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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平西山溝里一聲槍響,冀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高志遠倒下了。罪名是"勾結漢奸、陰謀叛國"。
可這個人,四年前剛在鬧市里親手刺殺過大漢奸。一個殺過漢奸的人,最后被自己人扣上了漢奸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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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后來還把一支番號也一起帶進了歷史的塵埃里。
1933年,長城抗戰打響。高志遠坐不住了。
他是河北灤縣馬城人,當地有頭有臉的鄉紳,家里有地、有人脈、有膽子。消息傳來,他直接把地賣了,湊了二百號人,要去前線打鬼子。結果剛出門就碰上土匪,槍被繳了,第一次抗日就這么黃了。
換了別人,可能就認了。高志遠不。他回頭在老家組建民團,跟日本人明里暗里周旋,一邊積攢力量,一邊等機會。
機會來了,是193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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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中午,灤縣火車站人來人往。高志遠化裝成廚師混進人群,瞅準大漢奸劉佐周,掏槍就打。劉佐周當場斃命,高志遠自己身中數刀,硬是殺出一條血路跑了。這事上了天津《大公報》,連日本報紙都登了。高志遠的名字,一夜之間傳遍冀東。
他不是共產黨員,也沒人給他命令。他就是個看不下去、自己跑去干的地方人。這個身份,后來既是他的資本,也是他的命門。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冀東地下黨正愁沒有人能在當地拉隊伍。高志遠這樣的人,正是他們需要的。兩邊一碰頭,很快談攏。1938年7月9日,高志遠、王仲華率一百五十余名農民在灤縣馬城一帶正式起義,冀東大暴動的序幕,就此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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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高峰時期,抗日聯軍發展到約七萬人,收復遷安等九座縣城。高志遠被推為總司令,手下最多時接近兩萬人。三打樂亭,老百姓編歌謠夸他。這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時刻,也是這支隊伍最后的輝煌。
1938年秋,日軍開始大規模圍剿冀東。抗聯和八路軍第四縱隊面臨一個抉擇:留下打游擊,還是撤到平西整訓?
挺進軍司令部主張全撤。高志遠不想走。他手下都是冀東子弟,背井離鄉已經夠難受的,再說好不容易打開的局面,就這么扔了,太可惜。他提意見,沒用。1938年8月27日,鐵廠鎮聯席會議拍板,五萬人西撤平西整訓,明年再打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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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遠最終服從了命令。這一走,出了大問題。
五萬人浩浩蕩蕩往西撤,隊伍越走越亂。后有日軍追擊,前有河流攔路,糧草供不上,天又冷,大批新兵連槍都端不穩,哪經歷過這個?10月15日,副司令洪麟閣在潮白河阻擊戰中犧牲。副司令陳宇寰更早,10月10日就沒了。隊伍被截,死的死,散的散,逃的逃。
等高志遠部抵達平西,清點人數,五萬人只剩下一千六七百人,損失超過九成。
高志遠心疼得直跺腳。他覺得這仗打得窩囊,不如留在冀東跟鬼子周旋。從那時起,他心里就憋著一口氣,一心想打回去。但挺進軍司令部那邊的想法是,先在平西站穩腳跟再說。兩邊的方向,就這么悄悄岔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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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撤退,撤出了日后所有矛盾的根子。
1939年2月7日,冀熱察挺進軍正式成立,蕭克任司令員。高志遠所部冀熱察抗日聯軍被納入挺進軍體系,接受統一指揮。
但這時候,高志遠已經在暗中活動了。
他想打回冀東。他知道挺進軍司令部不會輕易批,就自己想辦法——派人去聯系吳佩孚舊部,想通過這條線接濟軍餉,好拉起一支隊伍獨立返回冀東。這事后來沒聯系成,但動作已經有人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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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的人,是他的秘書陳飛,中共地下黨員。陳飛站了出來,向司令部舉報:高志遠勾結吳佩孚,圖謀叛變投敵。
