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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誕生
博物館在15世紀的最后三分之一時間誕生于羅馬,當時的教皇將教廷擁有的作為城市象征的古物收藏安放在卡比托利歐山的市政宮內;這里所說的“博物館”指的是安放在世俗或世俗化空間內,以便在未知的遙遠未來保存下來的自然物或人造物的公共藏品集合。
此處對“公共”的界定包含“能夠不斷自我更新的法人財產”和“面向外部參觀者開放”雙重含義。安放在卡比托利歐山的收藏正好符合這兩個標準。它很快成為備受參觀者贊揚的一項標志性創舉。不久,新發現的古物也被納入收藏。1515年,這處收藏第一次有了拉丁文名字“博物館”(museum)。因此,將這處收藏認定為博物館的,其實是時間相隔并不遙遠的后世的人們。19 世紀的歷史學家也認同這種觀點,只是時間和地點還有待商榷。卡比托利歐收藏的誕生既標志著這座博物館機構歷史的開始,也是博物館史開端的實物證明。至于匯集在這里的藏品的歷史,則指向更加遙遠的過去。
時至今日,基于現有數據的批判性分析,8.5萬座博物館是一個較為合理的估算結果。我們所說的是全球范圍內博物館的數量,因為這一最初與特定場所相關的機構如今已經遍布除南極洲以外的各個大洲。在發展的過程中,博物館也產生了眾多變化。最初,博物館的館藏僅限于羅馬古物。而后,館藏變得多元化,以至于沒有什么物件不能在博物館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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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眾的博物館
最初,能夠進入博物館的只有少數社會精英,從16世紀到18世紀,“公眾”一詞的含義很窄。而如今,博物館會根據其對外公布的日期和時段有規律地開放,每個人都可以前往參觀,全世界每年參觀博物館的人數可達數千萬。
除了精英主義,對各種文化的包容也是博物館的特點。皈依天主教之前的古羅馬和后來的希臘都是拉丁天主教文化精英信眾們的共同遺產,宗教改革之后,它們則成了整個拉丁世界的共同遺產,這是一種超脫教派差異和國家沖突、構成共同文化基礎的遺產。如今,博物館是一個為保存所在國公民的共同財產而設立的國家機構,或者,是一個為保存創建它的地區組織、職業群體、宗教組織或其他組織成員的共同財產而設立的國家機構,盡管有一些大型博物館——主要是大型藝術和科技博物館,它們的光芒能夠超越國界,國際法也承認博物館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并應當在武裝沖突期間享有特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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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博物館是人們欣賞展品并與他人分享心得的地方。人們去博物館總要欣賞藝術杰作或自然物產。但博物館也是研究場所,無論是對廣義上的公眾而言,還是對博物館工作人員而言,都一樣。換言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從單純欣賞展品的美學價值走向引入歷史和科學的研究方法,盡管這一過程中不乏壓力和沖突。
斗轉星移,博物館的設計也擺脫了神廟或宮殿的模式束縛,以便為公眾提供最舒適的參觀體驗,并根據藏品自身的“保存”“清查”“研究”和“受贈”等性質建造與之相適應的建筑,使它們能夠在恰當的環境中被展示,每一點信息都能被識讀。
在最初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并未對個人收藏和博物館收藏進行區分。而如今,不同身份的人們都認識到博物館的獨特性,在進行與之相關的決策時,也會充分考慮這一點。
最后,全世界范圍內的博物館藏品管理過去通常是由收藏家或藝術家負責,而今,具有一定規模的博物館都會讓受過職業教育的專業保管員負責這項工作。
八分之七的博物館
誕生于50年內
事實上,在1620年前后,只有不足10座博物館,到了1790年,也沒有達到100座。比起其他方面的回溯統計,博物館的回溯統計更難做到準確。但此處不會影響數量增長率的表現。因此,盡管我們使用簡化和估算的方法對博物館數量的歷史進行回溯,卻依然能夠得到非同尋常的結論:
目前,世界上八分之七的博物館都是在近50年內建立的。博物館是一個伴隨古典時代的到來和人文主義的誕生而出現的古老機構。但與15世紀至19世紀出現的老館相比,絕大多數博物館都很年輕,它們大多誕生于20世紀,確切地說,是20世紀下半葉。另外,我們推測,除了現代和當代藝術博物館,剩下幾乎所有譽滿全球的大型博物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至于歐洲的藝術博物館更是早在19世紀中葉就存在了。過去的幾百年里,小型博物館的數量成倍增長,同時,已有的博物館也經歷了深刻的變革。這一時期,新的重要事實是,博物館在此前罕見的文化氛圍中得到廣泛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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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不平衡的空間分布
