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安全】生命之蹄：馬與人類醫學的300年史詩

引言：歷史B面的“沉默巨匠”

2026年，歲次丙午，中國迎來了又一個充滿活力的“馬年”。

在東方的文化語境里，馬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圖騰；在西方的史詩中，它是騎士精神的載體。幾千年來，人類習慣了馬蹄聲回蕩在古戰場的硝煙里，或是繁忙驛站的塵土中。我們贊美它是交通工具，是戰爭機器，是忠誠的朋友。

然而，如果我們翻開人類文明的另一本賬簿——那本關于生死、病痛與療愈的醫學史——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馬的名字同樣赫然在列。甚至可以說，現代醫學這座宏偉的大廈，有相當一部分基石是建立在馬的脊背之上的。

從終結兒童傳染病的夢魘，到揭示血液循環的物理奧秘；從開啟激素替代療法的先河，到如今對抗致死蛇毒的最后一道防線。馬，不僅僅是人類歷史上的“運載者”，更是醫學史上最偉大的“生物合伙人”。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撥開歷史的迷霧，講述這段跨越三個世紀、鮮為人知卻波瀾壯闊的“馬與醫學”的糾葛。

2016年9月15日：醫療主任Barbara Dallap Schaer醫生（右）和放射科醫生Kathryn Wulster博士抱著一匹馬，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肯尼特廣場新博爾頓大型動物中心醫院進行計算機斷層掃描。

一、那一管紅色的噴泉——生理學的物理覺醒

人類對自身身體的探索，往往是從動物身上開始的。而對心血管系統最關鍵的一次物理性認知，源于一匹倒霉卻名垂青史的母馬。

時光回溯到1733年，那是“放血療法”還在歐洲盛行的蒙昧時代。當時的醫生雖然知道心臟在跳動，血液在流動，但他們將心臟視為產生熱量的“爐子”，而非泵送液體的“水泵”。

英國牧師兼科學家斯蒂芬·哈爾斯（Stephen Hales）決定挑戰這個認知。在一個寒冷的下午，他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舉動。他在一匹母馬的頸動脈中插入了一根銅管，并連接著一根長達2.7米（9英尺）的垂直玻璃管。

為了科學，這匹馬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止血夾松開的那一刻，鮮血瞬間沖入玻璃管，并在8英尺3英寸的高度上下劇烈波動。哈爾斯驚奇地記錄道：血液的高度并非靜止，而是隨著馬匹每一次沉重的心跳而節奏性地起伏。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直觀地看到了“血壓”。

這匹馬的犧牲，徹底推翻了當時體液論的模糊認知，將流體力學引入了生理學。它向人類證明：血管是一個高壓封閉系統，心臟是一個強有力的液壓泵。這一實驗奠定了現代血液動力學（Hemodynamics）的基礎。如果沒有那次實驗，我們對高血壓的病理機制、心臟瓣膜功能的理解可能會推遲數十年。今天，當我們用袖帶輕松測量血壓時，不應忘記那根矗立在18世紀風中的玻璃管，和那匹為此獻身的馬。

斯蒂芬·哈爾斯（Stephen Hales),1677.9.17-1761.1,4, 英國牧師，在植物學 、 氣動化學 和 生理學等多個科學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是第一個測量 血壓 的人。

哈爾斯實驗 : 1733年，斯蒂芬·哈爾斯首次將一根管子插入活馬的動脈，實現了動脈血壓的直接測量 ，建立了實驗生理學的基礎方法。

二、免疫學的黃金時代與“血清長城”

如果說18世紀馬的貢獻是機械性的，那么到了19世紀末，馬則化身為人類對抗死神的生物盾牌。

19世紀90年代，白喉（Diphtheria）被稱為“扼殺兒童的天使”。這種細菌感染會在喉嚨形成厚厚的假膜，讓無數兒童在窒息中痛苦死去。在抗生素尚未問世的年代，醫生們面對這種瘟疫幾乎束手無策。

德國醫學家埃米爾·馮·貝林（Emil von Behring）提出了革命性的“抗毒素”理論。他發現，動物在接觸微量毒素后，血液中會產生一種能中和毒素的物質（即抗體）。但他面臨一個巨大的工程學難題：實驗室常用的豚鼠和兔子體型太小，產生的血清量如杯水車薪，根本無法滿足大規模瘟疫爆發時的需求。

目光最終鎖定了馬。馬體型巨大，擁有驚人的血量（一匹成年馬約有40-50升血液），且性格溫順，耐受力強。

科學家開始將經過減毒處理的白喉毒素注射入馬體內。馬強健的免疫系統隨即啟動，生產出海量的抗體。隨后，醫生抽取馬血，分離出血清，注射給瀕死的兒童。奇跡發生了——原本被判死刑的孩子在幾小時內退燒、假膜脫落。

