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全世界做貿易的人,尤其是跟美國有生意往來的,大概率又被特朗普嚇了一次。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剛剛以6比3的裁決,認定他之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征的一大批關稅越權、不合法,給他的“關稅大棒”扎扎實實來了一刀。
按理說,這應該是對他過去那種“動不動就緊急狀態、全國加稅”的一記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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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戲劇性就在這里出現了:同一天,白宮網站掛出了總統公告,以《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為依據,宣布對幾乎全部進口商品加征10%的“臨時進口附加稅”,并明確寫明是“為期150天的臨時進口附加費”,稅率為10%,生效日期是2026年2月24日。
緊接著不到24小時,2月21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平臺上高調放話:要把這個“全球統一關稅”從10%提高到15%,而15%正好是第122條規定的法定上限。最高法院前腳剛削掉他的一部分關稅工具,他后腳就把另一枚“備用彈”直接裝上槍口,而且一上來就要打到“允許的最高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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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這次到底動用了什么“法律武器”?是不是想改多少就改多少?
這次的關鍵在于《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這條款原本是冷戰時期留下來的“應急工具”,核心內容可以在美國政府公告和白宮發布的總統公告中找到:當美國出現“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總統可以通過征收“臨時進口附加費”和其他進口限制措施來應對。
但法條同時寫得很死:稅率不得超過15%,時間不得超過150天,除非國會就延長時間專門通過法律。這意味著,總統確實有權在這個框架內加稅,但不是無限期、無限幅度,更不是永久性地重寫整個關稅體系,而是一個有天花板、有時限的“緊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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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2月20日發布的總統公告里,對這一點寫得非常具體:他宣布自2026年2月24日起,對美國進口的商品統一加征10%從價稅,作為“臨時進口附加費”,期限為150天;公告正文中還專門引用第122條第(b)款,強調這是為了應對美國“巨大而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屬于法律授權的應急措施。
同一天,白宮還發布了一份事實清單,再次確認:這是一個10%的、覆蓋所有進口的臨時關稅,目的就是應對所謂“國際收支問題”,并且點名提到第122條有15%的上限和150天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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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特朗普現在的操作邏輯大致是:既然最高法院否定了他之前用IEEPA那套“國家緊急狀態+關稅”的路子,他就轉身用上了另一個仍然有效、但長期沒動過的“冷戰時代法條”,并且一上來直接宣布要把稅率從10%提高到15%,踩在法律上限的紅線邊緣。從法律結構來看,他不是“無法無天地亂改關稅”,而是精準地在現在能用的那一塊權力里,把油門踩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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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這樣一踩到底,對外、對內會產生什么連鎖反應?
對外部世界來說,最直觀的后果就是:幾乎所有向美國出口的國家——不管是中國、歐盟,還是墨西哥、韓國——理論上都會同時被加上這一層從10%到15%的“臨時關稅帽子”。
這和過去那種“對某個國家或某個行業定向加稅”不一樣,而是一個幾乎覆蓋全球的統一附加稅。
一方面,它給了特朗普一個政治口徑——可以說“我不是專門針對誰,是大家都要多交一些”;另一方面,對外貿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行業來說,這是實打實的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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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處境在這里尤其微妙。
一方面,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雖然這幾年中國出口的“美國占比”有所下降,但絕對體量仍然非常可觀。美聯社在此前分析特朗普關稅政策時就指出,他的關稅計劃往往對輕工業、紡織、電子等中國優勢產業形成直接擠壓,逼迫不少企業考慮把一部分產能外遷到東南亞等地,以繞開關稅。
如果再疊加一個“統一15%”,對于那些利潤本來就不高、主要靠走量的小商品和中間品來說,要么壓價、要么讓利,要么轉嫁給美國終端消費者,怎么分攤都是一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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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國內,沖擊更現實。過去幾年,美國經濟學界和官方公開數據已經反復證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對中國等國加征的關稅,絕大部分成本最終落在了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身上,而不是出口國主動降價“全額埋單”。
關稅是稅,稅最后還是要從某個人的口袋里掏出來。現在,最高法院雖然裁掉了他一大塊關稅工具,但根據多家主流媒體的報道,企業正在通過訴訟等方式,要求退回此前依據被判違法的法律征收的部分關稅,規模達到上千億美元級別,而已經傳導到物價、早就被消費者付掉的那部分,很難再原路退回。
換句話說,美國普通家庭已經為上一輪關稅付過一次“隱形稅”,現在又被告知要為“新的全球關稅”再多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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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這是不是意味著又要開啟一輪“持久戰式的關稅沖突”?
這里必須強調一點:第122條寫得非常清楚,150天、15%的上限,是硬杠桿。這決定了這個工具本身的性質更像“施壓窗口期”,而不是長期新常態。白宮自己的事實清單也承認,這一輪臨時附加稅是為了應對所謂“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同時也給美國政府爭取時間,去談新的貿易安排或通過其他法律途徑構建更持久的關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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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150天,很可能被用來干三件事:跟國會討價還價,看能不能把某些臨時措施“轉正”;在雙邊或多邊層面對若干主要貿易伙伴施壓,逼對方在市場準入、補貼政策等方面做出讓步;以及為美國國內下一階段的產業政策、供應鏈調整爭取輿論與政治空間。
從這個意義上講,說這是“新一輪艱苦談判”的開始,一點也不夸張。
對于中國和其他主要出口國來說,如何在這150天里應對,才是更現實的問題。這里可以參考的是前幾輪貿易戰的公開經驗:一方面,中國通過在世貿組織等多邊框架下提起訴訟,挑戰美國關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在同時推動與歐盟、東盟、拉美等地區的自貿談判和市場多元化,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
這些做法的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但從中國海關統計和出口結構變化中可以看到,面向美國的出口占比近年來確實有所下降,而對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比重有所上升。這說明,現實的路子不是“一個市場死扛到底”,而是穩住美國、同時加快多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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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而言,教訓更直接:美國市場的“政策風險溢價”,必須被當成長期變量納入戰略決策,而不是把每一輪關稅都當成“偶發事件”。
對于中國乃至全球那些中小外貿企業、跨境電商賣家來說,這150天不只是被動挨打一段時間,而是一個實打實的壓力測試窗口。誰能在合同條款里更清晰地寫明關稅變化的責任分擔、誰能在定價和庫存策略上預留緩沖、誰能更快在其他市場建立第二增長曲線,誰在下一次類似的沖擊來臨時,承受力就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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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來看,特朗普把關稅從10%提到15%,從法律上看確實踩在了允許范圍內,從政治上看也完全符合他“高調、對抗型”的一貫畫風。
難受的是,這種操作方式,讓全球貿易體系的“不確定性”持續維持在高位。政策可以合法,但合法不等于溫和,也不等于穩定。最高法院可以把最極端的手段攔下來,但總統只要愿意,總能在現有法律框架里,找到新的杠桿,用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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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個信號:第一,美國正在把貿易工具進一步常態化為外交與內政的一部分,誰跟它做生意,就必須長期習慣“隨時可能多出一層稅”的現實;第二,任何還抱有“過幾年一切會回到從前、全球化會自動恢復平穩”的幻想,都需要及時更新認知了。
艱苦的談判,肯定還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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