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民 | 《春秋》敘事的空間結構

敘事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時間敘事方式，即以時間的順序安排事件，揭示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發展的歷程；二是空間敘事方式，即以空間的布置安排事件，揭示事件之間的復雜關系，展示事件發生的廣闊空間，以空間變化來推動歷史事件的發展。歷史敘事是一種最為古老的敘事。長期以來，歷史文本僅僅被看成是一種時間敘事的文本，其空間敘事受到輕視，只是將歷史文本的地點或空間看作敘事的背景。20世紀中葉以前，大多數學科聚焦于時間性，其空間性受到遮蔽。20世紀末葉后，學界經歷了引人注目的“空間轉向”，即學者們開始重視人文學科中的“空間性”，把先前給予時間和歷史的青睞，轉移到空間上。敘事學也開始關注空間性問題。所有的歷史事件皆發生在具體的空間中，那些承載各類歷史事件和人物、集體記憶、民族認同的空間或地點，將成為歷史的場所而受到關注。生命可以終止，事件可以完結，時間可以流逝，但只要歷史發生的場所還在，只要儲藏記憶的空間還在，就能喚起我們對過去鮮活的記憶。（龍迪勇《空間敘事研究》）由于歷史與地點（空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故真正的歷史學家總對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所或空間了如指掌。空間不是歷史敘事中可有可無的背景因素，而是歷史敘事中的基礎。

一

《春秋》亦史亦是經。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春秋》是一部編年史書，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歷史。《春秋》以時間為線索安排歷史事件，時間敘事結構顯明。《史記·三代世表》：“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的重要特征，是正明歷史事件發生的年時（季）月日。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概括《春秋》記事方式：“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時間記錄采取“年時月日”的體例。傅修延說，《春秋》的敘事方式之一是“敘事要依從時序”“時間的自然秩序是由遠而近奔騰不息”（《先秦敘事研究》）。

學界幾乎未討論《春秋》的空間敘事結構，這是否表明《春秋》并不存在空間敘事的結構呢？我們認為，《春秋》的空間敘事結構較為突出，只是因為歷來研究者認為歷史敘事即時間性敘事，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空間性敘事。實際上，歷史文本在彰顯敘事的時間維度時，也伴隨著天生的與時間性無法分割的空間性。如果我們僅強調時間維度，而輕視空間維度，則無疑是對歷史的歪曲，是對真實性的遮蔽。因此，我們只有從時間與空間敘事兩方面上，才能真正把握《春秋》書寫大國稱霸、諸侯混戰的紛繁歷史。

二

《春秋》記錄的事件不僅是標題式的，也是片段化的，而連貫性不足，像流水賬，王安石貶曰“斷爛朝報”。換言之，《春秋》按時間順序記錄歷史事件，但其中不少事件并沒有因果的聯系，也難以尋覓其發展的線索，多不能形成完整的結構，即歷史事件之間缺乏連續性、邏輯性、完整性。因此，《春秋》以時敘事，但其時間敘事的結構不太強；許多事件互不關聯而具有并置的空間關系，從而表現出歷史事件的多元性、復雜性；這正是空間敘事的重要特征。《春秋》敘事，以魯為中心，而外及周天子及其六十余諸侯國，其空間范圍相當廣闊，彼此之間因為位置、距離、方向而存在多種復雜的關系；這是空間敘事的又一特征。《春秋》重視地點的記錄，如會盟征伐朝聘等地點，這些地理空間構成了歷史的場所；這是空間敘事的再一特征。

我們以《春秋》隱公元年記事為例加以說明：

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記錄七件事，六件是內事（內、內及外、外及內），一件是外事。《春秋》按時間順序記錄七件事，它們基本上沒有因果的關系，像流水賬。鄭伯克段于鄢，是純粹的外事，與內事并置，而沒有聯系。六件內事雖按時間的順序記錄，也無因果關系，更未表現事件的發展歷程。這七件事關涉周、魯、邾婁、鄭、宋等，涉及魯都城、邾婁眛邑、鄭國鄢邑、宋宿邑；其國家多，其地點多，故地理空間遼闊。這些地理空間皆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所，《春秋》詳載之，表現其敘事的空間性特征。所謂歷史場所，即指與具體的歷史人物、事件及時間結合在一起的特定空間；歷史場所構成一個敘事空間。“當空間和時間元素、人的行為和事件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空間變成了場所，體驗的多樣性是敘事空間的最為重要的特征。”（[英]馮煒《透視前后的空間體驗與建構》）

