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 | 劉濤：《融合新聞敘事：故事、語言與修辭》

2026年1月21日，第二屆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研討會暨《中國新聞傳播學年鑒》2026年會在海南大學隆重舉行。會上發布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年鑒（2023—2024）》評選出多項年度優秀成果。其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劉濤教授的《融合新聞敘事：故事、語言與修辭》獲評年度優秀著作。

內容簡介

人類活動離不開對意義的永恒探索，而敘事則是一種基礎性的意義實踐。作為媒體融合時代的新興的新聞形式、觀念與實踐，融合新聞（convergent journalism）如何講故事，并創造性地開展敘事實踐，以推動公共議題的數字建構，成為亟待突破的敘事學命題。

本書立足數字敘事學（digital narratology）認識論基礎，主要從敘事原理與理論、敘事形式與語言、敘事修辭與實踐三個知識模塊系統構建融合新聞敘事的知識體系，分為上、中、下三編，共十八章。上編（第一章至第六章）為敘事原理與理論，重點以敘事可供性為概念工具，探討融合新聞敘事的六大理論命題，即敘事內涵維度的故事觀念、敘事語言維度的語圖結構、敘事機制維度的數字修辭、敘事圖式維度的再媒介化、敘事批評維度的數字人文、敘事倫理維度的符號秩序。中編（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為敘事形式與語言，重點探討融合新聞的六大敘事形式及其深層的語義系統，具體包括時間敘事、空間敘事、聲音敘事、互動敘事、情感敘事、豎屏敘事。下編（第十三章至第十八章）為敘事修辭與實踐，主要從修辭敘事學視角出發，聚焦于“融合新聞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這一重大現實命題，探討中國話語體系構建、中國敘事體系構建、國家數據話語權構建、生態文明話語傳播、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等重大議題的“敘事方案”。

目 錄

作者簡介

劉濤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教育部馬工程教材《融合新聞學》首席專家，先后入選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科領軍人才。主要從事視覺修辭學、融合新聞學研究。主持三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門國家級課程，著作《視覺修辭學》和《傳播修辭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教育部第九屆高校科研優秀成果獎（人文社科）一等獎、第三屆全國青年教師教學競賽一等獎、首屆全國教師教學創新大賽一等獎。曾供職于央視《新聞調查》，目前兼任《中國教育報》專欄作者，獨立撰寫的新聞作品四次獲中國新聞獎，其中兩次為一等獎。

內容節選：從故事到新聞故事

經典敘事學中的故事，一方面在時序結構中形成，另一方面又在空間結構中發生。因此，時間和空間，構成了故事的兩個基本存在向度，相應地也就形成了“故事-事件”和“故事-實存”兩個理論命題——前者對應的是時間維度，后者則指向空間維度。“故事-事件”意為故事在時間結構中的序列與過程，“故事-實存”意為故事在空間結構中的存在與關系。顯然，事件與實存構成了故事的存在基礎。而要進一步理解故事的生成語言，便不能不提及敘事中的話語問題。正因為話語的存在與作用，故事擁有了文本化的存在形式，并成為文本中的故事。

故事：話語投射的認知形象

早在經典敘事學給出“敘事=故事+話語”這一理論模型時，實際上已經預設了故事與話語之間的二分結構，即故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其在話語中“顯現”，但并不受制于話語的“擺布”。查特曼在敘事學的經典著作《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中將故事與話語視為敘事結構形成的兩個向度，認為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二分結構。

按照經典敘事的一般理解，故事與話語屬于不同范疇的敘事問題，二者結合為敘事，但依然存在區分、離析的可能。故事與話語的分離，可以從故事的跨媒介性維度加以理解，“若同一故事可由不同的媒介表達出來則可證明故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不隨話語形式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話語并不決定故事本體，其更多地作用于敘事的形式維度。例如，記者通過專業調查，發現了現實中的事件或真相，而后訴諸一定的新聞文體以及敘述形式，將事件和真相轉換為文本意義上的故事。由于故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話語主體上體現為新聞文體范疇的表達形式，即一種對故事的“編織”“傳導”或“輸送”方式，而非對故事的“創造”方式。借用一句熟悉的廣告語：話語并不直接生產故事，其不過是故事的“搬運工”而已。

作為敘事的兩個基本構成模塊，故事與話語之間是什么關系？在經典敘事學中，故事主要體現為一種具有因果關系的事件，而話語則是故事的表達形式或存在形態——話語是故事的“載體”，亦是故事的“居所”，其更多地發揮著表征、再現的敘事功能；故事則是話語的“果實”，其依賴話語的表達，但并不完全受制于話語的束縛。在以小說、電影為代表的虛構性敘事文體中，話語擁有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亦具有較為靈活的呈現形式。所謂的故事，首先“停泊”在話語流經的“岸邊”，其主體上表現為作者對世界的一種想象方式。正是在想象層面，話語擁有相對充分的“發揮”自由——當話語遵守一定的“語言”規則時，其便可以自由地建構故事，形成不同的故事世界。

