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區有輛“冤案”出租車，坐上去的律師都后悔了｜不要臉律所11

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近我看了一個奇葩出租車的帖子，里面都在說出租車里能放什么奇奇怪怪的東西。

有個司機往車里擺了一堆麻布仔玩偶，坐都沒地方坐；

有個司機后座上掛滿了零食，把出租車搞成小賣鋪；

還有個司機，愣是在兩個座位中間塞了個茶桌，上面擺個養生壺。

今天的故事，就從一輛出租車講起。

我的朋友張飛，他是開律所的，專門做各種刑事案件，他上過一輛出租車，副駕駛座上寫了一個大大的紅色“冤”字，和司機聊起來，他才知道這人遭遇過什么。

張飛悄悄告訴我，其實每個律師都在等待這樣一起冤案。

2023年9月，我攔下一輛出租車回律所，拉開車門，副駕駛座的手套箱便抓住我的眼睛，那里貼著一張白色A4紙，上面印著一個大號宋體加粗的紅色“冤”字。

司機扣下計價器，熟練地打轉向燈，向左駛入主路。我望向司機的個人信息卡，照片里的中年男人名叫王昶，正是現在開車的司機。

“您這是多大的冤情？”和他寒暄兩句，我指著紅字問。

“你知道什么是特情嗎？”他停頓，朝我瞥了一眼，沒等我說話就給出答案：“特情就是臥底。”

據王昶說，十一年前兩名警察找他，希望他做特情，潛伏進一個犯罪團伙，給警方提供犯罪情報，他同意且如實做了，給警方提供過很多重要情報。

警方收網的時候，他和其他罪犯被送到辦案區審訊，王昶當即表明身份，給出聯系人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可是警方核實后，告訴他沒有人承認他的特情身份，最終他被送上法庭，判處六年有期徒刑。

“這些當官的，用你的時候你是個東西，不用你的時候你就不是東西，我親身經歷嘛，看嘛。”

王昶說到這兒苦笑：“我原來是企業家，開奔馳，要不是這個事，不可能混到當出租車司機。就因為這，我家破人亡了，老婆跟我離了，兒子也不跟我來往。”

他的聲音很低，似乎習慣了壓低嗓音說話，我關掉車窗，仔細聽，才能聽清每一個字。

我問他有沒有上訴，王昶說他都試過了，上訴、再審、信訪、巡視組，告到中央，所有能想到的辦法都試遍了，到現在十年過去，也沒能夠翻案。

從我的辦案經驗出發，首先懷疑王昶的特情身份是否真實。如果不是冒充，或許是被騙了。我問：“您是臥底這事兒，怎么就沒人承認了呢？發展您成為特情的是正兒八經的警察嗎？”

“嘿，后來公安局給我出了書面證明的！法院還給我發了司法救濟金的！”

一個被證明了身份的特情被拎著判了六年刑，法院又給司法救濟金。我在腦子里快速構建出一套可能的真相：

王昶是警察發展的特情，由于某些原因檢察院沒認，起訴他，法院把他一并判了，后來發現判錯，礙于搞出冤假錯案的嚴重后果，便通過司法救濟金的方式給王昶錢，企圖息事寧人。

聽著就像是一場司法黑幕。

當然，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所謂特情的書面證明，我也沒見過。

王昶見我不說話，便問我是不是律師，我問他怎么猜到的。他說一般的乘客都對他當臥底感興趣，公檢法的人對他的冤情感興趣，而對程序瑕疵感興趣的只有律師。

半小時的車程很快，出租車停在路邊，他堅持不要我車費，說他就想有個人幫他翻案，還他清白。他強調自己不要賠償，不是為了錢，就是要個清白，還說以前也有律師幫他，但結果不理想。

我說我是專做刑事的，可以試試，于是和他互留微信，答應他如果有機會一定幫他翻案，順帶轉車費給他。

臨走前，我問王昶最后一個問題，當初為什么要當特情，多危險的事。

王昶苦笑說：“哪個男人沒有英雄夢呢。”

