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北地郡靈州、方渠除道地望考證——以張家山漢簡《秩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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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學界普遍認為隋唐靈州建置起源為西漢北地郡靈州縣。本文梳理傳世文獻，同時利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地理信息，輔以實地考察，指出漢代靈州縣在今甘肅省環縣曲子鎮，與隋唐靈州無關。而北地郡方渠除道的方位也需要重新思考，綜合各種因素，其位于今甘肅省環縣環城鎮的可能性較大。在未來的秦漢城邑定位研究中，應該更加重視張家山漢簡《秩律》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北地郡；靈州；方渠除道；地望

靈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吳忠市）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特別在唐中期至宋初成為連接中原與北方草原和西域交通的樞紐，對于維系中原王朝對外文化、物質交流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界常把經由靈州溝通北方草原和西域的交通道路稱為“靈州道”。關于靈州建置起源，宋代以來各類地志往往追溯到西漢北地郡靈州縣，這一說法至今仍為學界共識。

然而仔細考辨文獻，把西漢靈州縣視為北朝隋唐靈州前身大有問題。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簡稱《秩律》）的發現，進一步表明以往對靈州建置沿革的認識存在偏差。筆者重新梳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的相關記載，對西漢北地郡靈州縣的地理方位進行考察，并附帶討論西漢北地郡方渠除道的地理方位問題，希望有助于澄清靈州建置沿革、西漢初年北地郡轄域范圍等問題，如有不當之處，還望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一 漢代靈州縣非隋唐靈州考辨

《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北地郡有靈州縣，班固注曰：“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漢志》并未記錄靈州縣的方位信息，魏晉北朝文獻亦不見靈州縣地理方位的記述。唐人顏師古注《漢志》靈州縣曰：“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奇也。”顏師古注文與《括地志》所載北魏靈州得名緣由相同：“薄骨律鎮城以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故號曰靈州。”此段記述后被《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地志類文獻承襲。漢代靈州縣與北朝隋唐靈州同名，再加上顏師古注文照錄《括地志》北魏靈州相關文字，很容易讓人把兩者聯系起來。北宋《太平御覽》輯錄與唐代靈州相關的各類文獻，亦將顏師古注文錄入，表明編纂者認為漢代靈州即唐代靈州。如果說宋代對于漢唐兩靈州的關系尚不明晰，那么明代兩者的承繼關系已被落實。《雍大記》曰：“靈州千戶所，《禹貢》：雍州之域。西漢屬北地郡，置靈州，后漢、魏、晉因之。”《明一統志》寧夏衛“古跡”亦云：“靈州城，在衛城南，本漢靈州縣，后魏為靈州，隋唐置靈武郡。”清代各類地志文獻均稱漢代靈州與北朝隋唐靈州一脈相承。受明清地志的影響，《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漢代北地郡靈州縣標繪于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境內。此后各類地名辭典、工具書載錄漢代靈州縣方位，均稱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吳忠市一帶（以下概稱“靈武說”）。

通過上述梳理，所謂漢代靈州即隋唐靈州前身的說法，晚至宋代才出現，依據是顏師古注文轉錄了北魏靈州得名的文字，這種承襲關系的建立顯然不夠堅實。顏師古注文只能表明漢唐兩靈州的得名相似，并不等于兩者存在承繼關系。筆者之所以做此判斷，是因為唐代地志對北魏靈州的建置沿革有明確交代，《元和郡縣圖志》載錄靈州沿革為：

漢時為富平縣之地。后漢安帝永初五年，西羌大擾，詔令郡人移理池陽，順帝永建四年歸舊土。其城赫連勃勃所置果園，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猶在。后魏太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后改置靈州。

這里明確提到北魏靈州在漢代為富平縣地，而非靈州縣地，北魏靈州的源頭只能追溯至十六國赫連勃勃之果園。在這種情況下，顏師古注文不能理解為唐人把漢代靈州縣視作北朝靈州的前身。后人顯然沒有理解顏師古注釋的真實含義，僅根據地名相同，就把兩者視為先后承襲關系，完全無視唐代地志文獻對北魏靈州沿革的記述，是極不嚴謹的做法。

