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是紀念的本身

“每樣微不足道的東西，都會有價值，有意義：售票員的錢包、車窗上方的廣告，還有那獨特的震蕩晃動，每一樣東西都會因歲月久遠而變得高貴，變得合理。”

這是幾年前，讀過一本短篇小說《柏林導游》里面的一段話。

俄羅斯流亡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1925年寫下了這個短篇。他一邊描寫著在柏林看到的各式各樣的事物，包括各式建筑、路邊等待鋪設的下水管道、人行道邊擠滿待售的圣誕樹、有軌電車以及售票員戴著露指黑手套的靈巧粗糙的手指……。一邊通過回憶，比對著他十八年前逃離的圣彼得堡的日子，那里的馬車夫控制著四匹馬的速度，咯噔咯噔的碾過石子路，旁邊的小伙計驚天動地地吹一陣喇叭。這是一部關于時間和記憶的小說，是對城市的大小要素的細微觀察和思考，而這些要素恰恰共同構成了我們所說的回憶。

很喜歡他說的那段話：“作為作家，就要像日常事物將在未來年代的善意之鏡中呈現出來的那樣，去描繪日常事物”，就是說在將來的遙遠時日里，“我們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將讓人覺得從一開始就是挑選出來的，而且像是節日里的事情一樣。”

像納博科夫一樣，每個人從一個自己熟知的環境進入到新的環境的時候，都會通過記憶和經驗，對自己的過去和對自己所屬的大我群體的過去的感知和詮釋，來與新環境進行著各種比對和判斷，從而在特定的集體或社會框架中，來完成自我的新的社會身份認證。

因為人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會逐漸形成與一定社會地位相關聯的符合社會要求的一套個人行為模式，這個行為模式就是人的社會角色或者是社會身份。而當人從原有的社會系統進入到一個新的系統的時候，許多東西像建筑、周遭景色、小飯館兒里的情景、聲響、氣味和觸覺印象等等，這些涉及記憶結構的客觀方面發生了變化，相應的，構成了記憶結構的主觀方面的生活導向、意愿和希望也產生了變化，導致原來身份的校準模型也出現了變化，這一切，足以讓一個人在自己的記憶和經驗里，開始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了。

個體在社會群體中被賦予了身份。導致個體記憶一定會具有或者說是需要社會的框架，它往往會受到社會背景的制約和促進。所以哈布瓦赫認為，記憶是身份認知的核心，而身份是在特定的集體或社會框架中形成和變化的。

當年，離開哈爾濱到北京求學的時候，就是這樣，努力的通過在哈爾濱的所以記憶和回憶，反復的做著這樣認證。畢竟，一個生活了18年的城市所留給我的記憶和經驗，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將我的身份固化了。那遍布街巷的歐式建筑，那熙熙攘攘的松花江畔，那索菲亞教堂旁熱熱鬧鬧的商販，那孔廟半月池前永遠打不開的山門，和硬朗的江風里，二人轉夾雜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桃花巷，在我來到北京后，這些記憶中的參照物在我身邊完全的消失了。

它們變成了我的回憶，變成了我反復確認我的個人身份的參照物。想必，每個從自己熟悉的城市，進入到陌生的城市的人，都會這樣吧。這個時候，回憶變成了打開記憶的一把鑰匙，幫助我們穿過熟悉的空間，去打開一個個陌生的門。

陌生的模樣永遠都不是那么的具象，這恰恰需要我們記憶中，固有的不可更改或不可質疑的回憶形象和儲存的知識來幫助完成的。這時候，記憶就變成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坐標系，以及把特定的人和事，以特定的方式在頭腦中再現的源頭和動機。

估計每個剛到哈爾濱的人，都會在自己的記憶里，努力的尋找所有關于中國城市的各種特征，來和這座城市做比對。但結果也許會更加迷失起來，因為它和中國的其他城市有著太多的不同了，僅僅從環境而言，你就會發現，它更像你在歐洲才能遇到的那種城市。在中央大街的某個角落，偶一抬頭，便能找到在巴黎那個街角的模樣。

