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只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阿爾巴尼亞長大》讀后感

請原諒我以一段看似無關的描述，作為讀后感的開頭。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借用寫作中，那些的“矯揉造作”的技巧，去避免直接敘事和表達給這篇文章帶來的困擾。

我去過不少地方旅游，美食是體驗當地特色風俗中必不可少的一環。然而，很多時候，也許因為個人口味的原因，一部分當地美食并不能打動我，讓我感到旅行的愉悅。我把這些不太美好的旅行體驗分享到互聯網上，往往會遭到當地網友的駁斥——他們認為這些不好的旅行飲食體驗，是因為游客沒有找到正宗的當地餐飲店。

這個邏輯看上去是成立的，但隨著對當地飲食不美好體驗越來越多，即被吐槽的當地餐飲店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導致能夠支撐這套邏輯，可供選擇的餐飲店越來越少。以至于到了最后，本地美食支持者不得不選擇一些非常隱蔽偏僻的門店，再加上極端苛刻季節時令，以及繁雜古奧的烹飪手法——你才能吃到“正宗”的本地美食，否則你吃到的都是非正宗的，獲得不愉快的體驗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我也能理解當地人對于本地美食的偏愛和呵護，這是一種樸質的民族情感。但對于外人，對于旁觀者來說，如果一道美食，只有極少數廚師，在極短的季節，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能制作出所謂“正宗”成品。那他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道美食的普適性是否存在問題。

好了，我的開場故事講完，讓我們回到這本書。

這本書的后記，作者離開了阿爾巴尼亞，到西歐大學學習，在那里她認識了很多自詡信仰某種主義的大學朋友。然而當作者描述自己童年和少年在阿爾巴尼亞的經歷時，這些朋友認為作者的祖國并非真正的某種主義，反而認為作者的親身經歷對他們的信仰是一種挑釁。

他們的主義是清晰、明亮、屬于未來；而作者的主義是混亂、血腥、已是過去。

作者萊亞.烏皮， 阿爾巴尼亞裔英國學者，現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本書以第一人稱視角，通過作者自述親身經歷，以少年的視角展示了阿爾巴尼亞在東歐劇變時代下，給社會，家庭，校園，友情等諸多方面帶來的巨大沖擊。尤其是1990年和1997年，對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來說是里程碑的年份，作者分為兩部分進行描寫，如果說1990年變革讓整個社會充滿希望，是擺脫歷史枷鎖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1997年的動亂就是期望被謊言與現實擊穿后的絕望，是社會層面的自暴自棄與個人強烈的逃離意愿。

而1990年和1997年這兩個特殊年份，阿爾巴尼亞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政治變革與社會動蕩，大家可以自行上網查閱。

而作者青少年時代的家庭成員，也是整個阿爾巴尼亞社會的縮影。父親向“左”，代表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善良但軟弱；母親偏“右”，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強勢而功利；祖母代表舊時代貴族，盡管在歷史敘事上被社會淘汰，但貴族的精神和品格依然是支撐其在動蕩年代頑強生存的遺產。而其曾祖父，二戰時與法西斯政府合作，成為國家的恥辱——因此家人們在作者孩童時期，一直對其隱瞞曾祖父的真實身份，直到1990年。不過，曾祖父（法西斯）、祖母（貴族）、母親（資本家）的家族背景，讓作者幾乎是帶著滿身的負面條件出生，而這樣的家庭，生活在1990年以前的阿爾巴尼亞，其精神和物質上的壓力可想而知。不過，家人依然給孩童時期的作者很好的保護，讓她幾乎察覺不到，自己與其他小伙伴的“出身”上的差異。

不過在“恩維爾伯伯”去世的時候，作者依然埋怨家人似乎沒有表現出發自真心的沉痛和哀傷，讓作者懷疑家人對于當下社會的真實態度。

1990年巨變之后，被壓抑許久的社會終于迎來了觸底反彈似的爆發，人們卸下禁錮于思想上的枷鎖，走上街頭享用“自由”的狂歡。作者的媽媽也從教師崗位，搖身一變，投身于政壇，參與了國會議員選舉——阿爾巴尼亞民主黨，競選的核心口號：“ 愿阿爾巴尼亞像歐洲其他地方一樣 ”。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浸入到阿爾巴尼亞的方方面面的時候，其結果并沒有大家起先期望的那樣美好。也許是因為舊秩序崩塌得太快，人們還沒有具備新秩序的必要的因素。隨之而來的是選舉的鬧劇，私有化對國有資產的侵蝕，裁員失業，甚至連人口、毒品和性的交易也成為堂而皇之的行當，被人們心照不宣般接納。更為致命的是金融監管的缺失，讓那些承諾高利息回報的金融公司，瘋狂吸納國民儲蓄，而最終這些金字塔式的騙局，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全國一半以上的居民深陷這次金融危機，直接引發了1997年阿爾巴尼亞的內亂暴動。