要之，魯隱公在位共十一年，《春秋》所記錄的事件，大多數沒有連貫性。由此推及整部《春秋》，其記事基本如此。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辨別歷史與編年史說，編年史僅僅依照時間順序編排事件，被編排的事件之間并沒有內在的聯系；而歷史除了按時間順序編排事件外，這些事件還必須具有因果性和完整性。（《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編年體史書《春秋》的時間線索表面上顯明，但前后事件之間多沒有因果聯系，而空間轉化明顯，故《春秋》具有歷史世界“空間化”的特征。歷史世界“空間化”是空間敘事的主要形式。它以空間變化為線索,形成一個與時間相對應的系列，時間和空間相互聯系，相互建構。

三

空間敘事強調中心與邊緣的分別和聯系。《春秋》以魯為中心，即“內魯”“主魯”；外及華夏諸侯，即“外諸侯”，擴展到廣大的四邊民族。它們有不同的位置、距離、方向，而形成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結合的空間結構。《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邾婁人，會吳于鐘離”。《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所謂“殊會”，即諸夏與吳相會時單獨列出，而與諸夏相分別。《春秋》有內外之分，以魯為內，以諸夏為外；以諸夏為內，以四邊民族為外。王者一統天下，為何有內外的分別呢？因為天下大一統，從近者（魯）開始，逐漸地統一諸夏各國，進而統一四邊民族，最終實現大統一。因此，《春秋》敘事，有中心與邊緣之分而形成內外結構：著重書寫魯國之事，其次書寫齊、晉等大國之事，再次書寫各諸侯小國與四邊民族之事。

空間，首先是地理空間，魯、諸夏、四邊民族有不同的位置，彼此之間有不同的距離和方向，從而在空間上形成網狀結構。空間，其次是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空間，主要表現在制度與禮義上。魯、諸夏、四邊民族在制度與禮義上有分別。大一統，是以魯為中心，即魯先治內而行王道，接著將王道推及華夏諸國；華夏諸國行王道而小一統，再將王道推向四邊民族；四邊民族亦行王道，最終，魯、諸夏、四邊民族皆行王道而大一統。《春秋》大規模書寫春秋時代諸侯混戰、大國爭霸的動蕩歷史，國有周、魯、齊、晉、宋、鄭等中原大國，也有眾多的諸侯小國，還有楚、吳、秦等四邊國家，各國之間呈現出復雜的空間關系，具體事件發生的歷史場所不計其數，故《春秋》所展現的是一種無限多樣性的社會空間。《春秋》大一統，是自然空間的統一，也是社會政治與文化空間的統一。因此，《春秋》大一統的敘事結構主要是空間結構。

空間政治學認為，空間展示了人類所面臨最基本的政治問題，即人類在空間中如何作為共同體而共存；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且空間與權力相互交織，空間不僅充滿權力，也是權力關系的產物。人類在空間中如何共同生活，并營造我者與他者共同發展繁榮的作為“我們”的共同體，這是空間敘事的重要問題。《春秋》敘事，以魯為中心，而外及周天子、華夏諸侯、四邊民族，最終實現天下大一統，而形成民族的共同體。這建立在政治權力、禮義文化的基礎上。因此，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可以說是政治權力與禮義文化的產物，這表現出空間政治學的基本特征。空間敘事建構了共同體理念，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之，《春秋》記錄六十余諸侯國在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歷史事件，不僅時間綿長，且空間廣闊；因此，《春秋》敘事是時間結構與空間結構的統一。

原載：《光明日報》2026年2月7日

作者：劉國民，系珠海科技學院文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