盡管在幾個世紀的發展中,博物館已經無處不在,但它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衡也和不同時期增速的不平衡一樣嚴重。在全球8.5萬座博物館中:3.5萬座在美國。約3萬座(可能更多)在西歐和中歐。6000多座在拉丁美洲。約5000座分布在中國(3600座)和日本(1200座)。伊斯蘭國家有1000多座,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410座)、土耳其(340座)、伊朗(110座)和突尼斯(70座)。剩下的約500至1000座博物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300座在南非)和大洋洲。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國和巴西都成為擁有逾3000座博物館的國家。但這種變化并未出現在伊斯蘭國家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地區的博物館數量依然很少。特別是當我們將這些國家的博物館數量與它們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聯系起來,或是與其他地區的博物館數量進行橫向對比時,差距會更加驚人。對上述兩個地區的絕大多數人來說,博物館依然是一個遙遠、陌生,甚至聞所未聞的機構。
博物館出現和普及的要素
在解釋全球博物館分布情況的時候,需要考慮多個變量,首先是當地主流宗教對待各種畫像形象以及特定地域古代遺跡的態度。就此而言,在是否接受異教在歷史上創造的形象和由此衍生的文學、雕塑和繪畫作品這一問題上,基督教自身也產生過分歧。后來,獲勝的一派規定,在宗教禮拜儀式中可以使用這些形象,也推動了異教藝術作品被用作模仿的范例。
由此引出第二個推動博物館出現和普及的要素:個人收藏的內生傳統。這種傳統在中國古已有之,而且沒有中斷過,到了中世紀,個人收藏的傳統又從中國傳播到日本。在歐洲,這種傳統直到14世紀才出現,而它的出現得益于當時的人們對公元前 1 世紀至公元 2 世紀在羅馬盛行的個人收藏的再發掘。羅馬曾經盛行的公共收藏也得到了再發掘,但無法在基督教環境中重現,因為這些古老藝術品反映的是異教的神明和英雄;因此,如果像羅馬人把藝術品放在神廟里那樣把異教徒的作品放在基督教教堂里,會是一種無法想象的行為。人們需要對它們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用途。人們想要從此保持它們的原貌。那該如何讓這些異教作品在公共空間被欣賞,同時又不與基督教的神圣性發生沖突呢?將它們安放在卡比托利歐山這處兼具公共性和世俗性的地方就可以解決問題。由于一時的地方性構想,誕生了一個后來被稱為“博物館”的機構,并作為一種范式很快地被復制到其他地方。顯然,博物館滿足了文化精英的共同需求,這一群體逐漸擴大,個人收藏的風氣也在其中流行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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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因素也促進甚至刺激了博物館數量的成倍增長。一些國家避開教堂另選他處,以公職人員取代神職人員,推動并強化與教義相矛盾的世俗知識的力量,接納甚至傳播帶有異教和世俗精神的作品,賦予古代或仿古作品高于恪守基督教教義作品的地位,從而將公共空間逐漸世俗化,博物館就是為這一政治目的服務的機構。同時,數個世紀里,權力、知識和財富傳統等級的消解也推動了意識層面的世俗化。這種意識世俗化的速度因國家而異,它表現為貨幣財富取代土地財富,動產取代不動產,并伴隨著經濟和社會生活重心的轉移,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和銀行業,從非專業性工作轉變為要求越來越高的技術、管理、財務能力。到了這一過程的最后階段,普選形式下的自治和民主獲得了發展。
社會越是世俗化,它的城市化和教育水平就越高,也越能夠適應自治,特別是地方自治,而博物館更是如此。這體現在當今博物館的全球分布中,也體現在我們前文勾勒出的博物館簡史中。
地形學視角下的藏品類型
在博物館創立者和所有者的身份發生變化的同時,博物館的館藏也在走向大眾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以下主題的博物館占比呈現上升趨勢:介紹小型地域群體、職業群體或其他小型群體歷史的博物館;介紹歷史事件的博物館;講述杰出藝術家、文學家、政治家、科學家、經濟學家、慈善家故事的博物館;介紹工業、農業、體育、郵政、無線電、鐵路、汽車、航空、信息技術等專業領域工作和人類發明的博物館;以及介紹住房、室內裝飾、服裝、工作和閑暇時光等和日常生活相關的博物館。博物館藏品的類別本身也是歷史的產物:
