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想寫成歌》：當一檔“情懷殺”節目主動與情懷切割

半個月前，尤里卡以“超快”系列選秀藝人為主題的紀錄片《因為是想寫成歌》定檔播出。

“超快”藝人還能有什么新鮮事講？

這是冷眼看到節目官宣消息后的第一印象，甚至在被邀請參加看片會時，冷眼對這部紀錄片也沒有特別期待之處——畢竟“超快”系列選秀被反復消耗的“情懷殺+包餃子大團圓”實在有點讓人審美疲勞。

可在提前看片結束后，冷眼的觀感有了點不一樣，片子有點“狼狽”，有點反直覺，還有點“逆潮流”——甚至被拍攝的藝人在初期都并不自然，有些人即使隔著鏡頭，也能讓觀眾感受到戒備與警惕。

這也引起了冷眼對這部紀錄片的探究欲：

一、選秀節目走過二十年，選手們的故事已經被以不同形式和載體講述過無數次。面對這樣一個被大量消耗、已經不那么新鮮的群體，故事還能怎么講？

二、對于沒經歷過“超快”時代的觀眾，這部紀錄片如何打動他們，它在內容表達方面找到的“最大公約數”又是什么？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騰訊視頻尤里卡工作室與“超快”系列選秀節目的導演馬昊為什么碰撞在了一起。節目播出后，冷眼把二位主創朱凌卿導演、馬昊導演邀請來聊了聊天。

跳出情懷

看到《因為是想寫成歌》片頭出現“尤里卡工作室”字樣的時候，說實話冷眼有種次元壁被打破的感覺。

對于大多觀眾而言，無論是《青工所》、《解釋鴻溝》還是《激流》，尤里卡工作室近些年的作品總給人一種理性、硬核的感覺。

這樣一個更具理性智識氣息的紀錄片團隊，為什么會切入娛樂向內容？尤里卡工作室的朱凌卿導演坦言，他是被馬昊的一句話打動的。

“我們見面時她說了一句話，以前她都是為別人做節目，這次想為自己做一個節目。”

做綜藝也好，做紀錄片也罷，首先需要明確創作動機，即“為什么要拍這檔節目”。在朱導看來“馬昊想為自己做一個節目”，這個意愿本身足夠強烈，從創作動機而言是成立的。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容易上頭，想要做什么就立刻去投入”，馬昊補充道，有做紀錄片的想法，一是年紀使然，二與綜藝行業遇冷有關，“順的時候你不會去考慮自己，而現在我會想能夠為自己做點什么。”

當然，做紀錄片不僅僅要看創作者的意愿是不是足夠強烈，也要看被拍攝的人是不是有被講述被挖掘的空間。

朱導坦言，自己對選秀并不那么了解，但“超快”群體身上的“高濃縮特性”，讓他感覺到這會是個很有“講頭”的故事。

“他們在短短的兩三年經歷了普通人要在幾十年中經歷和體驗的，那種大起大落，讓他們的人生振幅非常大，這會讓自我尋找被加速、被放大，而尤里卡工作室最關注的，就是你如何認識自己，你如何成長，你有沒有找到自己的動力和信仰。”

確定了“這事能做”，接下來要考慮的是“怎么做”。

“超快”是個被反復消耗的群體，打情懷牌是捷徑卻也容易讓觀眾心生厭倦，就像冷眼最初所想的“又是大團圓包餃子”，而不借用情懷抓手，又如何讓觀眾愿意看且看下去？

“情懷這事在尤里卡是不成立的，我們一直做的是關注個體，而不是她有名無名。”

馬昊則很坦誠地說，原本自己想得更極端一些，“我就想只拍那些不紅的人，就去看看高光過了，塵埃落定，他們現在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從“不紅的人”切入，其實是種高區分度的做法，也確實是綜藝導演的下意識反應。冷眼甚至和兩位老師開玩笑說如果是這樣，自己會很想看這部“秀人沉浮錄”。但朱導卻堅決地提出了相反意見。

“只做不紅的人，同樣是種有色眼鏡。我們要做的是記錄一代人，而不是賭一口氣。”

摒棄情懷殺，“記錄一代人”是《因為是想寫成歌》找到的敘事抓手。因為“人的故事”比起“往昔情懷”更具普世性，也更能最大限度引起觀眾的好奇與共鳴。

但也由于要拍攝的“一代人”很多，所以很難事無巨細地對每個人進行幾個月的單線拍攝，尤里卡選擇了用“關系”來構建敘事。

這種關系或是時間性的，比如每期主人公是同一屆比賽出來的；或是情感與空間性的，白舉綱和寧桓宇是交心的好友，甚至住所都非常近；或是事件性的，生活軌跡早已不同的李霄云和黃英，又共同經歷到了同一件事，在演繹同一首歌時，兩個人已有了不同的選擇。

這正是冷眼最喜歡節目的一點，不同關系的構建，讓每一期的敘事有了不同的側重點，第一期有“家庭”，第二期有“選擇”，第三期有“勇氣”，再不是千篇一律地講述“大起大落后如何重建人生”。

雙重作者

馬昊為什么會成為“片中人”，這是冷眼在看片時另一個感興趣的問題。

與尤里卡此前紀錄片中的許知遠、李翔不同，馬昊雖有大量娛樂綜藝的操盤經驗，但她一直習慣隱身于幕后。

為什么要馬昊親自出鏡？朱導說“第一次見面我的直覺告訴我，她是節目中最重要的一環，她必須要出現。”

