大致重合，形成了長城以南農耕、長城以北游牧的基本格局。純漢人王朝難以越過長城有效統治，并非是人不能跨越，而是越過之后就必須游牧化，那么儒家倫理體系會隨之瓦解，人群也不再是文化意義上的“漢人”了。

想通這一點，我意識到，中國歷史不能理解為儒家社會不斷擴張的過程。長城以南的中原不到400萬平方公里，剩下的600多萬平方公里是在長城外的，中國史應是這個龐大體系的演化史。所以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中原和草原上有什么樣不同的邏輯，研究之后發現一個特別好玩的邏輯。

（二）中國歷史是中原與草原的互構

中原靠什么統治大帝國？靠官僚系統。官僚系統靠什么養活？靠財政。財政又靠稅收，而稅收成本必須小于收益，這只有在定居社會才可能實現。所以中原的定居性使其能建立稅收-財政-官僚體系，進行大規模治理。

草原正好相反。流動性導致收稅成本高于收益，無法建立財政，養不起官僚，也就無法用規則進行大規模治理。只能靠熟人關系，而根據“鄧巴數字”，人的大腦能處理的熟人關系上限是150人。所以草原自然形態是150人左右的小部落，繁衍超出就會分裂。

那么匈奴、突厥這樣的大帝國是如何出現的？實際上就是在中原統一之后，草原上才會突然出現大的游牧帝國。原因在于草原上因為生態所限，很多必需品，那幫兄弟自己沒有辦法生產，必須從中原獲取，而要從中原獲取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貿易，一個是戰爭。任何人都會首選成本最低的方式來獲取。中原分裂時，諸侯國競相與草原貿易，購買重要戰略物資——馬。草原上小部落各自跟中原貿易，產生市場競爭，使草原無動力統一。中原一旦統一，帝國用政治手段壟斷貿易，甚至關閉市場，草原上無法獲取必需品，小部落就必須聯合起來才能實現搶劫或談判，于是大游牧帝國“從天而降”。

中原與草原相互構造、相互生成。離開草原壓力，就無法理解中原歷史；沒有中原，也解釋不了草原。中國史是這個體系內各要素互動、塑造、生成的演化史。

三

山、水、城、人的歷史敘事

（一）山水帶來的差異與聯通

我在研究中提煉出兩個命題。

第一個命題，山帶來差異，帶來交往的動力。大山的存在阻擋了水汽流動，形成氣候差異，而這種差異使山兩邊形成不同的人群，這些不同的人群彼此之間的碰撞才是歷史演化最重要的動力來源。如果都是同質性人群碰撞，碰來碰去往往都是“物理反應”，沒有什么新東西，就無所謂歷史的演化，一定是異質性人群之間的碰撞，才會有“化學反應”。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甚至是逼迫彼此學習的高效手段。

第二命題，水帶來聯通，帶來交往的可能。大河都是在山上發源的，水在山里會切割出很多通道，通道兩端的出口上往往會由于防御、戰爭、貿易等原因形成重鎮，而這些重鎮之所以會在那個位置，又是因為山水關系的存在和塑造。我們以山水關系為線索、脈絡，可以把中國的歷史重新梳理，講成完整的、連貫的故事。

將這一邏輯放到更大的世界視野，約五千萬年前印度次大陸撞擊歐亞板塊，隆起的不僅是青藏高原，更重塑了整個行星風系，江南從沙漠變成煙雨，新疆從煙雨變成沙漠。撞擊在遠方制造的褶皺，形成中國的重要山脈，而這些山脈構成的骨架，分隔出東北漁獵區、蒙古草原區、華北農耕區、西域綠洲區、青藏高原區、東南海洋區，每個區域的社會組織、觀念系統、宗教信仰完全不同，所謂的中國史就是這樣的龐大體系的演化史，你是無法脫離開這個體系來完整理解中國是怎么回事的。