他的眼睛裹挾著熱忱與無奈，好像激蕩出一股熱流，將我胸口里的什么東西點燃了。

2017年我走進體制內，從事法律工作，參與過幾十起刑事案件的辦理，直到2020年，我懷著失意和落寞遠離體制，那時我一度對法律很不信任，不敢和任何人講述過去的經歷，即使被問到過去，也只是笑笑，不作回應。

望著出租車駛離，我緩步走向律所。站在電梯間里的半分鐘，我腦袋里閃過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建國后的重大冤案。

對任何一位律師來說，能翻這樣一起冤案，足以撰寫職業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筆，整個律所都能獲得名聲與財富的雙豐收，說得再遠點，我們甚至能成為給司法進程樹一個里程碑的人。

我為王昶的遭遇感到憤懣，但是在那一刻，我也像是嗅到獵物氣味的獵人。

回到律所，我立刻拉著合伙人佟律師鉆進會議室，跟她講出前情，最后說：“案子搞好，我們能打出一記翻天印，那肯定要火一把。”

佟律師很痛快，“你覺得行，我們就搏一把。”

我約王昶來律所坐坐，一周后，他提著一個塞得鼓鼓囊囊的手提袋走進律所。

那時他剛交完車，天已經黑了。進了屋，他把手提袋里的東西分了幾次拿出來，放在我辦公桌上，打量著辦公室里的陳設，說：“我要不遇到這事，我辦公室比你的還大。當年我辦公室都是紅木家具，那個年代買紅木家具，你知道什么概念不……”

他說話的時候，我也在仔細打量他。中等身高，含胸駝背，說話的聲音很低，眼神總是躲閃。這些年做刑事案件，我見過挺多刑滿釋放人員，王昶和他們一模一樣。

我招呼他在沙發坐下，沏了一杯茶，請他先坐會兒，自己整理滿滿一桌材料，翻出我最關注的兩樣：司法救濟金賬單，和那份特情證明。

所謂司法救濟金賬單，是王昶打印出的一份銀行卡流水表，上面被他特地用紅色筆圈出來一欄，那一欄寫著收到金額兩萬余元，款項名稱是司法救濟金，支付單位是法院的對公賬戶。這的確沒問題。

“我原來搞建材的，家大業大，當時我老家那邊要修高速，搞拆遷，公安喊我當他們的特情，讓我給他們提供情報。”王昶說著起身走到我辦公桌前，在一堆材料里翻出另一份銀行流水。

“你看，這就是公安給我發的特情補助，我都圈出來了。”

我掃了一眼沒仔細看，特情補助的付款方都是私人，說明不了什么問題，真正重要的還是特情證明。

那是一份以“情況說明”為標題的文件，上面明確寫出了王昶的名字、性別、年齡、住址和他的身份證號碼，寫明他是試用特情，并且寫明了他擔任試用特情的時間，還有他提供重要情報線索11條，右下角蓋著公章，落款是我省某地的公安局，時間是2016年6月。

我越看，越覺得哪里不對勁，翻出一份巡視組的文件，看完，接著翻出王昶初審的判決書。

上面寫著他是主犯，罪名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但是通篇沒有出現任何與特情、情報、線索、臥底之類有關的內容。

按照保護特情臥底人員的通常做法，特情在臥底時應當使用虛構身份，需要參加審判活動時也應該使用虛構的身份，但是判決書里用的都是王昶真實身份。

王昶在辦公室里來回走動，邊走邊說：“我好冤嘛！給他們提供那么多情報，他們把我抓了，還不認我是他們的特情。兩個警察都不承認我特情的身份，說不認識我，沒得這回事……”

我打斷他，“為什么判決書里沒有關于你是特情的內容呢？”

“要是有我都不覺得那么冤了！我服刑的時候老婆跟別人跑了，兒子不認我了……”

“理解，這樣的事放在誰身上都不好過，你這幾年也不容易。”

“我的企業也垮了，欠了一屁股債，當年我的辦公室可是比你的還氣派……”

王昶說著說著跑題了，完全忘了我問他的問題，沉浸在含冤的敘述里喋喋不休。他像一個祥林嫂，講述翻來覆去圍繞他生活的巨變，老婆的背叛，兒子的不理解，社會的黑暗。我不得不再一次打斷他，“這份特情證明是誰給你的？”

