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央特科“紅隊”首任副隊長失蹤，建國六十年后才查到下落

相信有不少朋友看過《潛伏》諜戰劇，我黨地下人員潛入國民黨內部收集情報，與國民黨人斗智斗勇，譜寫了一段段英雄篇章。

現實中就有這么一個人，他被稱為現實版“余則成”，又被稱為我黨的“紅色衛士”，他的名字叫連德生。

“紅色生涯”

連德生，1893年出生于浙江紹興，和很多老一輩的革命者一樣，少年嘗盡了人間疾苦。

連家本就貧苦，但在連德生出生后不久，家里的頂梁柱就去世了，讓這個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在母親的帶領下，10來歲的連德生去到了上海討生活，往后的那近10年，連德生做過學徒、賣過電車票。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經歷，他才更能感受社會底層人的艱辛和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連德生所在的工作地是上海英商電車公司，他做事勤奮，很會為人處世，深得同事們的尊重。

另外，也是在這里，連德生與我黨黨員有了接觸，他了解到了我黨為窮苦人打天下的奮斗理念。

經歷了社會的毒打，了解到了先進的思想后，連德生毅然決然選擇加入共產黨，那年，他32歲。

連德生跟其他的很多革命者一樣，入黨后就從事起了地下工作，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使然。

之后，連德生懷著堅定的信念參加了“五卅運動”，革命中的他表現英勇，很快就成為了英商電車公司工人罷工運動的領袖人物，之后，更是成為了上海公共租界電車總工會一分會的會長。

連德生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的，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擾得上海不得安寧。

迫于形勢的需要，連德生在組織的安排下去到了蘇聯，就讀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當時被派往蘇聯的不止他一個，組織這樣做，一方面是通過這種方式保留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我黨黨員學習到國外的先進理論，為我所用。

在蘇聯待了一年后，連德生回到了國內，組織分配他到了中央軍委特科任職，是中央特科行動隊的副隊長。

特科受到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面有四個科，分別為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和交通科，其中的行動隊的別稱就是“紅隊”，連德生“紅色衛士”的光榮稱號就是從這里來的。

說起中央特科的成立，還跟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有關系。

在我黨成立之初，并沒有建立起用于自衛的武裝組織，當然，也沒有設立專業的情報機構。

一直到1927年4月，工人糾察隊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被繳了械，并被國民黨人大肆殘殺，據粗略統計，政變后的三天就有300多人被害，5000多人不知所蹤。

在這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之際，黨中央機關被迫遷往了武漢，接下來的五大會議上，周恩來和很多領導人都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要想在與敵人斗爭中處于不敗之地，必須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到敵人的政治動機和軍事行動。

于是，中央特科應運而生，其主要任務是：

“保證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電臺。”

“紅色衛士”

連德生在加入中央特科行動隊后不久，就抓了幾個大叛徒。

那是1929年的8月24日，我黨黨員彭湃、楊殷正在新閘路經遠里613弄12號石庫門召開會議。

其實，周恩來也在參會名單當中，只不過因為工作繁忙，實在抽不開身，最后沒能到場參加。

也正是因為這個決定，周總理逃過了一劫，在會議召開時，法租界巡捕房突然襲擊，參會的黨員直接被逮捕。

按理來說，會議時間和地點乃至是會議本身都是嚴格保密的，只有內部人士知道，法租界巡捕房怎么能突襲成功呢？

不用多想，這中間肯定是有叛徒在通風報信。

出了事之后，連德生第一時間展開了調查，最后的矛頭全都指向了我黨叛徒白鑫。

這時候的白鑫或許是見到了風吹草動，為了逃避追捕和懲罰，他計劃離開大陸。

此時，陳賡等人已經盯上了白鑫，身為交通員的連德生也對白鑫展開了偵查，了解到了白鑫的住處、行動等信息。

在陳賡的要求下，連德生又搞到了一把美國柯爾特左輪手槍，值得一提的是，這支手槍還是從張道藩保鏢大黑身上“搶”來的。

連德生和同志們經過幾天的蹲守，確定了白鑫的行蹤，在1929年11月11日，使用那支左輪手槍直接將白鑫斃命。

當然，連德生抓的叛徒不止一個，在1930年9月，叛徒黃第洪企圖出賣周恩來，還是連德生眼疾手快，把黃第洪給揪了出來，保護了周恩來等重要領導人的安全。

連德生調任中央特科后不久，就跟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連上了線，楊登瀛的這個職位是蔣介石親自任命的，只不過老蔣不知道的是，楊特派員已經成為了我黨的秘密情報人員。

