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精神病醫院騙保亂象：如此大規模詐騙醫保資金就是系統性犯罪

襄陽地區已出現約20家精神病相關醫療機構，這一數量遠超常規地級市的合理配置，其中絕大多數是近年集中成立的民營專科醫院，這些民營機構多選址于郊區或鄉鎮，床位規模從幾十張到兩百余張不等，其成立初衷并非提供優質醫療服務，而是以“騙保牟利”為核心目的，形成了一套“虛構診療+套取醫保”的完整灰色生態鏈，背后不僅暗藏醫保套取、違規收治等系統性亂象，更暴露出當地監管部門失守失責、甚至可能存在利益勾結的深層問題。

在攬客環節，多家民營醫院摒棄正常醫療機構的運營邏輯，打出“醫藥費+生活費全免、免費接送”的極端誘餌，組建專門團隊下鄉掃村，精準鎖定低保戶、獨居老人等群體，甚至通過非法獲取的個人名單定向引流，以“長期住院無憂”為噱頭吸引目標人群。這些醫院將患者異化為“搖錢樹”，在后續診療中構建起嚴密的騙保閉環：通過虛構心理疏導、物理治療等診療項目，違規收治非精神疾病患者，采用“假出院再入院”循環操作等方式套取醫保基金，經媒體核實，單名患者月均被用于騙保的金額可達數千元。更令人發指的是，部分醫院為擴大騙保規模，竟讓內部保安、護工充當“虛假患者”辦理住院手續，上演“被住院”的荒誕戲碼，足見其騙保行為已到肆無忌憚的地步。

而這一切亂象的滋生蔓延，根源在于當地衛健、醫保部門的全面監管失守，為騙保行為提供了堅實的“保護傘”，使其從最初的“個別違規”逐漸演變為“行業常態”。精神病專科醫院作為特殊醫療機構，成立需滿足專業醫護人員配比、合規診療設備、安全管理體系等嚴苛標準，且需符合區域醫療資源規劃，但襄陽在短時間內集中獲批20余家此類民營機構，顯然是衛健部門在資質審批環節刻意降低標準、簡化審核流程、違規發放經營許可，為騙保主體打開了“合法”大門，這也是整個騙保鏈條的起點與核心癥結。

在日常運營監管中，衛健部門對民營醫院長期存在的“掛床住院、虛構病歷、違規收治”等公開違規行為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即便這些醫院下鄉拉客、免費包吃住的操作已成為當地公開秘密，也從未主動開展專項核查或及時查處。更嚴重的是，在亂象暴露前，已有群眾多次投訴反映患者被強制留院、診療造假等問題，醫保結算數據也出現畸高、住院率遠超正常水平等異常信號，但相關部門既未啟動深度調查，也未對問題機構采取停業整改、吊銷資質等強制措施，反而以“協調處理”“督促整改”等敷衍態度應對，實質是為騙保機構“遮丑護短”，放任醫保基金持續流失。

民營機構這種“虛假診療”的低成本運營模式，已對當地公立醫院的正常運營與醫療生態造成全方位、深層次的沖擊，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畸形格局。醫保基金總額固定，民營醫院通過騙保套取的巨額資金，直接壓縮了公立醫院的醫保結算額度。公立醫院承擔著區域內絕大多數常規診療、急危重癥救治和公共衛生服務，運營成本遠高于靠“空轉診療”牟利的民營醫院，經費被擠占后，不僅無法及時更新醫療設備、采購緊缺藥品，還會導致優質醫療人才薪酬待遇受影響，進而逐步削弱其核心診療能力。在患者資源爭奪上，民營醫院以“全免費、包吃住”為誘餌，大量爭搶本應在公立醫院接受規范診療的低保戶、獨居老人等基礎群體，甚至將部分無需長期住院的輕癥患者、非精神疾病患者違規收治，導致公立醫院出現“優質醫療資源閑置、違規機構患者扎堆”的尷尬局面。