“不知道，就是我在牢里的時候，人家說寄給我個東西，讓我簽字，就收到了。”

“你沒打聽下這份證明怎么有的？”

王昶搖搖頭，“那時候我老婆跟別人跑了……”

“理解……嗯……”他車轱轆話翻來覆去講，我從認真回應到用一個嗯字去答復，再到假裝沒有聽到，到最后我請王昶早些回去休息，這么多材料還需要一陣子整理。我能理解他的情緒，但是聽他抱怨無益于解決問題。

我將王昶送出辦公室，和他一起坐電梯下樓。王昶忽然問我的年紀，我回答后，他挺直腰板對我說：“我兒子跟你差不多大，也是九零后，讀書很厲害，是學醫的，口腔專業，現在是牙醫！對了你結婚沒有？我前幾年兒子已經結婚啦！”

我笑著說：“那您幸福，該當爺爺了。”

說到當爺爺，王昶整個人突然泄了，又回到那種含胸駝背的狀態里，耷拉著腦袋說：“兒子結婚的時候沒有叫我，現在也不怎么沒跟我來往。我這牢一坐不要緊，家散了嘛，老婆跑了，兒子也不認我了，我以后死了都沒人管，我喊冤你說應不應該，應該的很嘛。”

“家散了”是王昶的口頭禪，此后但凡講起案子，他就必然要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送王昶走后，我將重要的材料攤開，擺在最核心位置的，就是那份特情證明。

看到特情證明，我首先懷疑的就是真假。這份證明是真的，案子才有推進的意義。

所以剛才我找出巡視組的文件，那是王昶在信訪過程中收到的，雖然沒給他翻案，但是里面提到了特情證明。說明省委巡視組的人承認，特情證明真實有效，王昶是真的特情人員。

不對勁的地方，在特情證明的落款日期，2016年6月。

王昶是2013年被判的，這份特情證明遲到了整整三年，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么，讓王昶的特情身份被所有人否定，又發生了什么突然被肯定？

為什么在有這份證明的情況下，省委巡視組介入，省高院再審，遠在首都的最高檢派檢查組審查，都給出了一審判決適用法律正確，認定事實充分，量刑合理的結果？

這些疑問，我不可能去問警察和巡視組，只能在其他案件的間歇期一點點調查，直到第二年夏天，我們見到一審的辯護律師方金平。

方金平的律所在當地一座老舊的商業廣場裙樓里，樓梯間堆著一樓餐飲門店的雜物，上二樓后路過一家洗腳房和一家茶樓，才能看見律所的門。敲半天門，我們才見到這位律師。

他看上去五十多歲，對形象好像不在意，襯衣扎進褲子，皮帶松垮垮地掛在褲上，露出褲子前襠的扣子；他禿頂嚴重，僅有的一片頭發油膩地貼在頭皮上。

“張主任，佟主任，你們隨便坐。”

方金平招呼我們坐下，拿著紙杯和燒水壺去外面燒水。

這間辦公室不大，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椅子，加上一組文件柜就是辦公室里所有的大件。辦公桌上堆著幾摞文件，上面積著厚厚一層灰，旁邊放著一塊方形玻璃煙灰缸，煙頭塞得滿滿當當，外側還有一片黃漬，周圍凈是散落的煙灰。

我和佟律師搬了兩把塑料凳子坐下，佟律師趁著方金平出去接水，偷偷從包里拿出紙巾，把桌子擦干凈一片，才把手提包放上去。

饒是如此，我們誰也不敢小瞧這位律師。來之前我就做過調查，方金平在當地律協擔任專委會負責人，執業經驗很豐富，當地的許多大案要案，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我看了你們律所的信息，年輕人很有沖勁。”

這話表面像是夸獎，但背后顯然還有別的含義，他接著說：“王昶的案子我只代理了一審，他的案子我印象很深，我這一輩辦這么多案，也就遇到他一個咬死說自己是臥底的。”

