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與陰謀論密不可分

推薦一本好書，《漢娜·阿倫特的愛與反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漢娜·阿倫特（1906-1975）毫無疑問是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她的代表作。本書是一部以思想史為核心脈絡的傳記，致力于重新審視漢娜·阿倫特的生平與思想。

之所以推薦這本書，是因為漢娜·阿倫特當年深入思考過的那些問題，在今天并未過時。下文摘自該書第六章，公眾號編輯時有刪節。感興趣的朋友可點擊下圖收藏。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描繪了一個孤獨、原子化且毫無生氣的社會，一個龐大、無組織、結構混亂的大眾集合體，其中充斥著仇恨、恐懼、有組織的恐怖、大規模死亡以及難以言喻的苦難。

這是一個如同科幻小說般駭人的世界，令人感到如此陌生、難以置信、無法容忍。然而，隨著書中關于這個地獄如何降臨人間的敘事逐步展開，讀者的心中會升起一種愈發強烈的不安：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認為這種“不可避免”感之所以產生，部分原因在于：盡管書中所描述的歷史極端殘酷，但阿倫特所設置的那條深層的“思想脈絡”，給讀者帶來了一種熟悉感。《極權主義的起源》就像一本優秀的小說，它揭示了讀者早已有所體驗，但通過書中的敘述方能更深刻地理解之現實。這也是為什么在21 世紀閱讀這本書依然足以令人毛骨悚然，恐怖感絲毫不亞于20 世紀。

《極權主義的起源》所講述的，是一段關于20 世紀數百萬歐洲人如何自愿沉浸在一種致命意識形態幻想之中的歷史。我們必須摒棄那種史詩般的幻想，即極權主義群眾是被某種共同目標、某種宏大且統一的理想主義信念所驅動的—— 這種信念激進而熱烈，只是不幸誤入了歧途。同時，我們也要摒棄那種狡猾且迷人的領袖同那些遲鈍、愚蠢且易受蒙蔽的幫兇們的哥特式恐怖情節。

阿倫特在這部作品的最后一部分“極權主義”中所記述的歷史，既更加平淡，也更加粗鄙，而這正是它讓人感到熟悉的原因。阿倫特指出，人們想象中同20 世紀極權統治相聯系的那些“陰沉、單調”的大眾，其實從未真正團結過。反民主的群眾運動，由無數孤立的個體和民主制下的失敗者拼湊而成。

文學作品中常出現這樣的情節：角色們意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場夢境（或夢魘）之中，當眼前的迷障終于褪去，他們由是開始踏上新的道路。這種橋段在歷史上也偶爾出現，只是通常需要更漫長的時間，而且覺醒的時刻幾乎總是姍姍來遲。阿倫特在論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時寫道：

“正在發生的一切，無論多么愚蠢，也無論有多少人知曉并預言了后果，都無法被挽回或阻止。每一個事件都帶有一種如最終審判般的終結意味…… 這審判既非出自上帝也非出自魔鬼，而更像某種無可救藥的愚蠢宿命的體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規模失業、通貨膨脹、國家內戰、革命、暴動、大規模驅逐與人口遷徙等現象相繼出現，這些極端的情況非但沒能催生人們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反而讓（認清）現實變得越發遙不可及。

隨著人與人之間越發疏離，怨恨亦逐漸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阿倫特寫道：“也許，沒有什么比那種模糊而又普遍存在的、對所有人和一切事物的仇恨，更能體現政治生活全面瓦解這一狀況了。”

毫無目標的仇恨帶來了政治上的可乘之機。蠱惑人心的政客和民粹主義者利用民主失敗后留下的空白，為那些日后帶來致命影響的“ 大人物” 鋪就了道路。極權主義思維的那種顛倒錯亂的邏輯逐漸形成。

在歐洲和美國，富有的精英與意識形態的鼓吹者相互勾結，試圖讓那些生活悲慘、被剝奪權利的人們相信，公民社會及法律和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敵人。他們宣稱，“真相”就是包括全球精英、銀行家、猶太人和無國籍人士在內的那些“偽善”的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政治與社會階層企圖隱藏的東西。

陰謀論之所以泛濫，是因為它們彌補了現實世界所缺乏的連貫性與一致性。最著名的陰謀論莫過于《錫安長老議定書》（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它于1902 年首次出現在俄國，生動地描述了一場猶太人主宰世界的陰謀。俄國革命后，流亡者將這份文本帶到了西方，使之開始廣泛流傳。雖然它在1921年就被揭穿是偽造的，但這并沒有阻止希特勒和戈培爾后來將其作為證據進行宣揚。