當話語中流淌著故事時，話語便擁有了生命，文本也成為一種敘事性文本。因此，話語乃是故事的表現形式，而故事則是話語投射出的認知“形象”。在經典敘事學那里，故事與話語之間的關系可以簡單地表述為：故事存在于話語之中，但話語并非故事的原生母體，因此并不參與故事的直接創造，其僅僅為故事提供了一種顯現方式。相應地，話語不過是故事的形式，其功能便是對已經“存在”的故事進行組織和表達——話語的出場，并非實現了故事從無到有的創造，而是將一種形態的故事，如現實中客觀存在的事件、作者想象中的虛構形象、潛藏于世界中的事實或規律等，轉化為一種文本化的心理意象，以便于人們在文本維度加以識別、感知和理解。由此可見，故事是一種建立在話語表征基礎上的感知形象。正如瑞安所說：“故事，就如同敘事話語，是一種表征，但又不像話語，它并非編碼在物質符號里的表征。故事乃一心理意象、一個認知建構，關涉到特定類型的實體，以及這些實體之間的聯系。”

對于傳統新聞敘事而言，故事往往先于話語而存在。盡管話語會影響故事的感知體驗，但必須承認，這種影響僅僅停留在形式與修辭層面，無法動搖故事的內容及本質。這是因為，故事形成的要素和條件，往往存在于現實之中，而話語的作用機制，不過是將故事轉化為一種可接觸、可感知、可闡釋的文本形式。概括而言，在傳統新聞那里，話語之于故事的影響，僅僅發生在形式維度，而非作用于內容本身。盡管話語與故事的結合，形成了文本意義上的敘事，但在不同的敘事文體那里，二者之間的“結合”方式卻呈現出不同的邏輯與語言，相應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敘事方式。例如，虛構性文本與紀實性文本不僅對話語提出了不同的語言規則和形式要求，而且在故事與現實的關系上也給出了不同的映射標準和方法，相應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觀念。

新聞故事：情節的可能性模式及其超越

為了理解新聞故事的內涵，首先需要回到敘事之中，探討新聞故事有別于文學故事的獨特內涵。故事的核心特質是情節性，難以想象沒有情節的故事，也難以想象沒有事件的情節。正因如此，“經典敘事在傳達過程中必然要傳達情節，即諸事件的輪廓”。情節的形成，不僅依賴時間上的行動與變化，而且依賴空間上的主體與關系。正是在情節基礎上，敘事的故事性成為一個顯性的意義命題。

情節本質上涉及對事件的組織與安排，其目的是賦予故事一定的戲劇結構。當米克·巴爾將敘事界定為事件與事件之間的相互關系時，情節問題主體上指向故事深層的敘述語法。那么，事件究竟是依照何種原則與規律被組織、被安排的？這一問題則涉及情節生成的可能性模式。按照經典敘事學的基本假設，事件發展的方向、路徑與原理，遵循的是一種偶然性原則。偶然性意為因果關系所依賴的解釋原則體現為可能性邏輯，如開頭的事件是可能的，中間的事件是或然的，結尾的事件是必然的。相應地，“生產情節(至少是某些情節)就是削弱或窄化可能性的過程”。顯然，偶然性原則意味著事件發展存在多種可能的方向和路徑，而事件之間的作用關系亦存在多種可能的勾連方式，每一種可能都會“導向”不同的后果，并形成不同的故事，這無疑賦予了創作者更為自由的發揮空間。電影《滑動門》(Sliding Doors)更像是一個微妙的隱喻，將敘事活動的可能性模式以一種直觀且形象的“形式”加以演繹。被解雇的海倫在搭乘地鐵時，面臨著兩種可能：搭上地鐵或者錯過地鐵。導演便根據這兩種可能，設計了兩條敘事線索，平行展開，交叉敘述。影片講述的恰恰是海倫的兩種不同的人生歷程，并以此構造了一個別樣的故事世界。實際上，在一般的電影敘事中，人物的每一次選擇、事件的每一個后果，最終都會凝縮為一種可能，只不過《滑動門》將這種可能按照可能性模式加以“展示”，因此其更像是一種關于故事的元故事。