這就是著名的“血清療法”。1894年起，成千上萬匹馬被飼養在專門的“血清農場”中，它們成為了活體的制藥工廠。緊接著，破傷風抗毒素、各類抗蛇毒血清相繼問世。

這一貢獻在1925年的“諾姆血清接力”（Great Race of Mercy）中達到了文化頂峰——為了將白喉血清送到阿拉斯加的疫區，雪橇犬隊在暴風雪中狂奔，而那救命的血清，正是源自馬的血液。可以說，在青霉素發明之前，馬血清是人類手中唯一能與死神正面硬剛的武器。

埃米爾·馮·貝林（ Emil von Behring）( 1854.3.15-1917.3.31），德國 生理學家 。1901年，他因“血清 療法”，特別是對 白喉 的應用，開辟了醫學領域的新路，賦予醫生對抗疾病和死亡的勝利武器，獲首屆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 他被稱為“兒童的救世主”。

將減毒白喉毒素注射入馬體內，免疫系統生產海量抗體。抽取馬血，分離出血清，注射給瀕死的兒童。

一名男孩在護士和醫生的抱持下接受了抗毒素注射。鏡子里父親擦額頭，妹妹從母親裙子后面偷看。

三、琥珀色的液體——Premarin與內分泌學的革命

時間推進到20世紀40年代，醫學的關注點開始從“由于傳染病導致的死亡”轉向“提升生存質量”。在這一時期，馬再次登場，這一次它改變的是全球女性的命運。

這就是藥物史上著名的Premarin（倍美力）的故事。

早在20世紀30年代，科學家們就在尋找治療女性更年期綜合征的方法。當時的女性深受潮熱、盜汗、情緒失控以及嚴重的骨質疏松折磨，生活質量急劇下降。雖然科學家知道雌激素可以緩解這些癥狀，但提取高純度的天然雌激素極為困難且昂貴。

加拿大的生化大師詹姆斯·科利普（James Collip，他也是胰島素的共同發現者）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懷孕母馬的尿液（Pregnant Mares' Urine）中含有極高濃度的水溶性結合雌激素。

這一發現促成了1941年惠氏公司（Wyeth）推出了劃時代的藥物--Premarin。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其來源的縮寫：PREgnantMAres' uRINe。

Premarin的問世是內分泌學的一場革命。它成為了世界上第一種口服的、可大規模生產的雌激素替代療法（HRT）藥物。在隨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它是美國處方量最大的藥物之一，幫助數以億計的女性緩解了更年期痛苦，并預防了骨折。

然而，這也是馬與醫學關系中最具爭議的一章。為了獲取這種“琥珀色的液體”，成千上萬匹母馬被飼養在被稱為“PMU農場”的地方。為了收集尿液，它們需要長時間佩戴收集裝置，且飲水受到一定限制（為了濃縮尿液）。

Premarin的歷史不僅是藥學的勝利，也是動物倫理學的轉折點。它引發了公眾對實驗動物福利的巨大關注，推動了后來合成激素技術的發展以及制藥行業動物福利標準的制定。今天，雖然合成雌激素已普及，但Premarin作為天然結合雌激素仍在使用，而其背后的母馬們，實實在在地支撐了人類婦科內分泌學半個世紀的發展。

詹姆斯·科利普（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1.20-1965.6.19. 加拿大生物化學先驅，繼胰島素發現后，在1930年代，發現懷孕母馬的尿液中含有極高濃度的水溶性結合雌激素，開發出 Premarin藥物，成為了一種標準的更年期治療。

Premarin由加拿大公司Wyeth-Ayerst于1941年推出，并于1942年首次獲得FDA批準。該公司于1943年與美國家居產品公司合并，后者更名為WYETH。2009年，WEETH被輝瑞收購，輝瑞現今生產PMU藥物。Premarin是通過收集懷孕母馬的尿液制成的。母馬被關在小型站立馬廄中，以限制它們的活動，避免撞亂用于收集每一滴尿液的尿袋。母馬在懷孕期間以這種方式飼養，通常約六個月。母馬足月準備分娩。母馬能夠哺乳小馬直到斷奶年齡，大約3-4個月，之后與母馬會強制分開，母馬會重新繁殖，重復整個過程。這種繁殖循環導致大量不受歡迎的小馬，大多數被賣給屠宰業。

Frigga是一匹PMU母馬，她大部分時間都被孕育，以便收集尿液以制造藥物Premarin。多年服役后，她被送往拍賣會，面臨被運往屠宰場的風險。Gentle Giants挺身而出，救了她。