方金平接到案子后，馬上去看守所會見王昶。王昶見到他，第一句話就說自己是冤枉的，是公安特情，叫他去找區公安分局的陳警官和吳警官。方金平找到倆刑警，結果兩人都說不認識王昶。

兩人不承認，這事本來也就黃了，可是任萬詳愣是憑借在當地的影響，推動檢察院找公安核實王昶的特情身份，檢察院折騰半天，發現分局里沒有任何記錄，依舊給出了王昶并非特情的結果。

“線索到這兒就斷了。我也問過他有沒有其他證據，他說了一堆，結果都是放屁，完全沒用。”

“不是還有特情補助款嗎？”佟律師揪住王昶給的其他證據繼續往下問。

“王昶說收到了特情補助款，我當時就查了，是有兩筆款打到過他指定的銀行賬戶，但轉款人既不是公安局的對公賬戶，也不是陳警官和吳警官，兩筆轉賬分別是兩個陌生人轉的，沒有任何備注，沒用。

“其他證據就是他說的傳遞情報的事，他在哪個地方給警察傳遞過情報，這事兒除了他口述以外也沒有證據，關鍵是警察不認有這事兒。”

方金平當年就圍繞王昶特情身份這事兒查了個遍，最后什么證據也沒查出來。

“我勸過王昶認罪認罰，他不認，打死都不認。”

方金平還想說點什么，但他又沒往下說。一審過后，他幫王昶申請過上訴，但上訴被駁回了，再往后他就沒跟王昶的案子有任何接觸了。

“王昶是個可憐的人，”方金平感慨著，忽然話鋒一轉，“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我們聽出他的話外音，想再多打聽些，但他說自己知道的就這么多，我們也只能就此道別。

從方金平的辦公室離開時，太陽正在落山，我大口呼吸著外面的新鮮空氣，用手擦了擦被他的煙熏出的眼淚。王昶的案子，感覺就像方金平辦公室里那些摞著的材料一樣，被困進說不清道不明的繚繞煙霧。

不得已，我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再審律師身上。

還沒見面，這位律師就給我們爆了個猛料，電話里他說：

“王昶的案子是師傅讓我辦的，就是吳警官。”

王昶案再審的代理律師叫周飛，他四十多歲，來自北方，人高馬大，看起來很精干，留著寸頭，在襯衣下依舊能看出他有保持健身維持體型的好習慣。

剛一見面，他就告訴我們，自己以前是一名刑警，發展王昶做特情的吳警官曾經就帶過他，但時間很短，因為進警隊沒多久，他就退出做律師了。

2016年，公安分局為王昶出具了的特情身份證明，次年一月王昶的案子啟動再審。

周飛律師也問過和我同樣的問題，比如為什么這份書面證明遲到了三年，為什么突然認定王昶的身份，這些問題公安分局沒有給任何答復，吳警官也沒有給任何答復，唯獨清楚，特情證明是由公安交給監獄，監獄轉交給王昶的。

“吳警官沒有跟你說過當年的事情嗎？”我問。

周飛搖搖頭，“我師傅只是讓我無論如何都要代理王昶的案子。”

盡管腦袋上頂著重重迷霧，周飛當年也是抱著一腔熱血想要還王昶一個清白，再審申請通過后，年輕氣盛的周飛也覺得要打一個漂亮的仗，但師傅吳警官卻一直勸他“盡力就行”。

“后來我懂師傅的意思了，他媽的王昶被判的一點都不冤。”

不冤？你的當事人明明已經被認定為特情臥底，被錯判了居然不冤？

我和佟律師面面相覷，盯著周飛半天，等待他進一步解釋。

“王昶被判的不冤，”周飛重復了一遍，接著說：

“我當初跟你一樣，也覺得他冤，但是王昶干了什么爛事他沒跟你們說嗎？他就是做工程建材的，為掙錢拉著幾個建材商，跟他們說自己是特情，打算趁著拆遷賠償測量還沒開始，強買強租別人的房子，惡意搭建要賠償金，甚至想參與拆遷的事兒！”