這個定性,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吳佩孚當時雖然落魄,但日本人幾次三番找他出山組織偽政府,他就是不松口,后來據說為此丟了性命。一個拒絕日本人的人,被用來證明"叛變投敵",這個邏輯,說不通。
宋時輪、鄧華等八路軍高級將領當時都替高志遠說了話。他的老友董毓華急得吐血,四處奔走求情,但沒攔住。
1939年4月27日,山南村,公審大會。冀熱察挺進軍軍政委員會以"勾結吳佩孚、企圖投敵叛國"罪名,當眾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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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聲響起,高志遠和參謀處處長李榮久一起,就此結束。
高志遠死時,三十多歲。
他至死都在喊冤。但槍聲一響,什么都沒有了。
當天晚上,他手下上千號人直接走了。這些人都是跟他從冀東一路拼過來的老弟兄,心里不痛快,待不住。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撂挑子不干了。宋時輪、鄧華對這件事有意見,先后申請調離,相繼去了別的根據地。挺進軍一口氣失去了幾個能打仗的骨干。
董毓華撐到當年6月,身子徹底垮了,走的時候才三十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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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遠死后,挺進軍傷了元氣。
隊伍里的心氣散了,骨干將領走了,新來的人跟老人磨合不順,接下來幾年跟日軍交手,打得越來越吃力。一支部隊最怕的不是減員,而是寒心——明明跟著干,到頭來卻搞不清楚會不會有一天被當成"叛徒"處理。這種顧慮,比損失幾千人更難彌補。
當然,挺進軍這幾年也有仗打得不錯。1940年3月,挺進軍粉碎日偽軍九千余人的"十路圍攻",轄區人口一度發展到約二百五十萬,主力部隊重新擴充到兩萬人,地方武裝一萬余人,局面沒有徹底爛掉。但它始終沒能從晉察冀軍區獨立壯大,始終是下面的一支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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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2日,晉察冀軍區精簡整編,冀熱察挺進軍番號正式撤銷。
所屬部隊拆開,分別改編為第十一、十二、十三軍分區,歸晉察冀軍區直接管轄。蕭克調任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
這支部隊從1939年2月成立,到1942年2月撤銷,滿打滿算三年整。
撤銷的直接原因是全軍精簡整編——那兩年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八路軍總員額從四十余萬人壓縮到約三十萬人,整編是大勢,挺進軍不是例外。但研究者普遍注意到:高志遠事件之后的內耗與人才流失,是這支部隊始終難以獨立壯大的深層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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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節點上的決定,影響了后來整支部隊的命運走向。
新中國成立后,冀東抗聯犧牲的很多人被追認為烈士,高志遠不在其中。他的后人到處奔走,想替他正名。
1994年,距高志遠被處決整整五十五年,灤縣縣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陳發等人完成專題報告,認為"說高志遠陰謀叛國、喪節投敵的罪證不足",并致函蕭克請求重新審視。
1995年,蕭克回函。他維持原判,認為高志遠是叛變分子,處理是正確的。此后出版的《蕭克回憶錄》里,結論也沒有變。
到今天,高志遠在官方檔案里的定性,依然沒有改變。
這件事留下的問題,始終懸在那里:一個殺過漢奸、帶著兩萬人打鬼子的人,真的會為了接濟軍餉就去聯系偽政府?證據只有秘書的一份舉報、幾封含糊的書信,沒有更多。而那個被用來坐實"叛變"的中間人吳佩孚,恰恰是個拒絕了日本人的人。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擰巴。一個刺殺漢奸的英雄,死在自己人槍口下,頂著漢奸的罪名。一支因此內耗的部隊,三年后連番號都沒了。
這不是翻舊賬。這是一個問題:那個年代,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戰爭最緊張的時候,"路線分歧"和"政治懷疑"混在一起,一個非黨員的地方領袖,處境有多微妙,有多危險?
很多當事人已經不在了,檔案記載也語焉不詳,能還原的只有輪廓。但高志遠這一生,從賣地抗日到刺殺漢奸,從拉起七萬人馬到含冤倒下,起起落落,全跟抗日這件事綁在一起。他沒能死在殺鬼子的戰場上,這大概是他最大的不幸。
那支被撤銷番號的部隊,它的命運跟他的命運,分也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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