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蜜蜂物種數量首次統計學推估出爐！2.6萬種，25%分類學缺口

本文來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天下·導讀
△ 研究團隊利用統計學模型推算出全球蜜蜂實際物種量在24705~26164種之間，這意味著目前至少有18%~25%的蜜蜂物種尚未被人類發現或命名。
△ 按照自1960年以來平均每年新描述117個蜜蜂物種的速度計算，科學家至少還需要32到45年的時間才能填補目前的分類學空白，且這一估算尚未考慮未來更復雜的遺傳學鑒定需求。
△ 全球蜜蜂多樣性分布極不平衡，其中亞洲、非洲和南美洲被認為是新物種發現潛力最高的地區，而土耳其單一國家的未描述物種量估計高達843種，甚至超過了整個歐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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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芊佳

出品 | 海潮天下

2026年2月24日，《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發布了一項關于全球蜜蜂多樣性的重磅研究。由伍倫貢大學進化生物學家詹姆斯·多雷（James Dorey）領導的科研團隊，利用統計學估算模型，對全球186個國家和地區的蜜蜂物種進行了系統性的“查缺補漏”。

該研究給出的數據令人吃驚：全球實際存在的蜜蜂物種總量約為24705~26164種。這意味著，地球上還有3700~5200種蜜蜂正躲在科學界的視野之外，從未被正式命名、或記錄。

▲上圖：全球、各大洲及物種數量排名前十與末十的國家中，觀測到的蜜蜂物種數（灰色）、經100次抽樣后使用iChao（綠色）與iNEXT（橙色）統計方法估算的物種中位數數量對比；小提琴圖陰影部分為中位數95%置信區間。同時展示全球所有蜜蜂物種的新同物異名（紅色）、至今仍有效的新命名（橙色）與首次公開分布記錄（黃色）的累積曲線。圖中蜜蜂為Palaeorhiza屬物種。論文出處：Dorey, J.B., Gilpin, AM., Johnston, N.P. et al.(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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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編注意到，這個研究在方法學上，核心貢獻在于建立了一套極其嚴密的統計學清洗與估算框架，將原本雜亂無章的全球觀測記錄轉化為了科學的數字推演。

研究的第一步是近乎苛刻的數據“大掃除”。團隊利用BeeBDC工具庫，對全球超過800萬條原始觀測記錄進行了過濾。為了確保真實性，所有學名不規范、坐標與國家對不上、或者是缺乏合法數據授權的記錄都被剔除，這樣可以去重，確保后續統計的每一條數據都具備了地理學上的證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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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中的“蜜蜂”，特指生物分類學上隸屬于膜翅目的Anthophila，范圍涵蓋了大家熟悉的社會性蜜蜂、體型碩大且毛茸茸的熊蜂，以及占物種絕大多數的獨居蜂（如切葉蜂、地蜂等），但不包括親緣關系較遠的馬蜂、胡蜂，更不包括在演化上完全屬于雙翅目的蠅。簡單來說，研究對象僅限于那群在1.2億年前從肉食性祖先中脫穎而出、演化為以花粉和花蜜為生的“素食蜂類”支系，它們是全球生態系統中最為核心的專業授粉者。上圖是一些蜂的標本。上圖是一些切葉蜂、木蜂、赤腹蜂的標本。?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不過，數據不平衡是分類學面臨的最大障礙。在已知的2萬多個蜜蜂的種中，有4819個物種在公共數據庫中，竟然一條觀測記錄都沒有。所以，他們為了填補這個“黑洞”，不是憑空杜撰，他們用心的去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以及最新的分類學修訂報告，想要用統計學手段來彌補當代數字記錄的短板。于是他們就隨機抽取了其中10%的缺失物種，基于其實際樣本量推導出一條數學曲線，再以此模擬出那4000多個“隱身”物種的分布規律。

