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牽線后，北京民企耕耘20年淚灑黑龍江

撰文| 劉虎

寇成興曾為綏化市公安局警察，現已退休。

外來企業黑龍江省圣福華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圣福華公司”）盡管已經拿到了一份綏化市政府2024年5月出具的《行政復議決定書》，確認當年將該項目土地轉讓給寇成興方面的行為“違法”，但現實的困境依然如同死結：

土地無法追回，項目早已易主，作為最初的投資人，其1.5億元保底補償不僅分文未得，反而在一審民事判決中被判賠償寇成興方面——綏化海興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海興公司”）9506萬元。

綏化市公安局。劉虎攝

01

著名演員牽線搭橋來的“首個招商項目”

在綏化市北林區黃河北路，那個曾經被規劃為“綏化王府井”的地標建筑——“綏化圣福華商貿中心（美食城）”，如今已更名為“中興春天”購物廣場。對于當地市民而言，這里是繁華的商業中心；但對于圣福華公司的股東們而言，這座建筑是一個巨大的、無法閉合的傷口。

故事始于2005年。

那一年，在著名的張學良扮演者、綏化籍演員寇振海的牽線下，北京商人劉弘睿響應綏化市政府的招商引資號召，帶著北京大興華房地產集團、北京匯德甫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股東的資金，在綏化注冊成立了圣福華公司。

“我們是綏化市的第一個招商引資項目。”據劉弘睿妻子陳淑清講述，時任綏化市委書記胡志英、市長于沙燕等領導對該項目寄予厚望，希望在市中心打造一個類似“北京王府井”的商業街區。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卻橫亙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拆遷。毛地而非凈地出讓，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劉弘睿當時看了后說，還不如咱們一個縣城的一條街，特別小。但是那確實是綏化市的中心。”陳淑清回憶。為了這個“市中心”，圣福華公司陷入了長達8年的拆遷拉鋸戰。

從2006年開始，拆遷工作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2013年。

圣福華公司的財務統計顯示，這期間公司投入了巨額前期投入：2005年11月繳納土地出讓金723萬元；支付給綏化市盛達房屋拆遷有限公司3000萬元拆遷補償費及50萬元服務費；向綏化市動遷辦支付3000萬元拆遷補償費。加上劉弘睿個人墊資為當地建設市中心花園的200多萬元，前期投入達7000多萬元。

綏化地標建筑：以前的“美食城”，現在的“中興春天”。劉虎 攝

“政府領導說，我們政府沒錢拆遷；圣福華替政府出錢承擔項目拆遷費，反正將來能掙回來，就當做義務了。”陳淑清在口述中提到。

長期的資金壓力和拆遷困局，最終拖垮了劉弘睿的身體。2013年，當拆遷終于接近尾聲，也就是這塊地即將變成“凈地”的時候，劉弘睿病倒了。

為了保住項目，也為了給公司尋找生路，劉弘睿在2013年9月9日與綏化當地頗具實力的海興公司簽訂了《綏化圣福華商貿中心（美食城）項目合作協議》及《補充協議》。

海興公司的背景并不簡單，實際控制人為寇成興，系公安局警察。寇成興本人、其妻趙國秀、其女寇穎嬌都曾擔任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寇成興如今持海興公司股份40%，另開辦有多家企業。

2013年的這份協議，被視為劉弘睿臨終前的“托孤”。協議約定：海興公司入局，負責后續資金投入和開發建設，雙方按比例（圣福華占52%，海興占48%）分紅。更關鍵的是，協議中設定了一個“保底退出機制”：“該項目正式開工之前，甲方（圣福華）同意可將持有的股份及權益全部轉讓，其轉讓費不低于1.5億元。”

1.5億元，這是劉弘睿對八年心血的底線估值，也是他留給妻兒和股東最后的保障。

然而，他沒有等到這筆錢。2014年2月1日，農歷大年初四，劉弘睿因病去世。隨著核心人物的離世，這場原本基于商業互信的合作，迅速滑向了另一條軌道。

02

利用已故法人代表母親簽訂不對等協議

劉弘睿去世后，寇成興迅速接觸了劉弘睿年近八旬的老母親——王靜。

據陳淑清及公司老員工的陳述：“王靜在文革時候受過一定刺激，幾年前已被醫院診斷具有高風險認知障礙”。

綏化市自然資源局。劉虎攝

2014年3月，劉弘睿去世僅一個月，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工商變更發生了。

3月20日，寇成興和時任綏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登記科科長的李健等人，利用虛假材料將圣福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已故的劉弘睿變更為王靜（同年5月7日經行政復議被撤銷）。