在美國，亨利·福特（Henry Ford）將此書出版并發行了50 多萬冊，反猶主義者、美國“全國社會正義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領導人查爾斯·愛德華·考夫林還在面向全國的廣播中公開討論此書。當今的美國極右翼組織“匿名者Q”（Qanon）也在2017年炮制出了他們版本的《議定書》。這些人聲稱，美國被一群由猶太金融家資助的撒旦教食人戀童癖組成的秘密組織掌控著。

這些陰謀論的極端荒謬，恰恰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它們本就旨在吸引那些民主話語已對其徹底失效的人群，這些人不僅對傳統政治漠不關心，而且往往對其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

極權主義宣傳并不遵循通常的政治勸說與反駁規則，而是刻意表現出一種置身傳統政黨政治之外的姿態。這種“政治”注定是瘋狂的，因為理論越瘋狂，就越能讓人遠離令人厭惡的現實。漢娜·阿倫特的一句話自20 世紀回響至今：“群眾對現實的逃避，是他們對無法真正生存卻又被迫身處其中的世界的一種控訴。”

納粹主義的鼓吹者們很快便掌握了將巧合轉化為陰謀，并使它們看上去真實可靠的技巧。隨機事件被解讀成預兆和印證。盡管這些故事暫時營造出了一種連貫性的假象，但此類敘事與謊言并不能終結混亂；敵人及其陰謀需要被不斷地編造出來，而且永遠不夠。這樣的過程令人疲憊不堪（今日亦是如此）。

事實上，強迫那些孤立、恐懼又憤怒的人們生活在多重謊言構筑的現實之中，非但沒有將他們團結成偉大的民族或救贖性的運動群體，反而使局勢更加混亂。人們永遠需要更多的虛構、更深的仇恨以及更大的謊言。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變得如此模糊，以至于整個民族都放棄了分辨。阿倫特在20 世紀30 年代寫道，“我們賴以確定方向和現實感的一切都在顫抖、搖晃，這便是極權統治下最常見，也最鮮明的體驗”。

正是這種極為復雜的現實，讓人們容易受到宣傳蠱惑，同時也使他們變得憤世嫉俗。在虛構、陰謀、假新聞、謊言乃至彌天大謊交織而成的漩渦中，人們傾向于相信那些不可思議之事——譬如階級或種族敵人確鑿的狡詐與惡行，并且告訴自己“早就知道這些不過是謊言和政治手段了”，以維持一絲人類的尊嚴。

憤世嫉俗者并不聰明，普通民眾也并不愚蠢。每個人都與現實漸行漸遠，以至于這一切實際上都沒什么意義了—— 即便旗幟越來越大，效忠誓言的要求也越發荒唐。

納粹的死亡集中營正是這一切虛構最終被強行轉變為現實的地方。阿倫特指出，這些集中營除了證明極權主義最駭人聽聞的主張—— 人類無足輕重—— 的真實性之外，別無他用。“我想請問，毒氣室的存在是為了什么？”法國幸存者戴維·魯塞憶及在死亡集中營里曾被問道的這個問題。“你出生又是為了什么”便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那里，所有人一同死去，孩子，男人、女人，垂死者與新生兒，都如同牲畜一般，好似東西一樣，墜入了最黑暗、最幽深的原始平等的深淵，像牲畜，像物品，像東西。后來，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使用地獄這一意象時，她一直強調，這并非在打比方，它就是字面意義上的地獄。

阿倫特的朋友瑪麗·麥卡錫對《極權主義的起源》有一處批評。她問道，那一切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呢？希特勒是否擁有某種全能的洞察力，使他能夠操控他人加入其瘋狂的陰謀？他是否像柏拉圖筆下哲人的惡魔化身，走出陰影籠罩的洞穴，凝視真理的太陽，而后憑借著對現實的超越性理解回歸并加以統治呢？“漢娜，是誰在編織極權主義的陰謀呢？”

“沒有人。”阿倫特回答道。這就是極權主義徹底反政治的原因：到最后，沒有意見，沒有辯論，沒有能動性，也沒有……人。政治原則為純粹的意識形態所取代。“你認為世界是由不負責任的金融機構操控的？”希特勒問道，“那么你必須與我們合作消滅猶太人。”

阿倫特這樣表述：“你一旦認同了A，也就等于認同了B 和C，如此一直延續至整個字母表盡頭的屠殺。”甚至根本無需希特勒本人的存在，這套邏輯照樣能夠運行下去。她補充說，希特勒成功地將這種特有的極權主義病毒散播給了他的統治對象。這些陰謀已經開始自我復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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