在具體的估算階段，該團隊動用了大型工作站進行高強度的并行計算。他們選用了iChao1和Hill numbers等成熟的統計指標，在186個國家和地區層面進行了100次迭代模擬。為了保證結論的客觀性，研究設定了嚴格的排除門檻：如果一個國家的觀測記錄少于30條，或者估算結果與實際觀察值出現了數量級上的離譜偏差，那么，該數據就會被直接舍棄。所以說是“寧缺毋濫”的，以確保結論能夠具有極高的科學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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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無關）▲上圖：由于蜜蜂的采蜜半徑通常限制在幾公里之內，且不同植物的花期錯落，蜜蜂養殖很難像生豬或肉雞那樣實現超大規模的工廠化集約生產。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養蜂依然是數百萬農戶維持生計的核心副業。養蜂不需要占用耕地，初期投入成本較低，且蜜蜂授粉能顯著提高其他農作物的產量，這使得養蜂成為了農村減貧和增加經濟韌性的重要手段。上圖是中國南方一戶農民家里的養的一窩蜂。?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除了計算總量，研究還深挖了為什么有些地方的物種一直“找不全”。研究人員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做了分析，發現，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人均GDP）、已有的觀測記錄數量以及數據庫的完整度，是決定“分類學缺口”大小的關鍵因素。有趣的是，受教育程度或道路密度等因素反而沒有顯著影響。

換句話講，欠發達地區之所以還有大量未命名物種，本質上是由于缺乏長期的科研投入和分類學專家的實地調研。這套研究方法現在已經完全開源，為蜜蜂保護提供了路線圖，或許也可以給人類探索其他未知生物類群提供一個標準化的作業范本供參考（詳情參見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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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巴西無刺蜂——烏魯蘇蜂（學名：Melipona scutellaris）。這種蜜蜂最顯著的特征是體型較大，幾乎與歐洲蜜蜂相當，但它們沒有發育完整的鰲針，因此無法像普通蜜蜂那樣蜇人。它們通常在古老樹木的樹洞中筑巢，對棲息地的原始森林覆蓋率要求極高。在生態功能上，烏魯蘇蜂被認為是極其高效的授粉者。攝影：Elichten（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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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類學現狀，極度不平衡

這份估算報告，揭示了全球分類學研究極度不平衡的現狀。

在瑞典、瑞士等科研積淀深厚的歐洲國家，已知的物種名錄與實際存在的種類基本持平，幾乎不再有新物種產出的空間；但在土耳其，情況截然不同。研究推算該國尚有約843個未知物種等待描述，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已知物種總和。島嶼國家雖然陸地面積有限，卻因演化隔離有著極高密度的特有物種，在氣候變遷的背景下，這些尚未被人類認識的生命正面臨極高的滅絕風險。

自1960年以來，全球科學家發現新蜜蜂的速度一直維持在每年117種左右。多雷博士指出，這種恒定的進度，其實并非因為野外物種枯竭了，而是遭遇了“分類學瓶頸”。

▲上圖：黃斑麗分舌蜂（Callohesma flavopicta）。攝影：詹姆斯·多雷

簡單來說，全球缺乏足夠的分類專家和鑒定能力，去處理堆積如山的標本。按照當下的節奏，人類徹底摸清蜜蜂家底至少還需要30~45年。在非洲、亞洲及中南美洲，物種的高多樣性與科研資金的匱乏形成了強烈反差，導致大量物種在被人類認知前，就可能因棲息地喪失而無聲消失。

即便是科研體系相對完備的澳大利亞，同樣存在認知盲區。過去分類學過度依賴形態特征，忽視了遺傳數據的應用，導致很多外表相似、但基因迥異的物種被混為了一談。全球目前已知的生物物種約220萬種，而昆蟲及無脊椎動物仍是最大的知識缺口。

研究人員指出，明確蜜蜂的真實基數，其意義遠超基礎科學研究本身。蜜蜂作為生態系統的基石，它們的多樣性直接關系到全球農業生產的穩定與生態韌性，所以這項研究不只是給蜜蜂數數，它的真正意義是要為脆弱的生物多樣性繪制一張緊迫的“搶救路線圖”。

感興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讀者可以參看全文：
Dorey, J.B., Gilpin, AM., Johnston, N.P. et al. Estimating global bee species richness and taxonomic gaps. Nat Commun 17, 1762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6-69029-4
研究團隊在發布這項成果的同時，也公開了基于R語言的開源工具包（BeeBDC），在某種意義上，這實際上是為針對其他野生動植物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復制的工業化流水線”。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看。
https://github.com/jbdorey/BeeBDC
https://github.com/jbdorey/BDE_R_wofklow

?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在生物分類學的調查中，最令人頭疼的莫過于“孤立樣本”了——那些翻遍博物館也只有一兩只標本，且外貌特征極其模糊的物種。目前，科學家預計要花30到45年才能摸清蜜蜂的家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還在用“慢工出細活”的傳統手藝，去對付呈指數級增長的未知生物數據。可偏偏，傳統分類學家，其實比瀕危物種還瀕危。這篇研究蠻有意思。照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的慣例，咱們來舉一反三，思考幾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是拋磚引玉、啟發一下思考。