周飛喝了口水，重新降低了自己的聲音。

“王昶不光想靠拆遷掙一筆，還仗著特情身份，對外說自己黑白兩道通吃，干要帳的事兒。他們接了一個老板要賬的活兒，做橫幅，買汽油，買農藥，買煤氣罐，帶著人沖到國企的項目辦公室，打了人，砸了辦公室，帶著人在樓頂上嚷著自焚，喝農藥，炸煤氣罐，這些事是王昶帶頭組織的，也沒提供情報。”

這些才是王昶被判的根本原因。這些暴行即是王昶一手策劃，也是他組織實施的，抓王昶的根本不是吳警官、陳警官他們，他們壓根兒不知道王昶干這事，歸根到底一句話，王昶是特情，但是他的犯罪事實，和特情行動是兩碼事。這也就是為什么省高院、巡視組都認為王昶判得不冤。

我坐在周飛對面，整個人像是被一盆冷水澆在頭上，他每多說一句，我渾身就冷那么一點，直到最后手腳都有點發麻。

“后來我才懂，師傅為什么說盡力就行。”周飛長出一口氣說：

“師傅跟他肯定有啥事，律師費都是師傅掏的，但是師傅不跟我說，我也沒再問了。”

佟律見我已經說不出話，便問：“為什么呢。”

“有什么意義呢，問不問沒區別。”周飛說。

周飛給出的信息，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那就是打砸的暴行，是王昶組織策劃的。

在國內不管是警察，還是特情，都是不允許誘導犯罪的，除非涉及毒品或者間諜罪。如果這起案件真的是由王昶主導策劃的，那么即是頂著特情這張“免死金牌”也沒有任何作用，說明法院判的沒錯。

真的是這樣嗎？我不敢完全相信周飛的話，但是也找不出他騙我的理由，也找不出省高院、巡視組甚至最高檢都要“謀害”王昶的理由，于是我決定，找王昶對峙。

再見王昶，我直奔主題，讓他再講一遍當年的事。

王昶依舊跟我兜圈子，像祥林嫂一樣扯他蒙冤受屈，扯他破碎的家庭，扯他倒閉的企業，扯他生活中點點滴滴的落差。到最后，我直接打斷他：“別他媽扯了，打砸國企項目部、潑汽油，鬧自焚，喊著要點煤氣罐，這些是不是你策劃的？”

“不是我策劃的，我只是參與，為了獲取情報。”王昶的聲音越來越小。

“情報呢？”

“情報……還沒來得及上報給陳警官和吳警官就被抓了。”

“打個電話、發個信息就能上報，你告訴我沒來得及？我再問你一遍，是不是你策劃的！”

我把茶杯重重砸在辦公桌上，盯著他，雖然表情嚴厲，但是不知為何，在我內心深處隱隱地期盼著他做出否認，或許那樣，我還能有一點心理安慰，可是王昶令我失望了。

“是我策劃的，但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盯著他，策劃實施犯罪的人說自己是迫不得已，這故事放誰耳朵里都覺得扯淡。

我打發走王昶，獨自坐在辦公室里抽煙。我忽然明白方金平那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是什么意思，國內有八十多萬律師，要說有什么共同點，那就是所有律師，都恨當事人撒謊。

王昶做工程生意那幾年，正是當地房地產火熱的時候，拆遷是暴富最直接的途徑，他想做，還沒來得及做的“強買強租，惡意搭建要賠償金，參與拆遷”背后是幾百萬的營生。

至于打砸國企項目辦公室，嚷著自焚喝農藥，我了解過要賬這行的“江湖規矩”。通常來講，雇主要給到要賬人30% 以上的酬勞，然而能讓王昶搞出這么大動靜，怎么著報酬也得在 50% 左右，那可是一條高速公路施工款的50&。

最早在出租車上，我聽他說起做臥底，腦袋里浮現出的是《無間道》里的畫面，可是現在我只能想起《地下交通隊》里的賈隊長。如果周飛說得都是真的，王昶不過是把自己的發財計劃，披了一層“英雄特情夢”的高尚外衣罷了。