其實《漢志》靈州縣注記“惠帝四年置”（前191）也透露出一些地理定位的線索。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將蒙恬率軍北擊匈奴，奪取今整個河套地區。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七年后秦帝國的崩潰，匈奴奪回河套地區。此后直到西漢建立，漢帝國的西北邊疆只能維持戰國末年秦昭襄王時代的格局。冒頓單于“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這里的“故河南塞”即戰國末年的秦昭襄王長城。這一局面直到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衛青奪取“河南地”才告打破。在惠帝時期，漢帝國只能控制秦昭襄王長城以內的地區。而北朝隋唐時期，靈州遠在秦昭襄王長城以外（圖1），惠帝時期設置的靈州縣顯然不在這里。早在上世紀80年代，周振鶴先生便敏銳地注意到這個問題，稱：“北地之靈州縣，《中國歷史地圖集》不定點置于河水附近，恐證據不足。《漢志》云靈州惠帝四年置，惠帝時故塞外之河南地盡入匈奴，不可能在河水邊置靈州縣。”

周先生的看法極具見地。把漢代靈州定位于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與惠帝時期的疆域形勢不符，昭示傳統說法并不合理。不過《漢志》注記郡縣建置沿革并非全部可信，倘若靈州設置于武帝以后，自然對傳統說法構不成威脅。

本世紀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公布，其中《秩律》詳細載錄了呂后元年（前187）漢廷官員的秩祿級別，各縣道長官也已排列其中。《秩律》簡463文字為：

私官，內者，長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將行，長秋謁者令，右廏（廄），靈州，樂府，寺車府，內官，圜陰，東園主章，上林騎，秩（簡463）

該簡載錄六百石秩級官員，“靈州”赫然在列，表明呂后元年朝廷官員編制存在“靈州令”，驗證了《漢志》靈州縣“惠帝四年置”注記真實可信。更重要的是，《秩律》載錄的西北邊疆地名全部在秦昭襄王長城以內，這不僅驗證了《匈奴列傳》的記載，還進一步表明“靈州”地處秦昭襄王長城以內。因而北魏隋唐時的靈州絕不可能是漢代北地郡靈州所在，“靈武說”完全不能成立。我們對西漢北地郡靈州縣方位的認識，還需要重作考量。

二 漢代靈州縣地望考證

其實唐代文獻存有漢代靈州縣方位的線索。《后漢書·安帝紀》元初三年（116）五月條曰：“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于靈州，破之。”李賢注：“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故城在今慶州馬嶺縣西北。”李賢稱漢代靈州地處唐代慶州馬嶺縣西北，此說在唐代并非孤證。《通典·州郡典》慶州馬嶺縣自注“漢靈州縣故城在（馬）嶺北”。《太平寰宇記》記述慶州馬嶺縣沿革為：

廢馬嶺縣，在州北七十里。本漢舊縣，屬北地郡，后漢省馬領，復為靈州縣之地。后魏為朔州之地。隋大業元年分合水縣于此置馬嶺縣，復漢縣之名，以山形似馬嶺為名。

《太平寰宇記》雖未如李賢注《通典》明確提到漢代靈州縣方位，卻言及東漢時期馬領縣廢入靈州縣，可以證明漢代靈州縣、馬領縣（唐代馬嶺縣）地域相近。《太平寰宇記》雖然成書于北宋，但資料來源以唐代文獻為主，再考慮到宋代已無馬嶺縣，故此處對馬嶺縣建置沿革的描述應得自唐代文獻。這與前述李賢注《通典》合并論之，顯然唐代存在漢代靈州縣地處慶州馬嶺縣西北的看法，并且流傳甚廣。前面提到傳統“靈武說”追根溯源，出自后世對顏師古注釋的誤解，大致形成于宋代。而“馬嶺說”則是唐人明確的認識，廣泛記載于各類唐代文獻中。因此，不論是史料性質，還是史料形成年代，“馬嶺說”都要優于“靈武說”。在以傳世地志為討論基礎的前提下，應當優先采納“馬嶺說”。