在此僅3天后（2014年3月23日），以及7天后（2014年3月27日），已經成為“法定代表人”的王靜，代表圣福華公司與寇成興的海興公司分別簽訂了兩份《綏化圣福華商貿中心（美食城）項目整體轉讓協議》。

新的不對等協議，成為了后來一切紛爭的源頭。它徹底廢除了2013年劉弘睿簽訂的“1.5億保底”協議，將項目整體轉讓給海興公司，而轉讓費的條款變得模糊不清，僅約定為“前期投入總額的兩倍”，沒有明確具體金額。

圣福華方面認為，寇成興通過非法變更法人，用一份金額模糊、結算標準由其掌控的新協議，取代了原本2013年對價明確（1.5億）的轉讓協議。這是他“圍獵”的核心手段。

綏化市北林區檢察院。劉虎攝

然而，這次“奪權”并非天衣無縫。圣福華公司的其他股東迅速向綏化市工商局提起申訴，指出此次法人變更存在提交虛假材料的問題。

2014年5月7日，綏化市工商局經過調查，作出了行政處理決定：撤銷了王靜的法定代表人變更登記，將法人恢復為劉弘睿（已故）。

圣福華方面據此主張：既然法人變更已被行政撤銷，意味著該變更自始無效，王靜在非法身份期間簽署的資產轉讓協議屬于“無權處分”，且海興公司作為深度參與者，不符合“善意第三人”原則。

但是，寇成興卻依然拿著這份由王靜簽署的協議，開啟了下一步更為驚人的“資產大挪移”。

03

土地變更登記被政府確認違法

王靜的法人身份2014年5月被撤銷后，2015年9月29日，在寇成興和李健等人合謀下，再次將圣福華公司法人變更為王靜。2016年7月25日，此次法人變更經行政復議，再度被撤銷。在非法變更期間，寇成興偽造資料，在王靜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圣福華公司名下最核心的資產——“美食城”項目的土地使用權，過戶到了海興公司（法人為寇成興女兒寇穎嬌）名下。

2016年2月1日，海興公司向原綏化市國土資源局申請變更土地使用權。申請材料中使用的，依然是那份2014年3月由王靜簽署的《轉讓協議》。

圣福華公司在舉報信中稱，原《國有土地使用權證》一直在公司手中，從未丟失，但海興公司“冒用申請人的名義，掛失了原有土地證”，并申請補辦了新證，隨即完成了變更。

更令圣福華公司驚訝的是辦理過程中出現的代理人。檔案顯示，辦理土地變更的《授權委托書》中，圣福華公司的代理人是“王英奇”，海興公司的代理人是“李景明”。

綏化市北林區法院。劉虎攝

圣福華公司在法庭上指出：“王英奇在2014年已被開除，并非公司員工，其授權委托書上的公章涉嫌偽造。”而那個代表海興公司的李景明，真實身份竟然是綏化市工商局的公職人員。

這一系列操作，直到2023年，圣福華公司通過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時才被發現。針對土地變更行為，圣福華公司向綏化市政府申請了行政復議。

2024年5月9日，綏化市政府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綏政復決[2024]13號）。這份決定書，成為了揭開當年黑幕的關鍵證據。決定書明確列出了原綏化市國土資源局在辦理變更時的三大違法事實：

其一，違反時限規定。轉讓協議簽訂于2014年3月27日，申請變更卻在2016年2月1日，遠超“簽訂后30日內申請”的法定要求。

其二，手續不全，相關材料缺失，沒有地籍調查表等所需的土地變更資料。

其三，未履行公告程序。依據相關法規，此類變更必須進行公告，但原國土局未予公告。

基于此，綏化市政府作出了明確的復議決定：“確認被申請人變更綏國用（2006）第00104號《國有土地使用證》權利主體的行為違法。

這本該是圣福華公司的勝利。然而，決定書的后半部分卻讓陳淑清等人感到絕望。決定書寫道：若撤銷該行政行為，“勢必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因此，“本機關對該行政行為不予撤銷”。