（二）關鍵節點的歷史重構

進一步落實到山、水、城、人的具體敘事上，由于時間所限我不全部展開了，主要講兩組地方。

龜茲與于闐

新疆的龜茲（今庫車）與于闐（今和田）是古代中國的精神樞紐。龜茲是小乘佛教中心，于闐是大乘佛教中心，佛教東傳不是直抵中原的，而是以它們為樞紐進行轉化的。

于闐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華嚴經》并非印度人完整寫出，而是零散片段傳入于闐后，由當地高僧揀選整合而成。可以說沒有于闐就沒有《華嚴經》，沒有《華嚴經》就沒有華嚴宗，那么中國佛教史將完全改寫。唐朝佛教八大宗派中教理最深的華嚴宗，立宗之本就是這部“經中之王”。甚至《般若經》傳到于闐后也增添了新的內容。中原大乘佛教接受的經典，本質上是于闐編輯后的版本。脫開于闐，根本無法解釋中原佛教的演化。

龜茲的蘇巴什大寺是鳩摩羅什出家開悟的地方，寺中殘存的雀離浮圖（又稱轉輪王塔）和洛陽永寧寺佛塔、鄴城佛塔一脈相承。這種塔不是普通建筑，而是象征轉輪王身份的政治符號。這個符號的源頭要往西追溯，翻越帕米爾高原，在興都庫什山南麓的富樓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貴霜帝國君主迦膩色伽修建了史上最高的雀離浮圖，作為佛教世界中心的標志。這個象征形態翻過帕米爾，在天山南麓的龜茲扎根，再沿太行山傳遞到洛陽、鄴城。古代中國的帝國自我想象，正是通過這條跨越歐亞大陸的精神線索連接起來。龜茲因此不只是綠洲，而是把歐亞大陸在精神層面連為一體的樞紐。

懷朔鎮與武川鎮

這兩個今天幾乎無人知曉的小鎮，定義了隋唐盛世。為何如此？北魏原本定都長城沿線的大同，這是整合鮮卑軍事與中原財政的二元帝國最佳選擇，當時其在陰山北麓設置了防備柔然的六鎮，懷朔鎮和武川鎮就是其中之二。后來孝文帝為了追求漢化遷都洛陽，全盤拋棄草原傳統，導致軍事基礎瓦解。二十多年后，北魏六鎮叛亂，帝國崩潰，天下大亂。這場動亂最終卷出兩位“蠱王”：高歡和宇文泰，分別建立了東魏和西魏，奠定了北齊和北周的基礎。隋唐的制度主要承襲北周，文化主要承襲北齊。而北齊統治階層大部分來自懷朔鎮，北周統治集團大部分來自武川鎮。這兩地為隋唐盛世奠定了制度與文化母體。

為何這兩地能出這么多“人中龍鳳”？我最初的猜測是因為這里地理位置重要，北魏必派牛人鎮守。但實地考察后顛覆了我這一想法，從包頭穿越陰山到懷朔鎮，越走地勢越平，鎮城殘高僅及膝蓋，四周一馬平川，可謂易攻難守。

繞墻數圈后我突然醒悟，若目標不是防守而是進攻，這種選址就完全合理。易攻難守之地，敵人來得容易，我也出擊得順暢，恰是進攻基地的理想形態。這揭示了北魏與秦漢的根本不同——秦長城的易守難攻預設了“長城以南是我的”這一前提，而北魏則是預設“長城南北全是我的”！

想通了這一點，我就明白了為何秦漢疆域止于長城，而唐朝卻能北抵貝加爾湖、西達咸海，用突厥人打仗，必須懂得草原秩序，擁有超越中原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就藏在懷朔鎮的地理結構里。

四

視角轉換下的文旅價值升維

我書中所寫之地幾乎都進行過田野調查，現場行走讓我對歷史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理解。當我們轉換到體系史視角，所有元素相互影響、相互生成。就像汽車中一個小小的螺絲掉了，可能整個車子都會散架，體系中任何不起眼的小地方，都可能讓整個體系發生重大轉變。而每個地方都能找到自己在歷史體系中的支點，講出讓本地人振奮、外地人感興趣的故事，讓大家對“中國是誰”“我是誰”有更深的認知。

如果能講出這些東西，文旅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維度。那便是完全不一樣的玩法，會進一步轉化為更生動的文旅產品。讓人認識到你之所以成為今天的你，是因為那個你或許沒聽過的地方，曾經在你身上烙下了痕跡。

現在我也在和一些地方政府、文旅部門合作，比如在新疆和田，我們通過八集短視頻，把和田放在中國大背景下，展現它如何撬動中國歷史，再轉化成旅游路線、重寫導游詞，將宏大敘事落地為可體驗的旅游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