“ 愿阿爾巴尼亞像歐洲其他地方一樣 ”的口號，成為了鏡花水月，作者在書中描述道：

“歐洲像一條長長的隧道，入口處燈火通明、標識閃亮，內部卻是一片黑暗，起初什么也看不見。旅程開始時，無人想過要去問隧道止于何處，燈光是否會滅，隧道那頭是何情形。”

1997年的全國動蕩，讓更多人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而西方對阿爾巴尼亞的態度，也由過去 資助呼吁移民自由的運動，譴責刻意限制出境權的國家違背道德， 鼓勵我們沖破桎梏奔赴自由的國家。變成了視自由移民為違法偷渡者，迎接這些移民的并非掌聲和鮮花，而是邊境守衛和巡邏艦艇，他們被強制抓捕進入難民營，并遣返回國。

即便能夠留在國外，也會因為自身原因，地域歧視以及黑幫威脅，從事非法的灰色行業。比如，作者兒時好友和男友私奔到意大利，男友成為人販頭子，好友成為其事業的第一件商品，淪落為站街女。

經歷國家巨變的時代，作者正好是在十幾歲的年紀，正是形成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時間。她無法理解整個社會為何由1990的希望，變成了1997年絕望，她也無法評判代表過去的社會主義和代表現在的新自由主義，誰對誰錯。于是，在高中畢業后，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中，她經過深思熟慮，最終選擇去國外攻讀哲學，去尋找答案來解開心中的疑惑。

而在本書中，作者并未對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做出具體的評判，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真實事件，毫不偏頗地描述出這兩種理論給阿爾巴尼亞帶來的影響。

作者想要表達的核心思想是：

“人類從來不是在自己選擇的境況下創造歷史。描述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或任何理念與現實的復雜混合體時，說“你們曾經擁有的是假的”很容易。這種說法可以讓我們擺脫責任的重負。我們不再是以偉大理念之名而制造的道德悲劇的同謀，也不必反思、道歉和學習。”

正如我開頭提到的那個故事，否認一道菜不能代表當地美食，是很容易的，但這會讓我們染上思維的惰性，去反思所謂的美食是否真正符合大眾的口味。

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國 ，理論中描述階級都是抽象的資本家、工人、地主、剩余價值、利潤……這些名詞，而對于作者而言，資本家的背后是娘家的祖輩，工人背后是被爸爸裁掉的吉普賽人，地主是祖母家的封建遺產，剩余價值和利潤被是被爸爸扭虧為盈的進出口公司的成績。當理論結合到現實時，以人類的道德情感，是否能如同精明機器般執行？至少作者“左派”的爸爸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作者吐槽的爸爸“只敬仰那些已經死去的政治家”，也吐槽那些西方社會主義者：

“他們把羅莎·盧森堡、列夫·托洛茨基、薩爾瓦多·阿連德和切·格瓦拉當作俗世圣徒來談論，認為只有遭到殺害的革命者才值得稱頌。我突然覺得，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我爸爸很像。”

因為活著的人就得做事，就可能“犯錯”——因現實問題違背主義理論。哲學家的固然偉大，但政治家要做的事情更難！

作者出生于1979年，和我年齡相近，而阿爾巴尼亞與我國的關系，在某一時期可謂親密戰友，兩個國家體系均師從蘇俄。所以在閱讀本文的時候，有太多的相似場景，產生跨越洲際的共鳴。

不過幸運的是，同期經歷的社會變革，我國走向了正確的方向，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阿爾巴尼亞始終沒有變成其期望中的“歐洲國家”。此書可以當做，一條假設的世界線，在歷史的轉折點，巨人們的選擇和把控，讓我們慶幸國家沒有走向這條世界線。現在我們從歷史的后視鏡去回望這些時代的關鍵點，依然能夠感受到重壓之下的窒息感，可想當時的執棋者是何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