這可能和哈爾濱與別于其他城市的歷史有關，1898年中東鐵路的修筑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大批俄國僑民的涌入，這個當年叫阿勒錦的小漁村也逐漸的繁華起來。作為中東鐵路的中點，大批其他國家的人定居在這里，當時的哈爾濱有19個使領館，各個國家的追夢人都蜂擁而至，來到這里，這也使當年的小漁村迅速完成了到現代大城市的過渡。

這座在松花江和中東鐵路交匯而成的黑白之城，其實是遷徙者和闖入者憑借著自己的記憶，為自己新的夢而構筑的烏托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里的一切正是他們對自己原生文化環境的一種紀念和懷念，這種紀念和懷念通過建筑、文化、儀式、生活方式等各種的方式表達著，也正是這種表達，才讓他們完成了各自原有社會身份的表達，和新社會身份的認證。同時，也有意無意的，造就個性生存、文化共生的哈爾濱近代多元的移民文化。

在這里，原有的社會身份被逐漸消隱掉了，新的社會身份在碰撞、認同和妥協中，逐漸形成，從而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和秩序。

就像彼得·伯格和托馬斯·盧克曼在《現實的社會構建》中寫的，個人記憶經驗和社會經驗都可以被客觀化，并被保存和積累下來，通過這種積累，一個社會知識庫就形成了，它代代相傳,被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所繼承。所以，我們個人的個體記憶，是要完全依賴社會的集體記憶而形成。人類不斷的進化和發展，共同的生活中形成了總體經驗, 這些經驗沉積下來，融合并構建了一個共同的知識庫，凝結為記憶中可識別與可記憶的實體，同時，也構建了一個具有象征意義體系的社會框架，正是這種框架,才使得我們的全部感知和記憶在經驗、期待和行為空間下，具有了某種特有的形式。

一切的存在，都作為一種象征，也作為一種隱喻，努力的詮釋著這些形式。

文藝復興式的哈爾濱少年宮、中世紀寨堡式的和平賓館一號樓、巴洛克式的教育書店、 新藝術運動的馬迭爾賓館、裝飾藝術運動的國際飯店、折衷主義的哈爾濱鐵路文化宮、拜占庭式的索非亞教堂、俄羅斯式的江上俱樂部、前蘇聯社會主義民主式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主樓、猶太新會堂、日本式日本使領館，以及包裹在其間的中式傳統風格的道臺府和文廟，所有的建筑都變成了寄托回憶的紀念碑，這些紀念碑雖然高大挺拔，卻永遠指向著兩個方向，一個是那不知何時才能回去的故鄉，一個是前方一片模糊、清晰不起來的路。

猶太教的教徒隨身帶著個香料盒，按猶太教的規矩，那個香料盒必須是當地典型建筑的形象，這樣在四處漂泊的時候，始終有一個熟悉的形象、熟悉的味道陪伴著。而從世界各地來到哈爾濱的這些人，似乎也做著相似的事，只不過，他們是完全堅定自信的建起了房子，做起了自己最習慣的味道的食物，這一切，也許是希望在那記憶中，尋找到些許的慰寄吧。

回憶一定是植根于被喚醒的空間的。無論是物理空間的城市、村落、房屋，還是心理空間的個體認知、情感狀態和意志傾向，它們構成了回憶的不同的空間框架。即使當它們或者說尤其是當它們消失或不在場時，便會被當作“故鄉”在回憶里扎根。

那年寒假，坐著綠皮火車回到哈爾濱，走下來站在站臺上，深深的吸一口氣，雖然那冷的嗆人的空氣里依然是一股熟悉的硫化物的味道。但我知道，這一定就是我從小長大的哈爾濱。城里來來往往的人，有的躲著路上的冰，轉過街角，有的踉踉蹌蹌，躲進了路邊的商場，便再也尋不見了。

哈爾濱的冬天依然還是那樣沒有變化，周邊被白雪覆蓋的一切，和被撒了融雪劑后黑黑的路……,在這黑白之間，便是每個忙忙碌碌的人，被白色的雪映襯著，被黑色的路消隱著。

多謝大家的關注，我們的新書已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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