通過檢索文獻，我們找到了比“靈武說”時代更早、性質更可靠的“馬嶺說”。唐代畢竟距離東漢末年靈州縣廢除已有近五百年之遙，再考慮到唐代文獻對漢代縣邑方位的記述常有錯誤，因而還不能根據唐代文獻妄下結論，必須綜合考察其他因素，對唐代“馬嶺說”進行檢驗。

《漢志》靈州縣自注“惠帝四年置”以及《秩律》載錄靈州等表明，漢代靈州縣地處秦昭襄王長城以內。今甘肅省隴東地區的秦昭襄王長城走向較為明確，大致由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進入甘肅省環縣境內，沿環縣境內的城西川—環縣縣城（環城鎮）—城東溝分布，之后進入陜西省吳起縣境（圖1）。唐代環江谷地由北至南分布著方渠、馬嶺二縣，唐代方渠縣即今環縣駐地環城鎮，故唐代馬嶺縣北界必在秦昭襄王長城以內。也就是說，地處唐代馬嶺縣北的“靈州故城”在秦昭襄王長城以內，與《漢志》《秩律》記載相符。

東漢時期，靈州與東羌關系密切。漢安帝永初年間，先零羌、燒當羌起兵對抗朝廷，羌酋零昌以丁奚城為中心建立政權。《后漢書·西羌傳》永初六年（112）：“任尚復坐征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此后圍繞丁奚城的爭奪，朝廷與東羌發生多次激戰。《后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115）條“（十月）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于丁奚城，光等大敗，并沒。”元初三年（116）條：“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于丁奚城。”關于丁奚城的方位，李賢注引《東觀漢記》曰“至北地靈州丁奚城”也。可見丁奚城就在靈州縣境內。

先零羌、燒當羌原本分布于隴西的河湟地區，東漢初年被朝廷遷徙至隴山以東的安定郡、北地郡安置，故稱東羌。那么這些內徙羌人又具體分布在北地郡、安定郡的哪一區域？綜合兩漢時期羌胡內遷史事，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交界地區的“青山”歷來為內遷羌胡部落的主要安置區。《后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一年（45）“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后漢書·馮異傳》：“青山胡率萬余人降（馮）異······上郡、安定皆降，（馮）異復領安定太守事。”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后漢書·西羌傳》永建五年（130）“唯燒何種三千余落據參?北界”，此處羌人聚居之地亦當為參?縣青山。青山，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與甘肅省環縣之間的青龍山（參見圖1）。由于內遷羌胡部落主要分布在青山周圍，故管理內遷羌胡部落的安定屬國都尉、上郡屬國都尉均駐扎在青山附近。安定屬國都尉駐三水縣，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下馬關鎮紅城水古城，地處青山之西。上郡屬國都尉駐龜茲縣，即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張家場古城，地處青山之北。而唐代文獻記載的漢代靈州縣在青山東麓，屬于東漢羌人聚居區，先零羌酋滇零在靈州丁奚城稱帝，抗拒朝廷皆在情理之中。因此結合東漢內遷羌人部落地域分布，以及“永初羌亂”相關史事，唐代文獻對漢代靈州縣方位的記述非常可信。

我們接下來進一步限定漢代靈州縣的地理位置。李賢注《通典》稱漢代靈州城在唐代馬嶺縣西北。唐代馬嶺縣即今甘肅省慶城縣馬嶺鎮。又《漢志》《秩律》表明靈州縣地處秦昭襄王長城以內。秦昭襄王長城在今環縣城西川—環縣縣城（環城鎮）—城東溝一線，故漢代靈州縣應在慶城縣馬嶺鎮以北、環縣環城鎮以南的地域范圍內。這一地域范圍山谷密布，地形破碎，只有環江谷地較為寬闊，適合建置城邑。根據《文物地圖集》，環城鎮、馬嶺鎮之間的環江谷地恰有一座漢代古城，位于環縣曲子鎮劉旗村北，將該古城對應漢代靈州縣最為合適。