那天晚上我抽了很多煙，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到此為止。律所能碰上這樣的冤案，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然而這個機遇攥在手里，慢慢地變成一塊燙手的山芋，可就這樣丟掉，我卻意難平。

天亮時，我決定繼續追查真相。

王昶當年到底做過什么，他的同案犯是最清楚的。于是我輾轉聯系上王昶的同案犯，一幫同案犯里，只有張曄和趙守富愿意跟我溝通。

張曄原本是開商鋪賣建材的，經常從王昶那里進貨，我見到張曄時，已經刑滿釋放的她在街邊開了個小賣部，賣些煙酒飲料，一提起王昶，張曄大罵道：

“王昶那個狗日的，他是主犯噻！他當時說他是警察的臥底，黑白兩道通吃，喊我們跟他一起，爭取把后面拆遷拿下來。后來拆遷沒拿下來，他接了個幫人討賬的活路，就安排我做橫幅這些，你問那個趙守富他原來是包工頭，王昶就喊他安排人。”

張曄說，這不是王昶第一次策劃這種事了，之前他就讓張曄做過一些關于拆遷聚眾的橫幅。

“之前那些橫幅都沒用過，曉求不得王昶拿來干啥子了。”

張曄和王昶一樣，對我的問題抓不住重點來回答，講著講著就成了對王昶的咒罵。

“我們也瓜，他說要吃皮我們就跟了，老子還不是家破人亡的，判了兩年多。”

再后來，我在茶樓里和趙守富見面，他的講述和張曄也是一致的。

可我仍然不滿足，難道整個事就沒有一點漏洞？于是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走訪當年參加王昶案公訴的檢察官，參加過王昶案一審的人民陪審員，辦王昶案的警察。

沒有一個人覺得王昶冤枉，都在咒罵王昶。

當年辦王昶案的檢察官徹底斷絕了仕途。因為王昶在不斷信訪，從省高院的再審，到巡視組的調查，再到最高檢的審查，每次案子重新擺上臺面，他就要面臨一次調查，升遷機會也就此擱置，到后來比他年輕許多的檢察官，反而比他升得更高。

電話里，他為自己喊冤：

“王昶這個人我遇到他是我上輩子欠他的。他的案子我當年就沒辦錯，但是一茬一茬的糾錯，一次一次的調查，我成了單位里的重點人員，好不容易熬到有機會升了，上面調查組一來，我的機會就沒了。我冤不冤嘛？”

當年辦王昶案的警察也惶恐了很多年，他說：“當年他咬死自己是特情，沒見過這種咬卵匠，后面一次次調查，直到2016年我們單位認他是特情了以后，我都想辭職了。”

同案犯也好，檢察官、警察也好，似乎都扔進了一口冒著熱氣的湯鍋，每當鍋里的湯平靜一點，王昶就在外面拼命地攪動，翻滾的熱氣蒙住了他們本該清澈的人生。

和他們聊完以后，我終于看清這一點。其實早在周飛講完那些事以后，我就該意識到，王昶不冤，但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放棄“獵物”，放棄這個揚名立萬的機會。現在，我該像方金平那樣，早早撤出這口翻滾熱氣的鍋。

王昶的事情本該就此落幕，可是我內心卻難以平靜，當年為什么沒有警察承認王昶的身份？那張遲來的特情證明究竟是怎么回事？這些問題，讓我心里很難劃上一個句號。

能夠解答疑問的，就只有發展王昶的兩個警察，陳警官和吳警官。

我聯系了當年辦案的警察，得知陳警官已經去世，吳警官也由于身體原因提前退休，他給了我一個吳警官的電話，但我打了以后沒人接。我又問周飛，得到吳警官家里的座機號碼。

吳警官的老伴接通后，又給了我一個養老院護工的電話。那是一個帶醫療服務的養老院，護工接通電話，轉交給吳警官。

電話里，吳警官的聲音微弱無力，每說兩句就要喘一陣，聽到王昶找我還想翻案的時候，他重復了幾次“怎么這樣”，說自己該找律師找了，能幫忙的都幫了，現在他也沒有什么辦法。

