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理于經，征事于史，濟世于民——劉偉教授談經濟學的教與學

我讀大學那會兒，經濟學遠不像現在這么熱。

1978年2月，我接到了高考錄取通知書。上面寫著——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普通班本科生，這并不是我報考的第一志愿。

當時，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學里有經濟系。那個時代，經濟研究不被社會普遍關注；經濟學也并非顯學，給人的感覺更多是沉悶。那時候，在我們兵團營部有個姓陳的北京知青，我問他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結果他想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說：“經濟學可能是學打算盤的。”

12歲那年，我隨父親一路顛簸，來到當時的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二十團，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度過了自己的中學時光。高中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五營五連生產隊做農工，后來又被抽調到營部政工組擔任宣傳干事。

那是個書荒的年代。年輕人都想看書，卻找不到書，只能換著看、借著看。當時，我們政工組有個不大的資料室，藏書不多，經典卻不少。在那里，我開始讀《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逐漸接觸到一些社會科學知識。

兵團里有很多年紀相仿的伙伴，主要是來自各地的知青，大家常在一起討論問題。而那時的我，常常在熱烈的討論中思考國家和自己的未來。

讓我們都沒想到的是，一則消息突然傳來：國家恢復高考了。

填報高考志愿時，我報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系。因為我覺得，學成后在圖書館工作，讀書不用發愁。可偏偏事與愿違，政治經濟學專業的這封錄取通知書讓一臉茫然的我，推開了經濟學的大門。

本科4年的學習讓我深刻認識到：經濟學是一個古老、凝重而現實的學科。經濟生活本身非常有活力，對思想史、經濟理論和現實的研究有深入的要求。同時，經濟學又是很殘酷的學科，它不允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從容，它所提出的問題是不容回避的，只有直面問題才能更好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

在知識的海洋里涵泳沉潛，對我來說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不過，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是燕園里先生們的學術風骨與大家風范。

20世紀70年代末，陸卓明先生講授世界經濟地理的課堂上，學生總是把教室擠得滿滿當當。講義是陸先生一筆一筆刻鋼板油印出來的，地圖也是他手工刻畫的。

陳岱孫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又輾轉到西南聯大。陳先生的課講得精彩、干凈、儒雅，我們聽得來，卻學不來。

石世奇先生講授中國經濟思想史。當自己的學術主張引發廣泛討論時，石先生特別引用了馬寅初先生的一段話：“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對真理的執著與堅持，先生們向來態度分明。

我的博士生導師蕭灼基，曾是北大經濟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和博導。他不僅睿智，還很勤奮。他曾說過，還在讀大學本科時，就許下兩個志愿：一是在學習上，希望自己能通讀馬恩全集；二是在研究上，希望自己能寫出《馬克思傳》和《恩格斯傳》。后來，他真的做到了！沒有一股長期堅持的韌勁和對馬恩學說的執著，怎能做到？

聽著先生們講學教書、縱論古今，我意識到了某些比知識更加重要的東西：做人的高貴、做學問的執著、恪守信仰的堅定。治學嚴謹、淡泊名利、求真慎獨、經世濟民，是他們身上共同的標簽。

不知不覺間，我自己也站上了北大的講臺，開始了教學生涯，而經濟學也在改革開放的春潮下草木蔓發，成為顯學。每年新學期開學，我面對的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作為老師，我需要不斷調整，在課堂上與學生溝通交流。這是一件很讓人著迷的事情，因為時代賦予他們新的特點，也對傳道授業解惑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課堂上，只有把資料與資料、數字與數字之間的邏輯講清楚、講透徹，學生才會了解整個思想的脈絡，理解觀點產生形成的過程及其中意義。講課不是炫耀學問，要能讓人家讀懂你，繼而喜歡你講授的東西，讓學生有所收獲。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最重要的是經濟學的理論訓練和實踐如何結合的問題。為此，我在課堂里引導學生多了解實際、深入實際、調查實際，培養青年學生對理論和現實的敏銳度，這樣才能更好理解學科自身的內容。

教書育人40多年來，我深刻感受到經濟學教學所經歷的三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個階段是陌生。那時我們不了解經濟學，連它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去了解國際社會經濟學的發展是個什么水平了。

第二階段是模仿。隨著對外開放力度加大，在我們發憤圖強、奮起直追的過程中，大量國外經濟學教材流入我們的學校，教學都照著人家來。雖然模仿也是一種學習，但這種學習是精神上被動的，其原因之一是我們缺乏自信。

現階段。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探索，我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國家在擺脫貧困、推動現代化建設等方面為人類社會作出了嶄新的歷史性貢獻。

現在，越來越多經濟學研究者意識到，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的語言和方式，研究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這種自覺和自信根植于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國家的發展成就，并不是得益于西方理論的指引或參考。

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代經濟學研究者及時總結新的生動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在發展理念、所有制、分配體制、政府職能、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產業結構、企業治理結構、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這些理論成果，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今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時代問題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解答的難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面對云譎波詭的國際環境和艱難繁重的改革任務，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特別是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深化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才能不斷提高駕馭中國經濟這艘巨輪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首先需要植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植根中國式現代化，同時必須借鑒建立在各國經濟發展基礎上的經濟學，并逐漸形成中國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全球性廣泛影響。這要求我們從這些歷史實踐中精準識別和理解最關鍵的問題：在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國家面臨哪些特有的挑戰？這些挑戰不僅對我國具有獨特的意義，同時也在全球范圍內具有重要影響，我們是如何應對并克服這些挑戰的？我們的任務是將這些實踐中的經驗和教訓加以總結并提升至學術層面，使其成為學術探索和理論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這方面，我們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作者劉偉，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一級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原文刊載于《光明日報》2026年1月1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