2019年6月下旬筆者參加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組織的考察活動，于6月20日對甘肅省環縣境內環江沿岸歷代古城遺址進行考察，著重踏查了劉旗古城。該古城位于合道川、環江交匯處的崖地，利用陡峭的河岸崖面修筑城墻。劉旗古城城墻布局和夯筑方法與漢代古城不同，古城內采集的陶片主要為唐宋時期的，綜合來看應是一座唐宋時期的軍事堡寨。陪同考察的環縣博物館沈浩注先生向筆者介紹，將劉旗古城定為漢代古城的依據是明清方志（相關記載見后文），而從我們實地考察所見，明清方志的說法顯然存在問題。

沈浩注先生告知環縣曲子鎮另有一座漢代古城，未標注于《文物地圖集》。考察團在沈先生的引領下對曲子鎮古城進行了考察，經隨行的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對古城城墻夯筑方法和城內散落陶片的辨認，確定為漢代古城。沈先生還告知，環縣二中歷史老師李建剛數年前曾在古城內撿到一方帶有銘文的瓦當，但是不能完全辨認其中的文字。考察團一行隨后在李建剛先生處見到這方瓦當，瓦當帶有20字銘文（圖2）。隨行考察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先生初步釋讀為“永建五年，漢德澤弗流，北地縣靈州，夷狄族，戎伐休”。考察結束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的程少軒先生根據筆者拍攝的照片，將瓦當銘文釋讀為“永建五年，漢德隆興，復北地，縣靈州，夷狄族，戎伐休”。永建五年（130）為東漢順帝年號，可知該瓦當為永建五年制作，使用于北地郡靈州縣官署，這表明曲子古城就是漢代靈州縣。

《漢志》靈州縣自注“有河奇苑、號非苑”，此為馬苑，說明漢代靈州縣有較為發達的養馬業。《秩律》“靈州”沒有與六百石的縣邑排列在一起，而是排列在太仆屬官之間。秦漢的太仆主管馬政，何慕據此認為西漢初年的靈州尚未設縣，而是作為馬苑直屬太仆。這一看法可以信從。漢代在環江谷地開展養馬業的歷史記憶在唐代仍有存留，《通典·州郡典》慶州馬嶺縣自注“漢舊牧地”。《太平寰宇記》慶州廢馬嶺縣“有馬嶺坂，左右帶川，相傳漢之牧地也”。結合唐代文獻對馬嶺周邊漢代養馬業的追溯，將曲子古城定為漢代靈州縣也是非常合理的。

綜合以上幾點，筆者認為唐代文獻載錄慶州馬嶺縣北的漢代靈州故城，應該就是今甘肅省環縣曲子鎮漢代古城遺址。

三 方渠除道地望考證

綜合分析各種因素，將漢代北地郡靈州縣定位為今甘肅省環縣曲子鎮古城是最為合適的。但是得出這一結論還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那就是傳世文獻記載，今環縣南部地區在漢代設有方渠縣，如劉旗古城就被當地文物部門登記為“方渠縣故城”，今環縣南部地區在漢代不可能同時設置靈州縣和方渠縣，因而本文對漢代靈州縣地理方位的考定結論能否成立，還需要厘清劉旗古城與漢代方渠縣的地理位置。

在進行相關討論之前，需要澄清一個問題，即漢代“方渠縣”的定名并不正確。《漢志》載錄北地郡轄縣有“昫衍、方渠、除道、五街”等，從唐代景龍元年（707年）“取漢縣為名”設置方渠縣來看，至遲唐代初年已經把“方渠”作為一個地名來理解。上世紀90年代西安市相家巷村出土“方渠除丞”秦封泥。周天游、劉瑞敏銳地意識到“方渠除道”是一個地名，以往對《漢志》“方渠、除道”的標點并不準確。方渠除道亦見于張家山漢簡《秩律》簡459：