綏化市政府“綏政復決[2024]13號”《行政復議決定書》內容。受訪者提供

而其另一個理由更現實：“美食城”項目已經建成了現在的“中興春天”，商戶入駐，大樓矗立，木已成舟。

“違法了，但不用改。搶走了，就是他的。”這就是圣福華公司面臨的行政定局。

04

受害者被判“倒貼”9500萬

失去了土地，沒拿到1.5億轉讓款，這還不是最壞的結果。

2022年，海興公司向綏化市北林區法院提起訴訟（案號（2022）黑1202民初3233號），將圣福華公司告上法庭。海興公司訴稱：在接手“美食城”項目后，為了安置遺留的17戶回遷戶，其額外支出了巨額費用。雖然轉讓協議沒提這事，但圣福華作為原拆遷人，這筆錢理應由圣福華承擔。

這場訴訟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不對等”的較量。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圣福華公司曾多次就管轄權、人員回避及追加第三人等問題提出異議和申請，試圖矯正傾斜的天平，但無一例外，這些努力全部落空：

1）回避申請與身份“變裝”

最讓圣福華公司感到不安的，是坐在原告席上的寇成興。

圣福華公司在提交給法院的《關于寇成興作為代理人的意見》中指出，海興公司在起訴后緊急變更了法定代表人，寇成興轉而以“員工”身份出庭。圣福華方面認為，寇成興作為綏化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其身份與同屬政法系統的北林區法院存在天然聯系，其出庭可能導致案件審理不公。

圣福華公司開發的“頤和苑”樓盤，如今已被蠶食得所剩無幾。劉虎 攝

此外，圣福華公司還對合議庭成員龐文舉法官提出了回避申請。圣福華公司提到，龐文舉曾在另一起關聯案件中作出不利于圣福華實際利害關系人的判決，該判決后被中院發回重審并改判。

在本次案件的反訴審理期間，龐文舉還以開會為由缺席，“導致案件的法庭調查和舉證質證期間其均不在場，只有一名法官和一名陪審員在現場”。

鑒于北林區法院在過往關聯案件中出現的“允許同一被告有兩方代理人”、“判決理由與高院判決相悖”等情況，圣福華公司還申請北林區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人員回避，并請求將案件移交綏化市中級法院審理。然而，這些回避申請均未獲得通過。

2）被留下的管轄權與被拒絕的第三人

圣福華公司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申請》也遭駁回。圣福華方面主張，該案涉訴標的金額巨大（超2.5億），且主要股東均在北京，依據級別管轄和管轄權恒定原則，應由綏化中院審理。但案件最終仍被留在了北林區法院。

圣福華公司當年的售樓處，現在已是一家幼兒園。劉虎攝

在查清事實的關鍵環節，法院依職權追加了17戶被征收人作為第三人，卻拒絕了圣福華公司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請書》。圣福華公司申請追加的，正是當年簽署轉讓協議的關鍵人物王靜。圣福華方面認為，王靜既是協議簽訂人又是收款人，比17戶回遷戶更具關聯性，是查清事實的關鍵。但這一請求同樣石沉大海。

在案件一審審理過程中，寇成興當庭提供了多次給付王靜現金的“收據”，其稱有一天拿了1500萬元現金給王靜個人。圣福華方面認為，王靜在利益誘惑下配合辦理變更登記并簽署協議，導致公司核心資產被轉移。

一審庭審中，王靜表示“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簽了什么，只是簽了最后一頁。寇成興拿來的是空白合同，告訴她‘簽了字就給你錢，按照投入的雙倍給付，合同內容不用看，肯定對你有利’。”如今，王靜也加入了對寇成興的控告行列。

一審判決結果對圣福華公司而言是毀滅性的。北林區法院在判決書中，構建了一套完整的邏輯閉環，支持了海興公司的大部分訴求：

關于協議效力，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認為雖然王靜蓋的章可能非備案章，但她當時名義上是法定代表人，且海興公司已實際接手項目并投入資金，圣福華公司事后接受了部分款項（注：指海興公司打入王靜個人賬戶的款項），因此認定“表見代理”成立，協議有效。

關于轉讓費，法院認定海興公司已經支付了7638萬余元轉讓款，已付清。這筆賬目中，包含了海興公司“支付給王靜個人的2118萬余元”，以及海興公司聲稱“代付”的3000萬元拆遷款。至于圣福華公司主張的1.5億協議，法院認為已被2014年協議廢止。