同時，民營醫院無視醫療規范的無底線操作，進一步動搖了社會公眾對公立醫院規范診療的認同與信任。更值得關注的是，公立醫院不僅是診療機構，還承擔著精神衛生篩查、社區康復指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等公益職能，而民營醫院只聚焦可騙保的住院患者，對公益服務一概拒絕承擔。在襄陽公立精神衛生機構本就稀缺的背景下，民營醫院的亂象導致當地精神衛生公共服務體系出現嚴重“斷層”，公立醫院既要彌補民營醫院留下的診療漏洞，為被誤導的患者提供后續規范治療，又要獨自承擔全部公益服務，人力、物力被雙重透支，其公益屬性的發揮舉步維艱。

公立醫院的生存空間會被持續壓縮，最終受損的不僅是公立醫院的診療能力，更是整個區域的醫療服務質量和所有群眾的正常就醫權益，當公立醫院的優質診療資源因經費、資源被擠占而逐漸萎縮，最終將無人能為普通群眾的健康兜底。

從本質來看，襄陽這批民營精神病醫院就是為套取醫保資金而生的“騙保專門機構”，若無當地衛健、醫保主管部門的默許縱容、監管失守甚至利益勾結，這種規模化、系統性的騙保犯罪根本不可能落地實施。因此，當地衛健主管部門相關領導必須為監管失職承擔主要領導責任，依規依紀依法受到嚴肅追責處理，這是不容觸碰的底線。追責過程必須堅持權責對等、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原則：對直接負責醫院資質審批、日常監管的衛健部門科室負責人、具體經辦人員，要全面查清其履職行為，嚴格區分失職瀆職、利益勾結等不同情形，

依據相關規定給予黨紀處分、政務處分，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堅決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襄陽市衛健部門的主要領導、分管領導，要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規定，給予記過、降級、撤職等嚴肅處理，形成“監管失守必追責”的強烈震懾。同時，這類系統性亂象的背后，往往是多部門監管協同失靈的結果，醫保部門在基金結算審核、智能監控預警等環節也存在明顯失職，因此在追責衛健部門的同時，必須同步嚴查醫保部門的監管責任，做到全鏈條追責、無死角問責，絕不能讓任何一個監管環節的失職者逃脫懲處。

截至2026年2月3日，襄陽市醫保、衛健等部門已成立聯合專項整治專班，開展起底式排查工作，并公開承諾將依法從嚴處理涉事機構，但從已發布的通報來看，內容多聚焦排查流程與表面整治措施，未提及對背后利益鏈的深挖以及相關責任人的追責細節，回應偏于流程化，難以讓公眾信服。值得欣慰的是，湖北省醫保局已關注到此次事件的嚴重性，已派出相關業務處室工作人員赴襄陽，聯合當地衛健部門開展調查核實工作，后續將發布官方調查通報，并計劃以此為契機，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精神衛生領域醫保基金專項整治行動，強化醫保智能審核系統建設與飛行檢查力度，嚴厲打擊“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據”等騙保行為。這意味著省級調查已實質啟動，有望突破市級監管的局限，穿透背后的利益保護鏈，推動事件調查走向深入。

此次事件的后續進展存在三大關鍵看點：一是省級調查能否真正穿透市級利益壁壘，全面查清民營醫院與監管部門之間的關聯勾結，對相關失職瀆職、利益輸送的責任人依法依規追責到底；二是能否通過全面核查，追回全部被非法套取的醫保資金，對涉事民營醫院依法吊銷診療資質，將涉嫌詐騙犯罪的機構及相關人員移送司法機關，形成強有力的法律震懾；三是能否以此次事件為突破口，出臺針對性的監管政策與制度規范，堵住精神衛生領域醫保監管的漏洞，建立長效監管機制，才能有效挽回醫保基金損失、修復被破壞的醫療監管體系公信力，從根源上防止此類騙保亂象再次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