紀錄片拍的是“關系”，人與人，人與事，人與時間，這些“關系”通常是要靠長時間跟拍去獲取，而《因為是想寫成歌》的拍攝周期，只有一年多，同時涉及大量拍攝對象，很難用傳統的工作模式去獲取內容。

“馬昊，就像是催化劑。”朱導說，在第一次試拍時，他發現“超快”選手面對馬昊時，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比如第二期《時光音樂會》五屆選手齊聚一堂，有人看到馬昊會直接落淚，也有人沖過重重人群和她擁抱，“那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信任。沒有馬昊的出現，這種信任和表達是無法建立的。”

同時，馬昊的性格讓她習慣了單刀直入的溝通方式，反而能“逼出”選手的真實情緒與深層思考。

像馬昊和李霄云在朋友聚會上的對談，讓冷眼印象很深刻，它觸及了對娛樂行業造星模式的反思，以及“藝人該不該被當做獨立個體”這種很深層且走心的討論。朱導透露，這段對話其實就是馬昊“逼”出來的。

“按照我的習慣，會等場子里的人慢慢散掉，再慢慢聊霄云的感受。但馬昊會直接單刀直入，順著那個方向馬上進入。我當時會有點著急，會覺得沖突太激烈。”

“我對朱導說，你不能攔我，我就是這樣的人。”馬昊這種直接的溝通方式，進一步減少了對“時間換內容”的依賴，這也是她必須出現在片中的原因。

而大多數紀錄片的視角，是一條線：即鏡頭下的他們。馬昊的入鏡，讓《因為是想寫成歌》呈現出了“雙重視角”，即馬昊眼中的他們、鏡頭下的他們。

朱導把這種雙重視角，戲稱為“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我會說這是一個‘雙重作者’紀錄片，借助馬昊這個“螳螂”（去催化關系）。同時她的變化、她的反應本身就是內容，而我們再對這些變化進行觀察和表達。”

于選手而言，馬昊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對她的情感是復雜的，不止感激，也有不解和埋怨。因此馬昊的介入，反而碰撞出有“沖突”或者說不那么“大團圓”的內容，讓片子的觀感更新鮮。

像第一期幾位超女聚餐結束，馬昊出門送其他選手，蘇妙玲和段林希開始了“真心話模式”，說自己不知道馬昊是真的還是假的，而恰好馬昊推門進來，場面一度有些尷尬。

“生活中本就有尷尬，這才是真實的人生，不能只呈現油光水滑的一面。而且你能從中看到，馬昊和蘇妙玲之間關系的變化，一開始聚餐時是疏離的，蘇妙玲甚至是有一點戒備和不信任的，到后面她們一起回老家，在公園里聊天，到馬昊說‘你要救我’，她們那一刻的親密與和解你是能看到的。”

對抗“簡單化答案”

跳出這部紀錄片的內容本身，冷眼其實一直很好奇一個問題：伴隨著民間創作團隊的崛起，紀錄片的拍攝門檻似乎變得沒有那么高了，人人都能拍出好選題、好故事。那么，這些民間能人異士的崛起，會對尤里卡這樣的專業團隊造成沖擊或困擾嗎？

“我們更愿意做一些能反映社會現象的、有責任的題材。”朱導如是說。

什么是能夠反映社會現象、有責任的題材？還是要回到內容上來聊。

《因為是想寫成歌》從表面上看，它講述了一群經歷過高光的年輕人，是如何在大起大落之間找到自我的故事，實際上它在探討的，是“成功是不是只有一個答案”這件事。

“我隱約覺得，這個世界正在越來越朝‘簡單’的方向發展。你輸入一段文字，它給你一個答案。但人生不是這樣的。每一個結果背后，都有纏繞、糾結、持續很久的原因。我想講的是這個。”

比如同樣得到了去《乘風2025》資格的黃英和李霄云。

黃英為了獲得更多的機會，去直播、去商演、去上各種節目、去唱觀眾希望她唱的歌，在任何賽道都敢為自己爭取的勇氣，也讓她在自薦多次后得到了“乘風”節目的入場券。

李霄云則在回避、在切割，她想要依靠自己真正想做的音樂去贏得市場、她不愿意去唱可能對她人氣有幫助的金曲、她最終與“乘風”的機會失之交臂。

但是能從結果粗暴地下結論，說“黃英是成功的而李霄云不是”，或“李霄云堅持了自我而黃英沒有”嗎？顯然不能。

專業紀錄片團隊存在的意義，不是簡單的，告訴觀眾因為A所以B的結果導出，而是引導觀眾去思考，A和B或許都對，或許都不對，那么能不能有C或者D?

而在馬昊眼中，自媒體的熱鬧讓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陪伴變少，大數據讓人們活在慣性與標準答案中，這種同質化標答化或許正是當下年輕人焦慮的根源。

“我們活在慣性里。所以我想做一個逆著這個方向走的東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看，但我相信會有年輕人看到，并因此被引發思考。這也是我和朱導的初衷。”

在對談末尾，冷眼越發感覺到了《因為是想寫成歌》的內核，它并非是一次娛樂化題材的突圍，而是一次在內容行業，對抗“簡單化”的堅持。

當下內容行業正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算法主導的流量邏輯倒逼創作走向“短平快”，簡單化答案更易獲得傳播；另一方面，觀眾在信息過載中陷入焦慮，對深度內容的需求并未消失。

“在15秒成名、算法主導的時代，真正有生命力的內容，不是順應慣性的標準答案”，而是敢于逆勢而行、引導思考的深度表達。而這，正是專業內容團隊，在行業里最核心的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