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薄道、下辨、獂道、略陽、縣〈緜〉諸、方渠除道、雕陰道、青衣道、嚴道、、美陽、壞（褱）德、共、館陰〈陶〉、隆慮。

2001年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公布時，整理者因受《漢志》點斷方式影響，將“方渠、除道”分斷為兩個地名。而《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則注意到陜西省博物館藏有漢代官印“方除長印”，指出“方除”即“方渠除”之省，同時結合周天游、劉瑞研究成果，將該地名正確斷為“方渠除道”。由此反觀《漢志》北地郡轄縣之“方渠除道”也不應點斷，而是一個完整的道名。秦漢“道”為朝廷管理蠻夷而設置的地方行政機構，常使用蠻夷部族名稱或蠻夷詞匯來命名。“方渠除”當為蠻夷詞匯，因三字地名在秦漢時代較為罕見，故后人誤以為“方渠、除道”是兩個地名。因此，唐代以來所稱呼的漢代北地郡“方渠縣”并不準確，故后文所稱一律訂正為“方渠除道”。

甘肅省文物工作者將劉旗古城定為漢代北地郡方渠除道的依據又是什么呢？今檢明清地志，對漢代方渠除道的地理位置有較為明確的記載。《明一統志》陜西省慶陽府“古跡”列有“方渠廢縣”，其文曰“在環縣南七十里，漢縣”。《讀史方輿紀要》載“方渠城”為“（環縣）南七十里，本漢縣，屬北地郡，后漢廢”。環縣南七十里，正在今曲子鎮環江與合道川交匯處，顯然明清地志所指漢代“方渠縣”就是劉旗古城。甘肅省文物工作者將劉旗古城定為漢代方渠除道是以明清地志為依據的。

明清地志把劉旗古城指認為漢代方渠除道的說法出現太晚，是否可信，還需要作進一步討論。關于漢代方渠除道的地理方位，更早的線索可以追溯至唐代。《通典·州郡典》慶州方渠縣自注“漢舊縣”，《太平寰宇記》載慶州：“廢方渠縣，在州北一百八十里。漢舊縣，廢其地入馬嶺縣。至唐景龍元年分馬嶺縣以置焉。”上述文獻表明唐代的方渠縣即承繼漢代的方渠除道而來。唐代方渠縣即今甘肅省環縣，而劉旗古城正在環縣境內，想必正是基于唐代文獻的上述記載，明人才把環縣境內的劉旗古城指認為漢代的方渠除道。

然而，明人并未注意到唐代方渠縣與明代環縣的轄域范圍不同。唐代環江谷地自北向南排列著方渠、馬嶺、安化（慶州治所，今甘肅省慶城縣）三縣，而明代只有環縣、安化兩縣。也就是說，明代環縣南部的劉旗古城在唐代有可能屬于馬嶺縣，而非方渠縣。從道路里程來看，劉旗古城距離環縣約70里，距離馬嶺鎮約40里，唐代屬于馬嶺縣的可能性較大。又《太平寰宇記》慶州廢馬嶺縣曰“又有水出縣西北，《水經注》云，與青山水合”。《太平寰宇》所引《水經注》之文不見于今本。李曉杰等人指出這段文字屬于《水經注》佚篇《洛水注》，其原本為“（洛水）與青山水合。”洛水即《漢志》泥水，今環江。這里的“青山水”即發源于環縣西部青龍山之合道川。《太平寰宇記》稱合道川在馬嶺縣境內，則地處合道川、環江交匯處的劉旗古城也在唐代馬嶺縣境內，而不在方渠縣境內。顯然，明代士人沒有注意到馬嶺縣的置廢沿革，把明代環縣境內的劉旗古城視為唐代方渠縣境，從而把劉旗古城錯定為漢代方渠除道。

劉旗古城并非漢代古城，那么方渠除道又在哪里呢？唐代文獻稱唐代方渠縣沿用“漢舊名”是我們定位方渠除道的唯一線素。根據前文對唐代方渠縣、馬嶺縣分界的討論，兩縣分界約在今環縣木缽鎮，而《秩律》簡459載錄“方渠除道”說明其位于秦昭襄王長城以內。故漢代方渠除道必位于今環縣秦昭襄王長城以南、木缽鎮以北的地域范圍內。