新聞敘事在表達層面也遵循可能性模式，如對事實或真相的可能原因進行推理。但不可否認，新聞敘事追求的是一種有限的可能，即遵循驗證與排除的原則，對諸多可能進行論證，最終在選擇與否定中抵達唯一的可能。簡言之，如果說文學敘事的可能性模式最終打開了無限可能，新聞敘事則是在對無限可能的驗證與排除中最終抵達一種可能。例如，央視《新聞調查》于2003年播出的節目《雙城的創傷》主要關注發生在甘肅省武威市的一起少年連續服毒自殺事件。為了揭開鮮為人知的服毒原因，記者開篇便提出當地流傳甚廣的三種傳言——服毒學生的課桌上都刻著“519”這一數字，他們都曾去過一個秘密基地“魁星閣”，以及在學生中流傳著一本“白皮書”。那么，孩子們服毒自殺的原因是否與此有關？圍繞這三種可能，記者通過實地走訪與調查，一一否定了這三種可能。隨后，記者在與孩子們的對話中，發現事件背后另有隱情，并進一步展開調查。

不難發現，盡管新聞敘事也遵循可能性模式，但其并未像文學敘事那樣以想象為基礎，完全滑向“路徑依賴”，并進入一個不受束縛的“可能之網”。相反，新聞敘事在對可能性的選擇與應變上，保持了極強的警惕和反思，其預設了一個唯一合法的可能路徑，以此確立故事的“展開”方式。顯然，面對可能的行動與方向，新聞敘事并不會不假思索地進入“可能空間”，而是依照事實邏輯進行判斷和選擇，以此進入唯一合法的事件結構。

作為情節的重要特征之一，“變化”揭示了故事形成的事件之本質。如果說文學故事中的“變化”，主要關注語篇與情節意義上的變化之“鏈條”問題，即“變”向何處，那么，新聞故事所關注的“變化”，則更多地轉向了變化之“點位”問題，即緣何生“變”。由于文學敘事和新聞敘事具備不同的事件性內涵，因此二者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觀念——文學敘事中的事件及其攜帶的行動與變化之本質，旨在以合理性為基礎，打開一個想象的世界，相應地，事件中的行動與變化，是想象的后果，是情節的表象，是故事的動人之處，更是懸念與沖突的動力之源；新聞事件中的行動與變化，主要是選擇，是推演，是求解，其目的便是依照現實本身的內在規定性，在局部事實與整體事實之間建立一種合法的推演邏輯，以構筑真實的新聞世界。所謂新聞世界，意為由新聞敘事建構的認識世界，其合法性來源是客觀世界，但本質上又體現為一個意義世界。因此，每一種變化的推演，每一次行動的走向，都建構了局部的新聞事件，亦建構了局部的新聞事實。因此，如果說文學敘事中的故事世界是想象的、多元的，新聞世界則是現實的、確定的。如同游戲中的選擇與闖關，只有當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夠沿著一種“正確”的路徑前行時，局部事件才能由點連線、由線成面、由面織網，最終形成一個結構化的整體事件，進而完成從局部事實到整體事實的“拼圖”。倘若新聞事件未能處理好敘事中的可能性問題，那么，以可能性為推演基礎所形成的新聞世界，便難以達到調和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目的。

顯然，新聞敘事并不接受可能性的肆意發揮和自由延伸，其在可能性的“處理”方式上，主要依據的是現實性原則而非文學敘事的合理性原則。即便是當前備受關注的融合新聞形態——新聞游戲，也是通過一定的程序修辭機制，嘗試在互動中抵達一種確定的事實結果。用戶的每一次互動操作，都打開了一個可能的空間，但這種選擇卻受制于某種引導性的數字修辭機制，其目的是形成一種確定的認知圖景。例如，2020年，央視財經與騰訊光子工作室群聯合推出了跑酷類功能游戲《脫貧奔小康》，該游戲設定的行動目標是用戶以化身為貧困山區運輸物資。其他同類游戲一般以“活得更久”為游戲目標，《脫貧奔小康》則將游戲目標設定為“扶貧”。在具體的游戲過程中，玩家需要躲避沿途的各種障礙物，并收集掉落的書本、衣物等物資，以提升山區孩子的幸福指數。顯然，該游戲預設了無數的可能性，玩家亦擁有多種可能的選擇。但是，這里的可能性所遵循的并非自由模式或偶然模式，即用戶的任何一種選擇，并不會激活一個替代性的行動路徑，或者進入一個未知的“可能空間”，相反，選擇更多地意味著一種對不確定性的排除或消除，并對新聞故事的事件性加以約束和限制，從而將用戶的行為“導向”一個確定的新聞世界。

融合新聞敘事：故事、語言與修辭

劉濤 著

ISBN 978-7-301-35122-2

定價：128.00元（精裝）

202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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