四、從“臟血”到“黃金”——現代抗蛇毒技術的進化

讓我們把視線轉回現代。雖然許多歷史藥物已被合成藥取代，但在一個領域，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霸主——抗蛇毒血清。

早期的馬血清雖然救命，但它是一種“粗糙”的藥物。馬的蛋白對人體而言是異種蛋白，直接注射往往會引發劇烈的免疫反應，即“血清病”（Serum Sickness），嚴重時可導致過敏性休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現代生化技術對馬血清進行了“分子級的手術”。這是一個關于提純與精度的故事。

科學家利用酶（如胃蛋白酶）作為“化學剪刀”，精準地切斷抗體分子。

1.剪切：抗體呈“Y”字形。上方兩臂負責抓捕毒素，下方的“莖”（Fc段）則是引發人體過敏的罪魁禍首。酶將“莖”剪掉，丟棄。

2.保留：只保留具有解毒功能的“臂”（即F(ab')2片段）。

3.純化：通過層析技術，將雜質過濾殆盡。

經過這種處理的現代馬血清，既保留了中和蛇毒的強大能力，又極大地欺騙了人體的免疫系統，使其誤以為這是“自己人”。

直至2026年的今天，全球90%以上的抗蛇毒血清依然依賴馬匹生產。無論是在亞馬遜雨林還是澳洲荒原，當探險者被劇毒蛇咬傷，最終流進他血管里救命的液體，依然源自一匹在地球某處吃草的馬。

五、同病相憐的“運動員”——骨科與“同一健康”

進入21世紀，馬在醫學研究中的角色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轉變。它不再僅僅是提供原料的“工廠”，而是成為了研究人類疾病的最佳“替身”和“病友”。

這就涉及到了“比較醫學”（Comparative Medicine）和“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

科學家驚訝地發現，作為奔跑動物，馬的骨骼、軟骨和肌腱結構與人類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賽馬在職業生涯中遭受的肌腱損傷（如屈肌腱炎）、骨關節炎，與人類職業運動員（如足球運動員、長跑者）的傷病幾乎如出一轍。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以前常用的小鼠模型，其軟骨修復機制與人類完全不同（小鼠愈合能力太強），導致很多在小鼠身上成功的藥物，在人類身上完全無效。

而馬，成為了測試軟骨修復、干細胞治療和富血小板血漿（PRP）療法的黃金標準。

• 當我們在談論利用自體干細胞修復受損的半月板時；
  

• 當我們在研究如何讓斷裂的跟腱重新長好時；
  這些尖端技術往往是先在馬身上試驗成功，甚至是為了治愈名貴的賽馬而發明的，隨后才反哺給人類醫學。

馬用它的痛苦和康復，為人類的運動醫學蹚出了一條路。這是一種奇妙的“同病相憐”——我們治愈馬的同時，也終于學會了如何治愈自己。

The Orthopaedic Research Center: Helping Horses and Humans

結語：在這雙眼睛的注視下

在回顧這段300年的歷史時，我們必須正視其中沉重的倫理考量。

從被強行插管測量血壓的哈爾斯之馬，到被抽取尿液的Premarin母馬，再到曾經因為過度獻血而倒下的血清馬。醫學發展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動物的犧牲。這是人類求生本能下的選擇，也是文明進程中不可回避的代價。

但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文明的進步，我們對待這位“無言合伙人”的方式正在改變。現代抗體生產遵循著嚴格的動物福利標準；“血漿置換術”讓獻血馬不再貧血；退休的實驗馬被送往專門的養老牧場。更重要的是，基因重組技術的進步，正讓我們無限接近于在實驗室里完全替代動物制品的那一天。

2026年的馬年，當我們再次凝視一匹馬的眼睛——那雙深邃、溫柔、仿佛能看透時光的眼睛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草原上的自由與狂野。

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沉默的英雄。

它們曾讓我們看見血管的律動，曾用血液筑起阻擋瘟疫的高墻，曾用身體里的精華撫平女性的痛楚，如今依然在為我們抵御劇毒。醫學的歷史，某種意義上是一部人類利用萬物以求自保的歷史。而馬，無疑是這部歷史中最慷慨、最隱忍的捐贈者。

在這個屬于馬的年份里，除了贊美它的矯健，或許我們更應該懷著一份深深的敬意，向這位醫學史上的“白大褂”輕聲說一句：

“謝謝你，老伙計。”

【參考文獻】

1. https://americanhistory.si.edu/explore/stories/how-horses-helped-cure-diphtheria

2.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4361046/

3. https://www.cdnmedhall.ca/laureates/jamescollip

4. https://www.mdpi.com/2306-738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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