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憑什么成功？原來日本人早就試過洋務運動不行了

一場甲午戰爭，清帝國負擔上了兩億三千萬兩白銀賠款，國家改革三十多年來最大的成就——耗費巨資打造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帝國最重要的藩屬國朝鮮被拱手相讓，臺灣島及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后以三千萬兩白銀贖回）大片領土被割讓出去。而讓當時世人震驚的是，讓大清帝國損失如此之多的不是強大的英吉利、法蘭西，而是小小的日本。

在當時的清帝國子民眼中，這屬實難以置信。即便是聽說過日本近些年妄圖占領臺灣，妄圖染指藩屬國朝鮮這些事兒的有識者，也并不在意。確實，這個野蠻的小國確實常常侵擾，但是對于清帝國而言，這個不老實的小國哪里敢像歐人一樣大張旗鼓而來呢？或許是因為戰前的驕傲和戰后的痛楚對比過于鮮明，一百多年來，中國人都極為關注一個問題——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北洋艦隊

星條旗下的日本：不戰而降

日本的近代和中國的近代一樣，是在炮艦威逼下打開國門的。

嘉永六年（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的四艘軍艦以戰斗姿態突然出現在浦賀的海面上。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向江戶的將軍遞交國書，強行讓日本開國。幕府驚慌過后在1854年同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隨后英國，俄國聞風而來與日本簽訂條約，開放港口。

佩里來航

如此聽起來，日本發生的事倒是與在中國發生的劇情十分相似，同樣的閉關鎖國，同樣的炮艦開門，不過道光帝也正經的向英國宣戰過，清軍也有所抵抗。幕府連像樣的抵抗都沒有便簽署不平等條約了。

日本的國法雖然規定了鎖國，但是對于一個島國而言，在四面環海，狹小的地域，貧瘠的資源的條件之下，絕對的鎖國是不太實際的。主觀的阻力來源于日本并非統一國家，在幕府統治邊緣，那些強大的藩在對外交流方面有不同的考量。為了調和主客觀矛盾，日本人實際上在長崎港通商。

或許，這樣聽上去，日本在長崎的通商與清帝國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通商十分相似，一樣的小港口通商，一樣的閉關鎖國，一樣的炮艦叩關。但是日本的近代和中國的近代又是完全不一樣的。

日本真的鎖國了嘛？

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日本缺乏資源，因此對外通商是日本的剛需，這就決定了清帝國那種進口以奢侈品為主要進口的小貿易并不適合日本。此時，我們要看看為什么日本要鎖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基督教徒的狂熱讓統治階級感到恐慌，特別是傳統日本的“僧家”勢力曾讓武家心有余悸，因此為了避免這種宗教力量形成洪水猛獸，日本便鎖國了。但是地方強藩的大名們對于西方的“鐵炮”非常感興趣，他們討厭的僅僅是那些個為了傳教而來的西方人傳教士，對西方器物不排斥。在日本武家統治者的矛盾心理下，尊崇重商主義的荷蘭走進日本的視線，荷蘭號稱“海上馬車夫”，和日本人交往會相對安全——其他西方國家會在貿易中夾帶傳教士！二者一拍即合，因此在相對鎖國之下，日本與荷蘭構建著特別的關系。

在這種長期穩定的交往中，被稱為 “蘭學”(因為是荷蘭人傳入)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作為一種非主流思想影響著日本人的思想。這種小眾的蘭學雖然影響有限，但是和依然死記四書五經思想的清帝國和朝鮮王國的文人們比，日本的文人可以說非常幸運。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就這樣在日本緩慢的傳播著，但是讓日本的思想出現緩慢和小范圍的變革。

海上馬車夫

由于在鎖國令下，儒學文化圈的中國，朝鮮并不在限制之列，通過荷蘭商人和朝鮮，清帝國被迫打開大門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及接著而來西方各國簽訂條約，也早在黑船來航十多年前就已經震驚了日本的高層。

在佩里來犯三年前，美國通過荷蘭人向幕府表達了希望通商的要求，荷蘭商館也勸告幕府：“除我國之外，日本應和更多國家通商”。幕府及地方大名深知世界大勢，但是沒有辦法，只能把這件事擱置了。

早在佩里叩關七年前，“幕末最后的絕頂聰明人”幕府老中首座（德川幕府下最高官職）阿部正弘在給攘夷派（希望把外國人趕走）德川齊昭的信中說到

:“即便現在發出命令，驅逐外國船艦，也錯過最佳時機……日本的小船難以對抗外國軍艦，外國軍艦反而會阻斷江戶的近海通商。”

在佩里叩關之際，時任幕府將軍病重，幕府最高官員老中阿部正弘得到情報，美國艦隊裝備的大炮要遠超日本海岸線的塞防炮，武士階層盡管還能使用，但是以冷兵器和落后火槍裝備起來的軍隊難以抵擋美國。不戰而簽署條約，正是在這種了解西方國家，深知自己落后的情況下做出的唯一決定。

日本武士

在半鎖國下的日本，儒學走向經世論的方向，注重實際問題；蘭學學者注重于以荷蘭語翻譯，學習西方思想，了解世界；水戶學開始從小范圍樹立起“尊皇”的思想、社會底層的商人，市民的個人意愿也被表達為思想。在油鹽不進的封閉的亞洲儒學文化圈，這種吸收外界思想，相對寬松的思想禁錮的社會確實難得，但是這種狀態和歐洲的思想運動比肯定是小兒科，日本還是不可避免的落后于世界。

明治維新下日本的選擇

這樣一場革命聽上去氣勢磅礴，在日本明治時代的狂歌高呼:“從上層看來，稱為‘明治’；從平民而看，則是‘難治’。”“亂”是明治維新時期時，民眾眼里的改革景象。

在簽訂一系列條約后，日本人在夢中驚醒，幕府和地方都采取了學習西方的措施。橋本左內提出“器械藝術取彼方，仁義禮智在我國。”橫井小楠提出：“明堯舜，孔子之道，而盡西洋之器械，則富國不止，強兵不止。”幕末正是在這種思想下進行學習西方的活動。

洋務運動

這些思想和中國洋務運動的思想如出一轍，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希望保留本國的獨特價值觀，只學習西方優秀的科學技術。這大概是文人在面臨炮艦時的妥協，在文化自信的條件下，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如同幾十年后的大清帝國，幕末的“洋務運動”沒有能讓日本走上富強的道路，即便是早期的明治年間，為了攘夷而開國的思想指導下——攘夷派認識到無法與列強戰斗，希望通過富強趕走侵略者。完全不一樣的思維，完全脫節的社會怎么能可能學習到別人的先進價值觀下造就的強大生產力呢？

在歷經了十余年幕末·明治初的洋務運動式的購買式學習，日本人深刻體會到這樣學習的幕府在倒幕軍的火力優勢垮臺了。

明治六年，福澤諭吉，西周等為代表的明六社成立，由民間支持文明開化，領導自由民權運動。明治四年進行了廢藩置縣的日本在明治六年（1873年）迎來了巖倉具視回國，自此日本國內獲得改革的土壤。以前所未有的態度學習西方的思想、制度、科技，已經不能用中國此時正在邁向高潮的洋務運動和它比較了。

所以，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從來都不是相互分離的，日本的明治維新正是在嘗試了“中體西用“失敗后的又一次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