我說，您知道他在開出租車嗎？他在車里貼了一個紅色的“冤”字。

電話對面安靜好一陣，直到我以為信號有問題，吳警官才說：“你過來吧。”

2025年11月，我和佟律提著一箱牛奶和禮品，來到吳警官所在的養老院。

但是一進屋里我就后悔了，屋里彌漫著一股無法形容的老人味兒，吳警官的狀態很糟糕，臉上布滿老年斑，靠在病床上，呼吸聲很大，我提的禮品更像是對他的諷刺，那些東西，他壓根吃不了。

見到我們，吳警官勉強擠出笑容，半坐半躺在病床上，和我們講出他埋藏多年的秘密。

當年，王昶的老家被規劃要修一條高速路，他們村涉及拆遷，吳警官和陳警官的任務是保障賠償測量、賠償、拆遷這些事里，不因為個別人不滿意，繼而誘導大家伙鬧事的情況。

那時，吳警官和陳警官距離退休不到十年，陳警官希望這個任務不要犯錯，如果能立個功就更好了，所以提出私下發展特情，弄來涉及群體事件的情報，這樣能掌握主動權。

所謂的私下發展，就是私下口頭告訴王昶你是特情，實際上并沒有走任何程序。特情的補助款由警察自己掏腰包。

他的搭檔吳警官也同意了這個方案。

王昶是當地人，老房子也在拆遷范圍內，他有機會接觸到拆遷的群體，而王昶在外做生意，相較于當地的群眾，他的認知更高一些，因此成為他們的最佳人選。

成為特情的兩個月里，王昶確實給兩名警官提供了一些線索，也讓他們立了功。但是王昶接收賬，組織實施打砸，潑汽油，自焚，點煤氣罐這事他們的確不知道，王昶沒有提供這線索，分局接案后，抓王昶的也不是他們。

王昶被抓后，嚷嚷著自己是他倆的特情，他倆不敢認，畢竟王昶的身份算是假的，沒走正常程序，如果坦白私下違規發展特情，現在事鬧這么大，別說立的功可能撤了，警服沒準兒都得脫掉。

得知王昶被判刑后，吳警官想過向組織坦白，他覺得自己和吳警官為了私利違規操作，把王昶害了，但是陳警官不同意，他覺得王昶是活該。

于是兩個警察一直藏著這秘密，直到2016年，陳警官查出絕癥，自知時日不多，他跟吳警官聊了很多，決定向組織坦白這件事。

“老崔說，他干警察一輩子矜矜業業，就這一個污點，他不想帶著這個污點走。他要求組織給他處分。”

吳警官沒有說太多細節，只是說在陳警官的坦白和堅持下，王昶得到了那張書面證明。

吳警官說，他知道王昶被判的不冤，但是他想讓王昶死心。周飛律師是他安排的，他就想讓王昶知道，他特情的身份和他的罪行是兩碼事。

在吳警官的喘息聲中，我們終于明白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讓他先休息。

他喘著氣，很慚愧地說，自己認為王昶犯下的錯，根源還是在于他選錯了人，明明是想找來個明事理的人避免鬧事，卻沒想到這其中的利益，會把王昶內心的貪婪勾出來，繼而改變那么多人的人生。

我不知該如何勸慰他，他這個職業，退休時往往勞累得一身病，而他當年和陳警官唯一目的，就是通過立功，能多拿一點點退休金。此后多年，兩人也在盡力彌補，他說陳警官離世前，還在要求局里給王昶開證明。

而他自己不光掏錢給王昶找律師，也試圖給到王昶合理的補償。我雖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從司法救濟金上能看出，他必定想了辦法，做了事，找過人。

在我們以前，也有律師看到過王昶的“冤”字幫助他，但是沒有一個走到和吳警官面談的地步，我想吳警官愿意見我，或許也是預感到時日無多，想要傾吐秘密，了卻這個心結吧。

那天臨走前，吳警官托我們給王昶遞話：

“別鬧了，好好生活。”

這句話里既有自身的悔恨，也有對王昶固執的無奈。直到最后，吳警官都因為自己十多年前因私心犯下的錯，而覺得過意不去。倒是一直喊冤的王昶，把掀開高尚的“英雄外衣”，里面藏著的是鈔票和生意經。

