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發展唯物史觀的具體路徑

唯物史觀的創立，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普遍本質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為整個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但作為理論家和革命家的馬克思，從來不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理論。唯物史觀創立之后，馬克思在指導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中，不斷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開啟了發展唯物史觀的三條具體路徑，彰顯出普遍理論與特殊實踐之間的辯證互動。

PART 01

剖析法國的具體政治事件

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文本中，運用唯物史觀分析特定政治事件，把握法國特定時期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形勢，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具體的策略指導。

1848年的歐洲革命，加劇了法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趁機成功復辟，上演了一出模仿帝國的滑稽劇。對此，馬克思穿透意識形態和傳統觀念的表象，從經濟基礎決定的階級斗爭維度予以闡釋。起初，在“自由、平等、博愛”意識形態的鼓動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短暫聯合發動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新政權僅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置無產階級社會改革的合理訴求于不顧，無產階級被迫發動六月起義，但慘遭資產階級血腥鎮壓。最后，在“拿破侖觀念”的迷惑下，占法國人口多數的小農階級擁護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成為新皇帝。

馬克思注意到，“拿破侖觀念”作為“不發達的、朝氣蓬勃的小塊土地所產生的觀念”，實質上是法國小農經濟關系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具體反映。雖然它落后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有相當發展的法蘭西，卻仍然支配著人數最為眾多的農民階級的政治選擇。波拿巴復辟的歷史事件恰恰表明，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能夠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加速或延緩歷史的發展。

馬克思認為，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聯合無產階級推翻封建桎梏的民主革命，六月起義則是因資產階級共和國背叛無產階級的階級期望而直接引發的無產階級革命。六月起義若勝利，法國或將走向社會主義革命；但它的失敗表明，革命要沿著上升方向發展需要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和工農聯盟的建構。無產階級不僅要形成清晰的階級意識和政治目標，充分發揮革命主體作用，還要帶領農民階級共同清除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殘余。通過不斷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通過對1848年法國階級斗爭這一鮮活歷史事件的具體化剖析，深化和發展了唯物史觀。他不僅強調了經濟關系的決定性作用，也揭示了階級斗爭、意識形態與歷史進程之間復雜多維的相互作用，從而使唯物史觀中關于革命戰略、國家政權與意識形態批判的理論內容變得更加具體、豐富。

PART 02

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規律

1843年開始的經濟學哲學研究為唯物史觀的創立作了鋪墊，1848年之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成為唯物史觀具體化發展的典范。而《資本論》的研究和寫作，直接促成了剩余價值理論的誕生。

《資本論》揭示，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商品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兩種屬性。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力成為一種特殊商品，其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源泉，在消費過程中能創造出比勞動力本身價值更大的新價值。這一新價值由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構成。勞動者被迫在市場上出售勞動力，資本家按照所謂的“等價交換”原則，購買勞動力商品，將其與生產資料結合，由此形成雇傭勞動關系。平等交換的外衣下掩蓋著雇傭勞動關系的剝削和不平等本質。

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是生產方式內在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表現，其根本原因是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工人的雇傭勞動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再生產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創造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往往采取兩種方法：一是在必要勞動時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延長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攫取絕對剩余價值；二是在工作日長度不變的條件下，通過提高生產率縮短必要勞動時間，攫取相對剩余價值。資本剝削導致工人陷入“物質短缺和精神貧乏的雙重困境”，促使工人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成為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力量。

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系統批判中，馬克思不僅闡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也提出了包括縮短工作日、消滅舊式分工、重建個人所有制在內的實踐方向。他將唯物史觀貫徹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具體分析中，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為無產階級解放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武器和行動指南，實現了普遍規律與特殊實踐的統一。

PART 03

探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具體路徑

馬克思探究的眼光從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轉向相對落后的東方社會，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俄國農村公社的考察，探尋社會形態發展的多樣性問題，不斷深化和發展自己的唯物史觀理論。

在《人類學筆記》《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等文本中，馬克思將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普遍邏輯融入公社勞動及其內在矛盾的獨特形式中，通過剖析俄國農村公社的生存矛盾，為處于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東方社會選擇社會發展道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契合自身國情的新路徑。

農村公社是俄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其演進過程呈現三大特征：一是在成員構成上，原始公社的血緣紐帶逐漸消解，代之以非血緣自由人構成的社會組織；二是在房屋產權上，房屋共有制逐漸解體，房屋及附屬園地成為農民私有財產；三是在耕地分配上，定期重新分配的耕地雖保留公有屬性，但勞動產品屬于私有。

受西歐資本主義擴張和私有制觀念的影響，農村公社內部產生了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矛盾。這兩種對立因素相互作用，影響著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及俄國的發展道路。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不僅未能徹底打破封建枷鎖，反而為資本剝削滲透農村創造了條件。沙皇封建統治與資本主義勢力的雙重壓迫進一步激化了土地公有制傳統與私有化趨勢的對抗，使農村公社處在“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

馬克思深信俄國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走向新生的支點，但這一支點力量的發揮，需要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也就是說，與西歐資本主義同時存在的俄國農村公社，在保留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如果能通過社會革命排除歐洲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侵襲，并充分吸收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就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開辟出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嶄新發展道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創新研究”（22BZX01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