今環縣樊家川鄉馬驛溝村西南有一座安塞古城，被當地文物部門登記為漢代古城。乾隆《環縣志》曰：“安塞廢縣，在縣東四十里。漢置縣，后廢為鎮。”筆者向沈浩注先生咨詢，得知將安塞古城定為漢代古城的依據正是乾隆《環縣志》，就古城選址和遺物來看，這其實是一座宋代堡寨。

前面提到，環縣境內只有環江谷地較為寬闊，適合建置高級別城邑。因此漢代方渠除道若地處唐代方渠縣境內，那么應在今環縣環城鎮至木缽鎮之間的環江谷地。在這一狹小的地域范圍內，最值得注意的是今環縣政府駐地環城鎮，這里地勢較為平坦，非常適合建置縣邑，自唐代以來一直是縣級城邑。而環城鎮的漢代遺存較為豐富，其城子崗曾出土新莽錢范，另據沈先生介紹環城鎮曾發現高等級漢代磚室墓。種種跡象表明，今環城鎮在漢代應存在一處高級別聚落，很有可能就是方渠除道所在。由此看來，《通典·州郡典》《太平寰宇記》等唐代文獻稱唐代方渠縣為“漢舊縣”絕非空穴來風，可能表明唐代方渠縣所在就是漢代方渠除道。

余論

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

——譚其驤《禹貢》半月刊發刊詞

歷史事件的發生均有特定的地域空間。要想深入了解歷史原貌，地理空間的復原是討論前提。因此對于傳統的沿革地理學來說，古地名地望的考證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中國歷史文獻保留了豐富的古代地名方位信息，是以往學界進行古地名定位的主要依據。然而受到文獻資料保存現狀的限制，年代越早的地名，地理定位的難度越大。具體到秦漢地名，明確載錄地名方位的秦漢文獻幾乎沒有，只能依賴唐宋以后晚出的大量文獻。而受年代隔閡的局限以及文獻傳抄過程導致的文字訛誤所影響，晚出文獻對秦漢城邑方位的記述存在諸多問題。再加上唐宋以后，文獻流傳又不斷衍生新的訛誤，因此造成秦漢地名定位困難重重。

20世紀以來，大量秦漢簡帛的發現給秦漢史研究帶來“史料革命”。這些秦漢原始文獻所蘊含的史料價值遠遠超出魏晉以后的晚出文獻。新史料的運用，極大地推進了秦漢歷史研究各個領域的發展，秦漢地名定位也不例外。在對秦漢城邑進行地理定位時，學界廣泛使用了古地圖、道里簿、質日三類出土文獻，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不過，面對豐富的秦漢簡帛文獻，學界除上述三類文獻外，對其他簡帛文獻的利用十分有限。其實在各類秦漢出土文獻中，蘊含著豐富的城邑定位信息。只不過這類信息并非明確的道路里程或方位標識，對于這類信息的使用，要結合相關史事、地理環境才能顯現出獨特的學術價值。以往學界并未意識到《秩律》具有城邑定位的作用。而本文通過兩個實證研究，意在指出：倘若使用得當，類似《秩律》這類僅僅載錄地名的出土文獻，同樣可以“提煉”出秦漢城邑地理定位的重要價值。

大量秦漢簡帛文獻的出土，為學界深化秦漢城邑定位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當大家期待新的“古地圖”“道里簿”“質日”類文獻現身的同時，是否意識到我們對已有出土文獻的發掘仍有欠缺呢？倘若變換思路與視角，綜合傳世文獻、地理環境，一些看似與城邑定位毫無關系的出土文獻，其實可以“閃射”出獨特的學術價值，這正是筆者寫作此文后得出的一點啟示。

作者：馬孟龍

來源：《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賀雨婷

審訂：宋柄燃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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