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談馬市：清代大興安嶺馬市上的馬兒去了哪里

馬年談馬市：清代大興安嶺馬市上的馬兒去了哪里

作者︱孫樹恒

馬年談馬市，似乎正合時宜。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清朝的大興安嶺，這里并沒有類似于中原地區那種高樓廣廈、商賈云集的固定“馬市”。但在那條橫跨大興安嶺的蜿蜒山路上，在呼倫貝爾草原深處的甘珠爾廟前，卻存在著一個車輪上的“馬市”。這個市場的主角，是達斡爾人的大輪車，而交易的核心，便是那奔騰于草原的馬匹。那么，這些通過貿易流向大興安嶺東側的馬兒，最終究竟去了哪里？

事實上，這一區域不僅是皮毛與馬匹的流通地，更是“萬里茶道”在塞北的重要延伸段。自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后，中俄茶葉貿易勃興，南方的茶葉經歸化（今呼和浩特）、庫倫運抵恰克圖。而大興安嶺東西兩麓，作為茶道東支的輻射區，同樣感受到了茶香的滲透。據《黑龍江外紀》記載，齊齊哈爾等城中“商賈夾衢而居，市聲頗嘈嘈”，其中不乏來自山西的茶商，他們將茶葉運至嶺東，再通過達斡爾人的大輪車，經甘珠爾廟會轉銷嶺西的蒙古草原。因此，甘珠爾廟會不僅是馬市，更是一個茶葉、皮毛、牲畜多元交換的“草原交匯點”。

要回答馬兒去了哪里這個問題，我們得從清代達斡爾人獨特的生存智慧說起。

一、車輪上的集市：甘珠爾廟會的由來

清朝時期，大興安嶺不僅是地理分界線，更是經濟與文化的交匯帶。嶺西是廣袤的呼倫貝爾草原，生活著以巴爾虎蒙古人為主的游牧部落；嶺東則是嫩江流域的農耕與漁獵區，聚居著達斡爾、索倫（鄂溫克）等民族。

達斡爾人自古以來便善于制造一種獨特的大輪車，當地人稱之為“轠轠車”。《黑龍江外紀》中記載：“達呼爾隨意造轠轠車，輪不求甚圓，轅不求甚直，軸徑如椽，而載重致遠。”這種車高大輕便，輪子不安裝鐵瓦，卻極其適應草原和山林沼澤，被形象地稱為“草上飛”。

真正的轉機出現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這一年，在今天的呼倫貝爾新巴爾虎左旗，一座宏偉的藏傳佛教寺廟——甘珠爾廟落成。每年八月，盛大的廟會成為周邊牧民匯聚的節日。有廟就有會，有會就有市。漸漸地，甘珠爾廟不僅是宗教圣地，更成了整個呼倫貝爾草原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物資集散地。

于是，嶺東的達斡爾人抓住了這個機遇。他們憑借自己高超的木工手藝，組成浩浩蕩蕩的車隊，滿載著自制的車輪和整車，翻越大興安嶺，奔赴一年一度的甘珠爾廟會。這條橫切大興安嶺的商路，并非坦途。從嫩江流域的阿倫河、雅魯河一帶出發，經博克圖、老爺嶺（今興安嶺站附近），最終進入草原。一路山高林密，道路崎嶇，“涼秋草衰黃，野礦寒無似”，往返一次最少需要三十天。這是一條用汗水和堅韌鋪就的商道，而達斡爾人的大輪車，就是這條商道上唯一的“商船”。

二、茶葉的足跡：從南方茶山到草原氈房

在這場跨越山林的貿易中，茶葉扮演著“輕騎兵”的角色。達斡爾人的車隊里，除了自制的煙葉和稷子米，往往還會夾帶產自南方的磚茶。在蒙古牧人心中，奶茶是每日必備，磚茶甚至能充當一般等價物。據檔案記載，在甘珠爾廟會上，一塊優質的磚茶可換得一只羊，幾塊磚茶便能換回一匹好馬。

這種“茶葉跟著輪子走，輪子換來馬兒歸”的循環，讓萬里茶道的觸角伸向了每一個蒙古包。南方茶山上采摘的嫩芽，經過萬里跋涉，最終化作草原氈房里的縷縷茶香。而大興安嶺的馬市，也因此成為茶道經濟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甘珠爾廟會上，交易的方式極其簡單而古樸——以物易物。達斡爾人帶來的是木制品，不僅僅是整車，更多的是車輪、車轅、車軸等零部件。蒙古族牧民則牽著成群的馬匹，或許還有牛羊，等待交換。蒙古族牧民為什么需要這些木輪車？1899年，俄國探險家波塔寧在呼倫貝爾的蒙古族營地中看到了這樣的場景：每個蒙古族家庭（阿寅勒）都擁有數量不等的這種大車，有的用于運輸，有的帶棚蓋，竟充當起了“谷倉”的角色。對于游牧生活而言，這種結構簡單、修理方便、就地取材的木輪車，簡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侶。

三、馬兒的流向：從草原到農田

而對于達斡爾人來說，跋涉千里換來的馬匹，則有著更為迫切和實際的用途。這些翻山越嶺而來的馬兒，主要有三大去向：

第一，補充衰竭的役畜，應對沉重的官差。

清代，達斡爾族承擔著繁重的官家徭役。其中最為沉重的便是“貢貂”和“巡邊”。史料記載，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之前，嫩江流域的達斡爾族需要直接向北京運送貂皮，一次進京的貢貂隊伍，所帶的換乘和役使馬匹就高達一百六十九匹。此外，還要承擔驛站運輸、物資轉運等任務。康熙年間，僅一次為璦琿運送造船物資，就累死了142頭牛。這種巨大的損耗，使得嶺東地區的大牲畜數量急劇減少。正如檔案中所言，頻繁的官差導致“馬匹牲畜多有傷耗”。因此，從廟會上換來的馬匹，首要任務就是填補這一巨大的役畜空缺，用來拉車、耕地，以及應對下一輪官差的征調。

