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為何祝賀日本“右翼”大勝？

曾經對日最強硬的韓國總統，卻在日本右翼政權大勝之際，第一個發去了慶賀電文。

2026年2月9日，當日本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大勝”的標題刷屏時，韓國總統李在明做了一件讓很多人意外的事。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用韓文和日文雙語寫下一段話：

“衷心祝賀此次眾議院選舉的勝利。祈愿在高市總理的領導下，日本取得更大發展。

自今年1月在奈良舉行的韓日首腦會談以來，我們共同邁出了兩國關系邁向新六十年的堅實一步。

今后期待以我與總理的紐帶為基礎，積累信任，構建更廣、更深的合作關系。”

這話要是放在幾年前，簡直不可想象。

那個曾將日本修憲動向比作“軍國主義復活”的李在明，如今卻對以“修憲”和“強軍”為旗幟的高市早苗政權，送上了溫暖的祝福。

更值得玩味的是韓國媒體的反應。

去年10月高市剛當選自民黨總裁時，韓國報紙清一色用“極右首相誕生”、“重大高度警戒”來形容。

而這次面對自民黨的“歷史性大勝”，主流媒體的標題雖然依舊緊繃，但語調卻意外地冷靜、客觀：

《東亞日報》：“‘戰爭可能國家’改憲加速”

《朝鮮日報》：“安倍時代以來最強硬”

《京鄉新聞》：“向‘戰爭可能國家’轉型加速”

《每日經濟》：“經濟、安保、外交右傾化加速”

《國民日報》：“挑戰安倍也未能成功的憲法修改”

用詞依然犀利，但字里行間少了些情緒化的恐慌，多了些地緣政治的現實分析。

這種微妙的“溫差”，背后藏著日韓關系乃至整個東北亞權力格局正在發生的深刻轉變。

一、從“極右警報”到“冷靜分析”：韓國媒體為何降溫？

去年10月，高市上臺時，韓國輿論場幾乎拉響了最高級別警報。

韓國眼中的高市早苗的印象是：出身安倍派，自稱安倍政治遺產繼承人，在歷史認識、安保政策上以極端保守著稱，過去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對臺灣問題發表過激言論。

對于歷史傷痕未愈的韓國社會來說，這無異于一個“行走的爭議符號”登上了日本最高權力舞臺。

但短短四個月后，面對高市政權更加穩固的“大勝”，韓國主流媒體的分析卻普遍轉向了 “影響有限論” 和 “合作必要論”。

為什么？

核心原因就兩字：環境。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木宮正史說：“高市首相的國內政治基礎變得牢固，沒必要強行推進右翼政策了。日韓關系不會有太大變化。”

這位教授的意思是選舉大勝后，高市的政治資本夠了，反而不用靠對外示強來鞏固國內支持。一個站穩腳跟的領導人，通常更傾向于求穩。

韓國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陳昌洙說得比較直白：“在當前結構環境下，日韓處于必須合作的狀態，個人意識形態難以成為主導變量。”

翻譯一下就是：大哥（美國）定了調，形勢（中國崛起、中美競爭）逼得緊，兩個小弟（日韓）沒得選，必須合作。

換句話來說，決定日韓關系走向的，不再是領導人的情緒表達，而是結構性壓力。

這一壓力即是：美國戰略再平衡的持續深化；中美競爭外溢至技術、供應鏈與區域安全；特朗普式“美國優先”政策的不確定性加劇。

二、李在明的“祝福”：現實政治的精確計算

李在明總統的祝賀，是一次高度精明的政治計算。

第一，投資“個人關系”。

賀詞中特別提到了“我與總理的紐帶”，強調了1月在奈良的韓日首腦會談。

這是在有意塑造一種“兩人私交甚好，能管控分歧”的形象。

在東亞政治中，領導人之間的“私人感情”經常被用作緩解國家間緊張關系的潤滑劑。

第二，鎖定外交成果。

李在明執政以來，日韓關系的確出現階段性緩和。

賀詞將奈良會談定義為“面向兩國關系新60年的有力一步”，這是在鞏固并“鎖定”自己任內取得的外交成果。

一旦日本國內權力結構生變，如果韓國不主動確認合作方向，前期成果可能被稀釋。

祝賀，是一種提前鎖倉。應對最急迫的挑戰。

第三，為經濟讓位

對當前的李在明政府而言，經濟民生是壓倒一切的核心議題。

韓國國內通脹、增長乏力、出口壓力巨大。

一個穩定的日韓關系，意味著穩定的供應鏈、相對可控的匯率環境（減少日元競爭性貶值沖擊），以及在半導體、電池等關鍵產業上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損耗。

為了經濟這個“里子”，暫時擱置歷史問題的“面子”，是一筆劃算的賬。

韓國政府內部人士透露，高市陣營雖然曾討論提高“竹島日”活動級別，但最終維持次官級出席。

這類細節說明，雙方都在有意識地壓低刺激閾值。

三、韓國真正的焦慮：不在安保，而在錢包

比起媒體上喧囂的“修憲”、“強軍”話題，韓國財經界和金融市場表現出的擔憂，可能更真實、也更具體。

韓國的焦慮，正在從 “日本右傾擔心” 轉向 “韓國錢包擔心”。

這次選舉，高市早苗的“負責任的積極財政”獲得民意背書，意味著日本未來幾年大規模財政擴張的態勢基本確定。

但是日本政府大把花錢，錢從哪來？

從目前日本的情況來說，只能發債，日本國債供應增加，會推高利率，促使日元進一步貶值。

如果日元急劇走軟，日本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可能壓制韓國。

這就點到了韓國的命門。

日本和韓國在全球出口市場，從汽車、鋼鐵、機械到電子元件，是高度重疊的競爭對手。

日元貶值，相當于日本產品在全球自動打折促銷，這直接搶的就是韓國企業的訂單和利潤。

所以，在韓國很多經濟官員和企業家看來，高市政權的“右傾化”“強軍化”更多是政治議題。

而高市早苗造成的利率、匯率沖擊，才是現實威脅。

四、結語

對于韓國而言，一個權力穩固、政策可預期的日本政府，未必是壞事。

弱勢政府難以兌現承諾，強勢政府反而更具執行力。

李在明的祝賀，以及韓國媒體的降溫，本質上都體現了一種共識：

日韓之間的關系，已經進入“不得不合作”的階段。

當這一認知成了最大共識，曾經宣傳高市早苗的“極右”標簽，也就暫時褪色成背景注釋。

在東北亞權力格局重組的進程中，韓國對待日本的情緒逐漸讓位于算計，姿態開始服從于利益。

這或許才是這封祝賀電真正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