圣福華公司如今僅剩下一間臨街的狹窄辦公室及5名員工。劉虎 攝

關于回遷損失，法院采信了海興公司單方面提供的與回遷戶簽訂的安置協議，認定海興公司為了解決圣福華的遺留問題，遭受了巨額損失，構成了“無因管理”或“代為履行”。最終，法院判決，圣福華公司給付海興公司回遷安置損失9506萬余元；同時駁回圣福華公司的全部反訴請求。

“這就是把我們吃了，還要用我們的骨頭榨油！”陳淑清在談及此判決時憤怒不已。她指出，海興公司提供的安置證據中，很多簽字人如范志剛、寇洪德等，其實是海興公司的內部人員或親屬，存在“自己給自己證明”的嫌疑，且許多協議沒有發票，僅憑收據和白條，但法院均予采信。

05

警察的“3億元資產”

在長期的訴訟博弈中，圣福華公司開始深挖寇成興方面的背景，向相關部門提交了詳細的舉報信。在舉報信中，圣福華公司直指寇成興利用公安的身份，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寇成興及其親屬（妻子趙國秀、女兒寇穎嬌等）控制了包括山東洪樂谷建材、黑龍江成達牧業在內的十余家公司，注冊資本過億。

舉報信還特別提到了寇成興稱他的女婿吳某某，“現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二庭庭長”，并在北京、海南等地擁有多處房產。

如今，圣福華公司面臨的局面是：土地被政府確認違法變更，但無法追回；項目被轉讓，不僅沒拿到1.5億，反而背負了近億元的債務判決；僅剩的資產也被寇成興方面通過財產保全手段查封。

針對北林區法院的一審判決，圣福華公司提起上訴，綏化中院現發回重審。圣福華公司認為，王靜在2014年3月23日和2014年3月27日簽署轉讓協議時，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已被撤銷，屬于無權代理，協議應屬無效。同時，海興公司并未支付真正的轉讓對價，所謂的“回遷損失”更是建立在虛假證據之上的無稽之談。

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北林區法院的一起案件被認為與該院判決相悖。劉虎攝

圣福華公司人士表示，根據目前綏化市房價行情，寇成興所擁有的公司名下資產高達3億元。“請問，做為一個提前退休的公安干警，哪里來的幾個億的資金來建立起一個又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

圣福華公司人士指海興公司為偷稅漏稅，利用公司多名員工的個人賬戶收取欠款，“其他公司財務張春紅于2016年6月24日一天就用其個人銀行賬號替寇成興收取了1000萬元進行洗錢。寇成興于2019年因涉及全國掃黑辦掛牌督辦案范玉案（501專案）等問題被帶走，后經寇成興及其家屬花費巨資運作下，在一個月后被釋放。寇成興曾多次公開威脅舉報人，稱其在綏化公檢法領域有廣大人脈，如舉報人及其代理人敢去綏化，定要關去派出所拘留十天半個月！”

媒體報道寇成興涉及的一樁刑案。網頁截圖

筆者檢索發現，2025年11月，紅星新聞一篇報道披露，寇成興在一起涉黑專案中未被認定為涉黑成員，被扣押的1000萬元投資款被列入李志軍判決的執行財產中。寇成興涉聚眾斗毆案最終于2022年5月被綏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撤銷，寇成興獲無罪，并由安達市公安局支付侵犯寇成興人身自由賠償金1.6萬余元；安達市公安局為寇成興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06

代位權訴訟下的資產清繳與超額判

“寇成興的侄兒還是綏化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圣福華方面稱，如果說土地證的“光速過戶”是直接的掠奪，那么寇成興方面隨后發起的一系列“代位權訴訟”，則更像是利用深厚的司法關系網，通過罔顧事實的“瞎判”，對圣福華剩余資產進行的一場精準清繳。

在（2021）黑1202民初3226號等系列案件中，寇成興、陳玉波（綏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公職人員）等人利用圣福華與第三方合作方——黑龍江錦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錦鴻公司”）的合作關系，通過法院判決，強行要求圣福華“代”錦鴻公司向其償債。這一系列操作不僅在程序上存在傾向性審判，在債權成立的最基本邏輯上更是漏洞百出。

1.基礎債權不成立：出資義務被非法轉嫁

代位權成立的前提是圣福華（次債務人）欠錦鴻公司（債務人）錢。然而，根據雙方簽署的《公務大廈項目合作協議》，圣福華作為甲方僅出地并占股25%，而錦鴻公司作為乙方占股75%，且明確約定工程所需的所有設備款、材料款及施工費均由乙方（錦鴻公司）自行負責。

