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杜特爾特是菲律賓禁毒戰“最應負責的人”

2026年2月27日，國際刑事法院針對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指控，確認聽證會走完最后一程，這場持續四天的司法交鋒，讓這位鐵腕政治人物，再次成為國際焦點，

這場并非正式審判的聽證會，核心是判斷是否有足夠證據，將案件推進至審判階段，而其背后，不僅是禁毒戰爭的爭議復盤，更交織著國際法理、國家主權與地區格局的多重博弈，也讓國際社會看到了國際司法體系的現實復雜性。

杜特爾特的涉案根源，要從其數十年的執政軌跡說起，在達沃市擔任二十多年市長期間，他就因鐵腕治毒被指運作“死亡小隊”，2016年當選菲律賓總統后，更是將這種治理模式推廣至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禁毒戰爭，這場行動官方統計造成約6000人死亡，人權組織則認為實際數字數倍于此，

也正是這場行動，讓他陷入國際司法指控，2018年ICC啟動對菲禁毒戰爭的初步調查，為規避管轄，菲律賓2019年正式退出《羅馬規約》，但根據規約條款，ICC對菲2011年至2019年退約前的行為仍保有管轄權，這也成為此次審理的核心法理依據。

這次聽證會上，檢辯雙方的交鋒針鋒相對，檢方高級律師朱利安·尼科爾斯直言，杜特爾特是禁毒戰爭中“最應負責任的人”，強調ICC的追責核心始終是權力頂端的決策者，而非基層執行者，部分執行者已出庭作證悔罪就是最好的佐證，檢方拿出的關鍵依據，是杜特爾特本人多次公開聲稱對禁毒戰爭負責，

其“要殺死數千人”的言論與實際死亡數字高度吻合，且其在達沃市的治理模式與總統任內的禁毒政策形成了長期系統性的行為模式，目前檢方已針對49起事件、78名受害者，提出謀殺、未遂謀殺等三項危害人類罪指控。

面對指控，辯方律師尼古拉斯·考夫曼則堅稱無“決定性證據”證明杜特爾特下達過具體殺戮命令，認為警方檔案中并無系統性殺戮的記錄，且個別警員被定罪恰恰體現了杜特爾特對違規行為的“零容忍”，同時，辯方還對部分證人證詞的來源提出質疑，試圖從證據有效性上推翻檢方指控，雙方的爭議，本質上也是對“證據認定標準”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在權力高層的行為認定上，直接書面證據的缺失是否可以通過行為模式、公開言論等間接證據佐證，成為這次聽證的核心看點。

聽證會落幕之后，預審分庭將在數周內作出裁決，若指控成立，杜特爾特將面臨正式審判，這場司法程序還將持續數年，而這起案件的影響，早已超出單一司法范疇，在菲律賓國內，杜特爾特至今擁有大量支持者，其鐵腕治毒雖有爭議，卻切實改善了菲律賓的治安狀況，

這次案件也牽動著菲律賓國內的政治走向，在國際層面，案件也引發了對ICC管轄權的討論，非規約締約國對其“普遍管轄權”的質疑，以及司法是否會被政治化的擔憂，再次成為國際社會的熱議話題。

從中國視角來看，中方對這一事件的立場始終清晰且一貫，中國并非《羅馬規約》締約國，外交部此前已多次表態，強調ICC應嚴格遵循補充性管轄原則，依法審慎行使職權，堅決反對司法行為的政治化和雙重標準，這一立場，既基于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基本原則，也源于對國際司法機構應保持中立、避免成為地緣博弈工具的基本期待。

如今即便中菲關系因南海問題，存在階段性摩擦，但雙方始終保持對話溝通，經貿合作的基本盤依然穩定，中方始終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在杜特爾特案上，既不會介入司法審理本身，也反對任何借司法問題干涉菲律賓內政，破壞地區穩定的行為。

這次杜特爾特案的審理，不僅是對一位前總統，個人行為的司法審視，更是對國際刑事司法體系的一次檢驗，未來，無論裁決結果如何，國際社會更應思考的是，如何在維護人權，與尊重國家主權之間找到平衡，

如何讓國際司法機構，真正成為維護公平正義的工具，而非地緣博弈的武器，而中國始終秉持的主權平等，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司法政治化的立場，也將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提供重要的參考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