第二，應對瘟疫頻發，維持基本的農業生產。

大興安嶺東麓的嫩江流域，雖然水草豐美，但相較于高原，地勢較低濕，極易爆發牲畜瘟疫。從康熙年間俄羅斯使團寄養在此的280匹馬僅存活17匹的記載，到乾隆、道光年間黑龍江將軍屢次上奏“頻年瘟疫，馬匹牲畜多有傷耗”，再到20世紀30年代莫力達瓦旗村莊馬匹批量倒斃的記錄，無不證明這一地區是牲畜疫病的多發區。達斡爾族雖然“養牛馬者多”，但自身的繁殖增長遠遠趕不上瘟疫和勞役帶來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已經從過去的牲畜生產者，變成了純粹的牲畜消費者。每年廟會換來的馬匹，與其說是為了發財致富，不如說是為了彌補家計的基本盤，維持來年的犁地和運輸。

第三，適應生計轉型，滿足農耕動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清末民國以后，隨著漢族移民的增多，達斡爾族的生產方式也在發生深刻變化，農耕比重日益增加。種地需要耕牛，運輸需要畜力。牧場在減少，牲畜在減少，但耕地卻在增加。因此，從甘珠爾廟換回的馬匹，往往直接套上犁杖，走進了田間地頭。學者池尻登在考察后指出，達斡爾族之所以年年不辭辛苦地用車輛換牲口，就是因為“過去的家畜生產者現在變成了家畜消費者了，于是就需要年年用車輛換取役畜補充役畜”。

四、貿易的格局：獨立而循環的經濟生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跨越大興安嶺的貿易，具有極強的獨立性和封閉性。

首先，這是一條由達斡爾人主導的、很少被外人插足的商道。19世紀末的俄國探險家發現，即使是俄國商人也很難獨立走通這條路，“他們缺乏將牲畜從海拉爾趕到齊齊哈爾的便利條件，尤其烏奴耳站與扎蘭屯站之間的道路狀況十分惡劣”。翻越大興安嶺對于牲畜的損耗極大，只有習慣了艱難環境的達斡爾人才能勝任。

其次，這種貿易維持了一種長期的平衡。達斡爾人用木制品換來的馬匹，主要用于自給自足的消費，很難作為商品再次賣出。因為剛夠用的役畜數量，恰恰填補了瘟疫和官差造成的空缺。而蒙古族牧民也樂于使用這種價格低廉、修理簡易的木輪車，不太愿意接受內地更昂貴的鐵車。

這種供需關系的微妙平衡，使得達斡爾族的跨興安嶺貿易得以在百余年間循環往復，直至20世紀中葉。正如宣統元年的戶籍統計所顯示的那樣，西布特哈旗的旗民中，有農民、有獵民、有手工業者，唯獨“商”一欄空無一人。這說明，在達斡爾人自己看來，他們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用自己多余的木工手藝，去交換草原上多余的馬匹，以此維系家庭基本的生產生活。

這種融合了茶葉、皮毛與馬匹的貿易形態，并非民間孤例。根據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的記載，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達斡爾人就曾受命赴車臣汗部進行貿易，以木易畜。而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前后，隨著甘珠爾廟會的興盛，這種交易更加規模化與常態化。正如學者考證，直到20世紀30年代，達斡爾人依然保持著“用車輛換牲口”的傳統，因為他們早已從“家畜生產者”變成了“家畜消費者”。這百年不變的習俗，正是歷史真實最有力的注腳。

四、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清代大興安嶺的馬市，并非我們想象中那種喧囂的、充滿銅臭的金錢交易所。它是一種基于地理環境和生存需要的物物交換。

那些通過甘珠爾廟會進入大興安嶺東側的馬匹，并沒有成為奢侈的玩物，而是直接走進了達斡爾人的牛棚和馬廄。有的套上了官差的驛車，奔波于璦琿至京城的漫漫長路；有的拖起了沉重的鐵犁，開墾著嫩江兩岸的黑土地；還有的，則在瘟疫過后，默默地站在農家的院子里，成為這個家庭東山再起的希望。

而那些來自南方的茶葉，則化作草原上的縷縷清香，融入牧人的日常生活。

這是一場沉默的交易，也是兩個民族、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深情對話。草原的風吹動著牧人的衣襟，山林的霧打濕了達斡爾工匠的斧鑿，而那條橫跨興安嶺的千年古道，則在吱吱呀呀的大輪車聲中，見證了馬兒如何從一個草原，走向另一個山林，最終融入這片土地的深沉血脈。

這也讓這一地區成為萬里茶道的延伸，在這里，茶葉、皮毛、馬市融合在一起，共同書寫了北疆歷史上一段獨特而動人的貿易篇章。

參考資料：

1. 孔源：《清代至20世紀30年代達斡爾族跨興安嶺貿易及其地理基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

2. 西清：《黑龍江外紀》，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成書

3. 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雍正十二年（1734年）達斡爾族赴車臣汗部貿易記錄

4. 瑪瑪格奇：達斡爾族敘事詩歌《上甘珠爾廟貿易》，記述光緒六年（1880年）貿易

5. 唐戈：《馴鹿鄂溫克人的對外貿易——兼與鄂倫春族和索倫鄂溫克人的比較研究（清代——民國）》，《邊疆時空》2019年12月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專欄作家，獨立自媒體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