“工程款本就是錦鴻公司應該出的，圣福華根本不欠錦鴻公司的錢。”圣福華方面指出，法院判決卻強行將錦鴻公司的內部出資義務轉化為圣福華的對外債務。這種抹殺合同約定的“瞎判”，導致代位權的基礎完全坍塌。

2.邏輯倒掛：判賠金額竟是資產價值的兩倍

即便在錯誤的邏輯下，判決金額也高得離譜。

申訴材料顯示，涉案的“公務大廈”項目經司法評估價值為8140萬元。因流拍，該資產最終以4354萬余元的價格抵債給了寇成興。然而，北林區法院卻判令圣福華在6831萬余元本金及利息（二審時已高達9337萬余元）的范圍內承擔代位清償責任。

綏化市公務大廈。劉虎攝

“代位權的本質是轉移債權，而非創設債務。”從法理上講，縱使圣福華需代錦鴻公司償債，其承擔的最高限額也絕不應突破錦鴻公司在項目中所能分得的實際利潤。

然而，這紙被質疑為“司法關系干預下的瞎判”，不僅讓圣福華賠掉了整棟大樓，更使其陷入了“倒貼上億元”的荒唐境地。這種邏輯倒掛的裁決，在執行階段演變成了令人心驚的資產收割：圣福華評估價值1.3億余元的房產，在流拍后竟被以評估價的56%（約六千余萬元）徑直抵債給了寇成興、陳玉波個人。

在強取了過億資產后，寇方仍未收手，目前正緊盯圣福華名下另一處評估價四千余萬元的未經驗收的房產，展開新一輪執行。圣福華方面認為，這已經不再是正常的法律維權，而是在司法權力的“護航”下，通過刻意壓低資產評估價與超范圍判賠的組合拳，對一家外來投資企業進行的徹底清繳，使圣福華公司負債累累、資不抵債。

在涉及巨額資金的執行款利息計算上，法院又出現了極其明顯的偏差。針對利息計算嚴重錯誤導致債務被惡意放大的事實，圣福華公司于2025年4月向北林區法院提出執行異議申請。然而，面對這一合法的糾錯請求，法院竟給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相關申訴資料丟失”，并以此拒絕立案。

2025年10月，圣福華公司再次提交材料申請立案。然而直至本文發布時，這份關乎企業生死的執行異議仍被擱置在所謂的“審核”程序中，不立案、不答復、不處理。

從計算錯誤的利息，到“不翼而飛”的卷宗，再到遙遙無期的審核，北林區法院在一系列操作中，似乎已不再是公正的裁決者，而是變成了寇成興方面實施資產清繳的“延時盾牌”。這種通過人為制造程序障礙、阻撓企業合法救濟渠道的行為，不僅讓法律尊嚴掃地，更讓外來投資商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3. “雙標”裁決與未到期的債務陷阱

在申訴文件中，圣福華直指北林區法院和綏化中院在審理過程中利用司法關系“拉偏架”：

·海興起訴時：法院在債權金額尚未核實、結算未完成的情況下，便匆忙認定債權成立并判賠。

·圣福華起訴時：當圣福華起訴錦鴻公司要求結算確認分紅時，同一法院同一個審理代位權法官的張延利、劉曉紅法官卻以“缺乏訴的利益”為由駁回。

更荒謬的是，該債權根本尚未到期。由于錦鴻公司與寇成興在施工中違規超建，導致項目至今無法驗收和銷售。在沒有銷售回款的情況下，根據協議，支付工程款和分紅的前提條件根本未成就。

從違法的土地變更不予撤銷，到超出資產總額的代位權判賠，圣福華在綏化的遭遇，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驚的“商業圍獵圖”。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民事糾紛，而是一個掌握政法背景資源的家族，如何利用行政和司法程序的每一個細微縫隙，對一家外來投資企業進行剝皮拆骨。

目前，圣福華已向相關部門提交了《糾錯申訴文件》，請求對（2021）黑1202民初3226號等案件進行再審。

在提交給巡視組的舉報信中，圣福華公司懇請上級領導關注此案：“被舉報人利用自身曾在公安機關工作的特殊身份，花費大量金錢與房產，買通法院、公安局、自然資源局等多個司法、行政單位，使綏化的政府、司法環境腐敗不堪，導致民眾對法治失去信心，侵害舉報人巨額財產，請求上級領導依法予以監督，還舉報人一個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