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程實等：全球生產網絡與繞不開的中國

二者的作用方式并不相同，美國的影響更多體現在與核心經濟體形成長期而穩定的黏性聯系，中國的影響主要來自為大量經濟體提供難以繞開的生產投入。正是這種路徑上繞不開、關系上未完全鎖定的并存狀態，使路徑依賴在形成結構性優勢的同時，也放大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如何在鞏固中樞地位的同時降低風險，關鍵在于海外生產節點的分散布局、與新興節點的深度協同以及更高水平的經貿合作，將結構性依賴轉化為更穩固的價值錨定。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工銀國際經濟學家尹學鈺，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本文大約3300字，讀完約8分鐘。

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正從參與既有分工的貿易節點，轉變為牽動價值流向的中樞型力量。這一轉變由三重結構性動能共同推動：一是長期積累的規模化供給能力推高了中國在全球產出中的權重；二是產業升級推動價值獲取能力上移，使中國逐步減輕對低端環節的依賴；三是本文重點關注的，更廣泛、更深入的跨國產業連接重塑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傳統價值鏈分析強調沿工序展開的縱向分工，而隨著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價值流動越來越呈現多節點協同、跨區域重組的橫向特征。因此，本文從網絡視角分析，中國已經成為連接最密集的價值輸出樞紐，并與美國共同構成驅動全球價值循環的雙核心。

但二者的作用方式并不相同，美國的影響更多體現在與核心經濟體形成長期而穩定的黏性聯系，中國的影響主要來自為大量經濟體提供難以繞開的生產投入。正是這種路徑上繞不開、關系上未完全鎖定的并存狀態，使路徑依賴在形成結構性優勢的同時，也放大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如何在鞏固中樞地位的同時降低風險，關鍵在于海外生產節點的分散布局、與新興節點的深度協同以及更高水平的經貿合作，將結構性依賴轉化為更穩固的價值錨定。

廣結善緣：中國作為全球供給中心的結構角色

在圖論與復雜網絡分析中，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用于衡量一個節點與其他節點之間連接的數量與強度，反映其在價值流轉中的重要性。由此觀察全球增加值貿易網絡，可以發現中國已成為連接最為密集的出口節點，穩居全球出口中心度的首位。這意味著中國出口創造的增加值正通過高密集的網絡路徑，廣泛嵌入全球各地的生產函數。

與之相對，美國在進口中心度上保持全球第一，扮演著增加值“最終結算者”的角色。這種高度合乎“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模式的價值分布，量化了中國作為全球生產體系價值循環泵的深層職能。與此同時，隨著國內需求擴張與產業結構升級，中國的進口中心度亦呈現穩步抬升態勢，目前僅次于美國，使其在輸出價值的同時，也逐步成為全球增加值的重要承接者。

當視角進一步下沉至行業層面，這種錯位分工表現得更加直觀。多數制造業中，中國的出口中心度與美國的進口中心度呈現出高度一致的變化方向，顯示出近乎鏡像的結構特征。在紡織皮革、橡膠塑料、電氣光學設備、非金屬礦物等行業，中國在出口端顯著領先，其增加值輸出在網絡中占據關鍵節點位置。美國在這些領域依賴外部供給，表現為進口中心度較高。相比之下，美國出口中心度與中國進口中心度之間的相關性明顯偏弱，反映出中國的進口結構更具分散性與全球化特征。

具體來看，美國主要在精煉燃料、化工等行業依托頁巖氣革命形成的成本優勢，占據供給側較為突出的中心位置；在交通運輸設備、食品飲料等行業，則憑借技術壁壘與品牌優勢維持出口中心度。至于公用事業、建筑業等高度依賴本地需求的行業，由于跨境價值流動有限，中美均未形成明顯的全球中心地位，反而是德國、荷蘭等歐洲經濟體，依托區域市場的高度一體化，在橫向價值鏈中呈現出更強的連接能力。

扼據要沖：中國是難以替代的“超級路由器”

如果說進出口中心度衡量了連接的廣度，那么介數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則量化了節點在貿易流轉中的結構性權力。假設全球貿易沿最短路徑運行，介數中心度衡量了必須經過某一節點的路徑數量。為便于理解，本文稱之為結構依存度，該指標越高，其他經濟體試圖繞開該節點所需付出的貿易成本越高。