因此，連德生就被安排成為了楊登瀛的保鏢，當然，這個保鏢不僅僅是負責楊登瀛的安全問題，還會擔負起暗中傳遞情報的任務。

也正是憑借著保鏢這層身份，在收集情報和傳遞情報的過程中才能得心應手，有他在，我黨地下工作人員的生命安全才能有保證。

時間來到1931年4月，顧順章（中央特科負責人）不幸被捕，可惜的是，他的信念不夠強大，落入敵人手里后便叛變了。

這就導致位于上海的我黨秘密機關、中央特科大部分同志甚至是中央領導人的情報都遭到了泄露，大家的生命安全遭到了威脅。

為此，黨中央機關和很多同志們只能“轉移陣地”，連德生同樣如此，他把名字改為了“連德勝”，從上海出發去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交通科科長等職。

英勇就義

有句話說得好，自古忠義難兩全，連德勝既然選擇了地下工作，那么也就意味著無法兼顧家庭。

連德生在上海時，就與一位名叫陳三發的女子相識并結婚了。

為了保護妻子，也出于保密的需要，連德生在一開始參加革命時并沒有告知妻子，不過，妻子從連德生的行動中隱約感受到了。

妻子陳三發并沒有“點破”丈夫，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

上世紀20年代末，連德生擔任地下工作時，就與妻子過上了聚少離多的生活，有時候，連德生一天好幾天不回家，或者回家了，也不說去干嘛了。

但妻子從不抱怨，還為他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獨自擔負起了撫養孩子的任務，把這個家打理地井井有條。

1931年4月，連德生難得有空閑與家里人團聚，但沒過多久，他又接到任務離開了家。

這年年底，妻子陳三發收到了連德生從香港寄來的信，信中，連德生表示自己一切安好，向妻子和孩子們送去了祝福。

只不過，從那以后，妻子再也沒有收到過連德生寄來的信，她曾四處打聽丈夫的下落，到最后都是一無所獲。

其實，妻子和孩子們不知道的是，丈夫連德生在1935年英勇就義了。

1935年3月4日，在劉伯堅（贛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帶領下，連德生和贛南省委黨政軍機關人員同志們以及部分地方武裝的戰士們突破敵軍防線，抵達了信豐、大庾境內的馬嶺一帶。

當時的情況十分嚴峻，敵人的兵力是我方的五倍還多，國民黨粵軍余漢謀部不顧一切對我方進行阻擊。

萬分危難之際，連德生站了出來，他帶領著同志們和戰士們迎擊來犯之敵，粉碎了敵人的多次進攻。

可接連的戰斗讓戰士們身心俱疲，糧食和彈藥也所剩無幾，兩天后，也就是3月6日，部隊陷入了被粵軍余漢謀部包圍的境地。

突圍的戰斗中，僅有一小部分能成功，絕大多數的結局都是壯烈犧牲，連德生、劉伯堅和陸如龍（獨立第十六團參謀長）等人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奮勇反抗，但最后還是不行被捕。

3月11日，連德生被押往了粵軍駐贛第六綏靖區公署，或許，敵人知道連德生曾是地下人員，為了能在他嘴里得到有用的消息，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為了獲知我黨和紅軍在贛南地區的活動情況和兵力部署，敵人先是許諾給連德生豐厚的錢財。

而連德生則在紙上堅定地寫道：“我之加入共產黨，一切服從黨支配。”

見軟的不行，敵人直接來硬的，各種刑具基本都用了一遍，就是沒有從連德生嘴里“撬”出來半句話。

1935年3月21日，連德生被壓上了刑場，在一句句“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中英勇就義，那年的他僅有42歲。

因為年代特殊，再加上環境嚴酷，我黨的檔案和材料中并沒有關于連德生的任何記載，連德生犧牲后，組織一直在尋找他的家屬和后代，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有關部門也一直在努力尋找。

與此同時，陳三發和孩子們也都在四處打聽連德生的下落。

時間一晃來到2008年，連德生的孫子偶然間在網絡上看到了連德生的報道，他抓住這一線索，最終查到了有用的信息，原來，他的爺爺是一名革命烈士。

2009年，在民政部的調查和核實下，連德生被追認為了烈士，2011年3月，連德生烈士墓建造了起來，連德生的精神也得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