于是我約王昶見面，跟他說了全部調查經過，試圖讓他明白，他不冤，被判和特情身份兩碼事。

說出一大堆，王昶直接來了句：“那是你們能力不得行。”

這話出來，我覺得我也沒必要再說什么了。

到底是什么讓我從一開始就相信他的呢？回想起來，也許不是那個“冤”字，也不是他祥林嫂一樣的絮絮叨叨，而是他那句：“哪個男人沒有英雄夢。”

正是這個所謂的“英雄夢”，讓他內心的貪婪膨脹，錯把特情身份當成萬能的“免死金牌”，真正困住他的，不是監獄的高墻，而是他內心對那張“紙”的執念。

寫這篇故事前我想跟王昶聊聊，想知道他為什么對那張“紙”有這樣深的執念，但是他沒回我信息，我再給他發信息的時候，他把我刪了，至今他還在朋友圈感慨社會的黑暗，甚至把微信名字替換成“我一定要得到豁免權”。

看到這，我突然想起王昶那句口頭禪：“家散了。”

我忽然明白，那張特情證明不會影響他的審判，但是如果沒有遲到三年，也許老婆就不會離他而去，兒子也不會像現在這樣不跟他來往。

他能跟同案犯說自己是特情，很可能也和老婆孩子說了，結果沒有一個人承認，娘倆多半覺得他不是騙子，就是瘋子。等到三年后，一紙特情證明出來，一切都晚了。

他至今不服，歸根結底，是接受不了“家散了”這種無法挽回的悲劇吧。

王昶走后，我將他的所有材料復印件整理歸檔，忽然看見那份最高法的文件，有點欣慰。王昶是個普通老百姓，沒有權勢，也沒有背景，但就是這樣一個普通人，不斷質疑當年的判決，也能夠引起國家最高級別司法資源的關注。

回想我剛離開體制內時，對司法現狀耿耿于懷。如今，王昶的案子又搞得我很彷徨。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會看到一個“冤”字就感到興奮了，這世界并非由“冤案”和“正義”組成，而是由無數個“王昶”和“老警察”的復雜的人構成，我追尋的真相，可能比我第一眼所見的，要難以置信得多。

我常常心里回想，去養老院見吳警官那天，臨走前他說的那句：“好好生活。”

走出養老院，我和佟律師說，以后每個月過來看看這個老人。幾天后，我收到消息，那次見完面，吳警官就去世了。

張飛第一次跟我聊起這個故事，我倆在一家火鍋店里，那天刮風，特別冷，我們都喝了點，從出租車里那個紅色的“冤”字聊起，聊到楊明，聊到梁警官，最后聊到他自己身上。

張飛告訴我，原本他對司法是不抱信任的，律所里的機麻最能說明這一點。

他說：“一個律所，放機麻干啥？就是維護關系嘛，因為要靠見不得光的東西去維系體面，維系生計，公平正義是麻將桌上的幺雞，不想要打出去就是了。

“但是楊明讓我看到，原來不是這樣，人家最高法都來了，還要咋樣？我看最高法的材料，那心里是覺得暖洋洋的啊，覺得牛批，覺得老百姓告御狀有用。”

我說：“怎么著，你把律所里的麻將機撤了？”

張飛笑著說：“那怎么可能，我現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矛盾。一方面，我遇到過司法的灰色，另一方面我在楊明的事兒上曬到了點公平正義的太陽，我不知道我該怎么辦了，我信公平正義，還是信灰色的規則。”

我當時喝了酒，想這種問題，腦子轉不過彎，沒等我說說話，張飛一拍我肩膀說：

“我有時候想，一點兒本來就該有的公平正義成了陽光普照；可是有時候，一點兒碎銀子就讓我不相信公平正義了，我真賤啊。

“說回冤這個事兒，從楊明開始，誰他媽的跟我喊冤我都不信了，這就算是我對司法信任的一點改變吧。”

我說，行了別扯了，把酒喝完，咱結賬走人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火柴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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