測算結果顯示，中國的結構依存度同樣位居全球首位。這表明，中國不僅是連接最廣的節點，更是效率最高、最難被替代的中樞樞紐，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著“超級路由器”的角色。美國則由于更多分布在價值鏈的兩端，中間品中轉功能相對弱化，對貿易路徑的控制力相對有限，這為其近年來高度重視制造業回流提供了一個網絡結構層面的解釋。

從行業層面看，結構依存度的分布清晰揭示了中國對全球供應鏈中游環節的實質性掌控。在制造業的14個細分行業中，中國在絕大多數行業的結構依存度都高居全球榜首，尤以紡織、皮革、金屬及電氣光學設備等行業最為突出。即便化工、精煉燃料等在美國是主要出口中心的行業，中國在結構方面仍占據路徑優勢。這種規模與路徑的錯位說明，美國輸出的增加值往往需要通過中國這一樞紐進行轉化或集散，方能觸達全球終端。在電氣設備、機械制造等高復雜度行業，中國極高的結構依存度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產能轉移的爭議。印度等新興經濟體雖然在出口規模上有所提升，但在網絡路徑掌控力上仍與中國存在數量級差距，更多是扮演分支節點的角色。在這一意義上，相較于其他中心度指標主要反映橫向連接程度，結構依存度更能體現一個經濟體對縱向價值鏈關鍵環節的把控能力。

趨利避害：中國作為全能型中樞的持續進化

如果說結構依存度關注誰在掌握必經之路，那么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體現誰在與強者共舞。一個經濟體的主要貿易伙伴地位越高，其特征向量中心度得分越高。為便于理解，本文稱之為核心關聯度。中國不僅在貿易總量和路徑上占據優勢，更在性質上實現了與核心經濟體的深度連接。這種圈層嵌入的獨特意義在于，即便全球供應鏈發生物理轉移，即部分中轉地位被取代的情況下，中國依然可以通過與核心節點的強耦合關系，保持在技術規范和價值分配中的地位相對穩固。

相比之下，越南等新興節點雖然表現出較快的規模增長，但較低的核心關聯度表明其承接流量多于共享聲望，尚未真正打入全球貿易的戰略核心。美國雖然在出口規模和中樞地位上不及中國，但是連接的貿易伙伴質量更高，深度綁定具有較高貿易地位的發達經濟體，占據著全球價值分配的“高端俱樂部”。

將結構依存度與核心關聯度結合，可以更清晰地區分主要經濟體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角色類型。首先，中國與美國是唯二的全能型中樞節點，且呈現出深度嵌套的結構特征。中國擁有全球最高的結構依存度和位居前列的核心關聯度，既是難以替代的“超級路由器”，也是與核心經濟體高度融合的生產中樞。美國雖然在路徑控制力上不及中國，但憑借全球最高的核心關聯度，依然占據核心價值圈層。因此，即便在當前復雜多變的貿易環境下，兩國仍是彼此交織最深、相互牽制最強的系統錨點。

其次，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俄羅斯等大型發展中國家，構成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關鍵連接節點。這些國家依托核心技術、資源稟賦或專業制造優勢嵌入主干鏈條，形成有限但穩定的結構性影響力。

最后，加拿大、韓國等部分發達國家，以及以越南、墨西哥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屬于邊緣參與節點。它們在特定價值鏈中具備一定的核心關聯度，但結構依存度有限，整體話語權仍高度依賴核心中樞的穩定運作。

從更長周期看，中心度在塑造結構性優勢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生成新的外部約束

高效節點雖在貿易路徑中難以替代，卻也更易成為潛在的系統摩擦點。一旦遭遇關稅、制裁等去中心化沖擊，擾動可能沿著高度集中的路徑被迅速放大，尤其是在電氣光學及機械設備等領域，容易演化為針對特定產業的制度性約束。

應對之道并不在于削弱自身的網絡地位，而在于主動調整出口所依托的網絡形態。一方面，通過在海外培育區域性生產節點，使價值流動中樞實現多點分布，有助于提升整體韌性，降低單一路徑的暴露度。另一方面，發揮“超級路由器”的組織能力，引導越南等新興節點嵌入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生產網絡，在關鍵中間品與技術標準上形成深度協同，將潛在的橫向競爭轉化為可控的結構分工。

進一步看，在深化與發展中國家協作的基礎上，可以同步加強與歐洲國家等高價值經濟體的制度性合作，通過更高水平的經貿安排，將既有的中心結構優勢沉淀為不隨路徑變化而動搖的價值與規則。■

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