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的死胡同里，最聰明的大腦，忙著追逐權力

1964年，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一書出版。

他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古代中國，包括科技成就在內，諸多方面都遙遙領先全世界，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反而誕生在了長期落后于中國的西歐？

確實，中國古代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創造出過巨量的財富，有成熟的官僚體制，有燦爛的詩詞歌賦，有超穩定的統治結構，有從未中斷的文明，有影響世界的四大發明，相當的輝煌，就是沒能孕育出現代科技。

李約瑟之問極具開放性，因而引發了很多學者探討，并給出了多種答案。

我最近看到了一個有意思的回答。顧超先生在他新出版的《科學與權力》一書中，用“知識政體”這個概念回答了李約瑟之問。

中國古代固然輝煌，但儒法國家的管理模式和特有的知識政體，導致中國古代一直處在一個輝煌的“死胡同”里。

所謂知識政體，就是知識產生和運作的機制。

任何一個社會，總有一些人負責生產、創造知識。什么樣的知識會被創造出來，這些知識被如何運用，其背后是有機制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國家，知識政體會大相徑庭。

中國古代，秦漢以后，成了一個儒法國家，以儒家的尊卑等級思想為意識形態，以法家的制度和手段進行統治，形成了成熟的官僚體系。有多成熟呢？領先西方上千年。

中國的儒法國家形成了自己的“統合型”知識政體——知識的生產和應用完全服務于皇權。反過來說，無益于維護皇權的知識與知識生產者，要么被鏟除，要么因為無用武之地而消亡。

所以中國古代人雖然長期記錄天象，但不會發展出天文學。天象的記錄和解釋只是為朝廷服務，所以記錄者不可能去研究天象背后的科學。

在儒法國家的治理模式下，權力是決定資源分配的唯一依據和標準。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組織，只有在權力體系中有位置，才能分一杯羹，才能獲得利益。

漫長的帝制時代，在歷史課本里被稱作“封建主義社會”，學者俞可平則認為帝制時代是“官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決定一切，在官本主義社會，權力決定一切。

在官本主義的帝制時代，讀書人或士大夫是知識的主要生產者。他們擁有最聰明的大腦，終生追求的就是做官，通過獲取權力兌現利益。與此目的無關的知識，無用，無益，甚至危險。

所以，中國古代知識的生產和運作，不是基于自由和天性，不追求自然的因果和邏輯。蘇東坡的詩詞再漂亮，程朱把儒家經典研究得再透徹，王陽明的心學搞得再深奧，這些知識都與科學無關。知識分子獲得權力之后，空閑時間研究的知識，往往停留在審美層面、道德層面、人際關系層面，絕對不會涉及科學。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是抒情，是審美，是文字游戲，而非追問月球的運行規律，與科學無關。

科學是獨立于權力的，無論皇權多么強大，都不能改變1+1=2這個真理。科學這門學問，與權力決定一切的體制必然沖突。因為權力不僅決定財富分配，還決定什么是“真理”。當科學可以自行確認什么是真理，等于宣告真理無需權力認定，這就是對現實秩序的威脅，當然就危險，不會被容忍。

宋朝一向以寬仁著稱。宋太祖趙匡胤曾經下令網絡天下懂得天文的人才。經過各地的層層選拔，一批天文人才被送到了京城。結果，由于崗位有限，只有一小部分被授予了官職，其余的人咋辦?被當成罪犯發配去了海島。所以啊，即便你有能力生產出有用的知識，要么你被體制化，要么你會被消滅。

根據學者黃亞生的研究，中國歷史上創造性最強的時代是戰國時代和南北朝時代。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皇權還沒有確立，而南北朝時代的分裂與戰亂削弱了皇權。

從宋朝開始，讀書人一心寫八股文章，參加科舉考試，在四書五經中打轉，圣賢書之外的知識，是離經叛道的，是無用而且危險的。

當最聰明的大腦，都在忙著追逐官位，在劃定的圈子里研究學問，不管這個圈子內多么輝煌，都像是徘徊在死胡同之中，當然不能創造出現代科學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