1470 年,古物
1550 年,藝術、自然物產、珍寶、珍稀物產、奇物
1790 年,歷史、醫藥、技術、軍隊
1850 年,裝飾藝術
1870 年,人種學、露天博物館、工業、科學
1960 年,日常生活、工作、休閑娛樂
我們可以化用地層學方法來解釋博物館的類型劃分。在地層學中,古老的地層會隨著時間推移被晚近的地層擠壓而發生改變。無須多言,1470 年和 1960 年的古物研究及其概念本身都是不同的。再舉一例,珍奇屋并沒有完全消失 —歷史中沒有什么會完全消失 —但它們大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或是被淘汰,或是并入其他機構實體。同時,珍奇屋也被邊緣化了:從“上流文化”變成大眾文化,從科學變成消遣,從王宮轉向市場里的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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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出,博物館在百年間呈現出差異化和專業化趨勢,種類也趨于多樣化,盡管它們之間并非沒有交集。藝術與考古之間、考古與歷史之間、工業與技術之間、技術與科學之間 …… 彼此的邊界是模糊的。因此,我們也只能根據出現的順序對多種多樣的博物館進行區分。
古物:羅馬的(1470)—古典的(希臘的和羅馬的,1520)—伊特魯里亞的(1740)—民族的(高盧的、日耳曼的、斯拉夫的、伊比利亞的 ……,1800)—埃及的(1820)—美索不達米亞的(1840)—史前的(1860)……
藝術:自拉斐爾以來的美術(1550)—“原始藝術”(1810)—在世藝術家的作品(1820)—中世紀藝術(1830)—裝飾藝術(應用藝術、工業美術,1850)—遠東地區藝術,特別是日本藝術(1860)—現代藝術(1890)—先鋒派藝術(1920)
自然物產以及珍寶、珍稀物產和奇物:植物學(1550)—昆蟲學、礦物學、動物學和貝類學(1670 — 1750)—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地質學(1810)
歷史:國家史(1790)—軍事史(1790)—名人(蠟像館,1790)—戰役(全景畫和透景畫,1820)—神話人物(1830)—朝代史(1850)—城市史(1870)—地方史(1870)—猶太史(1890)—第一次世界大戰(1920)—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抵抗運動(1950)—滅絕集中營(1950)— 教會珍寶(1970)—猶太人種族滅絕(1990)
人種學:異域珍寶(1550)—大眾文化(1820)—“原住民”(1870)—露天博物館(1870)—日常生活:居所、陳設、工作、休閑(1960)
上述年份表示的是這些領域開始陸續成為博物館主題的時間。我們再次引入地層學原理,新地層出現后,舊地層隨之改變。貝類學,或者叫貝類研究,就是這樣被軟體動物研究替代的。在自然博物館中,展示對象也從硬物(骨頭、牙齒、貝殼 ……)向機體組織轉變,同時,從展示外貌轉向展示肉眼不可見的物種親緣關系,展示生物生活環境的重構,再后來,又轉向展示物種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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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歷史領域,這種趨勢反映在從物到人的轉變。如今,在軍事博物館中,人們對軍人的關注要多于對武器的關注,對普通士兵的關注要多于對將軍的關注。在工業博物館或科技館中,工具和機器不僅一如既往地講述它們的發明者的故事,同時開始講述它們的制造者、使用者和使用場景的故事。藝術博物館會特別在臨展中著重介紹藝術品及它們的公眾接受度。在一個世紀甚至50 年前,一些物品還被認為過于粗俗而不適合在莊嚴的博物館展示,而今它們也獲得了尊嚴,從而進入博物館中,這是博物館館藏走向大眾化的一個特征。
這些總體趨勢只是博物館歷史的一部分,但它們很重要,可以讓我們從全球的視角和人文的角度理解博物館的建立:激情、信仰、期待、意外事件與例行程序、沖突與合作、個人的抱負和集體的憧憬。只有將博物館置于其獨特的發展軌跡中,通過重大學術問題和日常資金問題,國際政治和官場的爾虞我詐,還有物品收集、館舍、照明、展品懸掛和櫥窗陳列、通風、庫房、休息區、衣帽間和衛生間等問題,才能研究清楚博物館的方方面面。要考慮到,博物館的發展軌跡中有一般敘事,有重大事件,有偶然事件,還有奇聞逸事。還要考慮到人在博物館中通常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要清楚他們的選擇、動機和行為方式。
我們將在本書中奏響這一份博物館的總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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