Q1、當分子遺傳學證據顯示大量“隱存種”存在，而傳統形態學又無法有效的區分時，你覺得，分類學界應如何建立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命名規范與物種界定標準，以防止因“分類學滯后”導致的法律保護真空、生態管理失策？

Q2、在高比例物種僅有孤立觀測記錄、又缺乏形態描述的情況下，你覺得，該如何在全球尺度上更有效地整合eDNA+整合分類學的工作流，來突破該研究目前預估的“30~45年分類學瓶頸”呢？

又比如說，不再需要守株待兔式地去抓每一只蜜蜂了，分析土壤、花粉甚至空氣中殘留的遺傳碎屑，然后在大規模空間尺度上就可以去預判哪些區域存在未知的進化支系。你覺得，這種方式能把漫無目的的“大海撈針”變成目標明確的“按圖索驥”，這么做是不是可以？瓶頸又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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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這張圖片用四個案例展示了環境DNA（eDNA）技術在陸生脊椎動物監測和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中的應用潛力：(a)通過土壤eDNA監測哺乳動物，(b)通過水體eDNA監測兩棲動物，(c)通過空氣eDNA監測鳥類，(d)通過特定環境介質監測爬行動物。這些案例表明，eDNA技術是一種高效、非侵入性的監測工具，能夠用于評估陸生脊椎動物的生物多樣性和環境影響。圖片分別來源于Newton et al. (2022)、Piaggio et al. (2014)、van Beeck Calkoen et al. (2019)和Von Duyke et al. (2023)，（CC BY-SA 4.0）

Q3、這個研究里面，有4819個物種完全缺乏地理坐標記錄，研究團隊對其中10%的文獻樣本進行建模，然后就推導出了剩余數千種蜜蜂的分布規律。不過，如果仔細盤盤，這種基于“文獻曲線”的模擬，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抵御“分類學冗余”的干擾？畢竟，歷史文獻中肯定存在大量由于早期觀察不精細而產生的同物異名（Synonyms），如果基礎數據中包含了大量的尚未被清理的“無效種”，那么統計模型估算出的5000個新物種，究竟是真實存在的生物實體，還是僅僅放大了歷史遺留的分類錯誤呢？

Q4、在當前的保護實踐中，研究資源往往向大熊貓、大象等明星物種傾斜。在這項研究中，多雷博士團隊開發了一套BeeBDC開源工具，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套針對“數據貧礦”地區的標準化生命普查框架，或有借鑒價值。能不能把這套“從雜亂觀測到統計推估”的標準化作業范本，平移到那些同樣高度依賴授粉、但分類研究更落后的類群（比如說食蚜蠅、鱗翅目或熱帶甲蟲，等等）中，這樣是否能迅速的識別出一些全球農業授粉系統的“隱性脆弱區”？這種跨類群的橫向比對，能否揭示出某些被人類長期忽視的生態功能空缺？

Q5、這個研究里面提到土耳其的蜜蜂物種。筆者其實在想這么一類可能性。土耳其橫跨歐亞，有極高的生境多樣性，但，其野外監管力量在偏遠地區還是相對薄弱了些。假設，一旦研究精確指出了某些特有種可能存在的石質荒漠、或是特定植被區，那些活躍在國際黑市上的“標本獵人”就極可能以旅游、或普通考察名義入境，進行定向采集。這類具有極高科研價值的新種，在私人收藏市場往往身價倍增，有沒有可能這種科研推估無意中成了他們的“選品指南”呢？在南美類似，其實許多南美洲國家（如巴西、秘魯、哥倫比亞）對遺傳資源外流都特別的敏感，而且有專門立法。假設（只是假設哈, 請拍~）這個開源工具包被用于預測某些具有藥用潛力（如分泌特殊抗菌肽）的蜂種分布的話，那么，國際制藥巨頭會不會利用這些公開的經緯度數據、繞過復雜的ABS審批程序，借第三方機構獲取樣本，在資源國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來進行基因測序，并且先推估、后洗白？這類情況，到底該怎么來監管呢？

本文參考資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6-69029-4#Fig2
https://www.uow.edu.au/media/2026/first-global-bee-estimates-hint-at-thousands-of-hidden-speci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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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源 | Dorey, J.B., Gilpin, AM., Johnston, N.P. et al.(2026)

文 | 王芊佳

排版 | 盧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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