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個浙江的老板給我打電話。
王總,做機械加工的,70多號人。電話一接通,他就嘆了口氣:
“熊老師,我這幾年越干越糊涂。人多了,設備多了,產值卻少了。效率起不來,返工一大堆,我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我問:“你現在是什么薪酬模式?”
“計時。基本工資加加班費。管理層有崗位津貼,但沒細化。”
“有績效嗎?”
“有。員工10-15%,管理20%。但說實話,流于形式,沒落地。去年請了個副總,大公司出來的,理論一套一套的,結果來了不到一年,數據全搞沒了。”
“那你打算怎么辦?”
“過完年,我準備親自抓。這幾天一直在看你們的文章,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說:“王總,你這個問題太典型了。今天咱們就聊聊,為什么你的廠,人越多越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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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真相:計時工資,是養懶漢的溫床
王總說他們全是計時工資。
我說:“計時工資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是員工的時間賣給公司了,但產出沒賣。”
“他坐在那兒8個小時,你付他8個小時的錢。但他干得快還是干得慢,干得多還是干得少,跟你沒關系。”
“那你猜他會怎么干?”
王總苦笑:“慢慢干唄。”
“對。干快了,老板也不會多給錢;干慢了,反正時間耗在那兒,工資照拿。為什么要快?”
這就是計時工資的毒:它買的不是產出,是時間。
而時間,是最不值錢的。
第二個真相:10%的績效,約等于沒績效
王總說他們有績效,員工10-15%,管理20%。
我說:“我給你算筆賬。”
“一個員工月薪5000,績效占比10%,就是500塊。這500塊,扣光了,他還有4500。你覺得他會為了這500塊拼死拼活嗎?”
“不會。”王總說。
“對。他會想:扣就扣唄,大不了少拿幾百。但你要是讓他多拿幾百,他也不會多干——因為多干幾百塊錢的活,太累了。”
這就是低比例績效的死穴:激勵不夠,懲罰也不夠,最后變成走過場。
王總說:“我們就是這樣。績效做了,跟沒做一樣。”
第三個真相:KPI的坑,在于目標思維
王總問:“那你們怎么做?”
我說:“你看這張表。”我給他發了一個生產經理的KSF考核表。
“你看,這里有八個指標。產值、損耗、工資費用率、交期、合格率、安全、人才、客戶投訴。”
“這些指標,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他說。
“好。那員工想要什么?員工想要激勵,想要多勞多得。”
“傳統KPI的做法是:我給你定個目標,你做到了,不扣錢;做不到,扣錢。目標一年比一年高,員工一年比一年累,最后大家都很痛苦。”
“我們的做法不一樣。你看這里,每個指標下面都有一個‘平衡點’。”
“什么是平衡點?就是過去12個月的平均值。”
“比如去年產值1200萬,平均每個月100萬。這個100萬,就是平衡點。”
“我不給你定更高的目標,我只要求你做到去年的平均水平。做到100萬,你該拿的績效工資一分不少。”
“超過100萬,每多5萬,獎勵你多少錢;低于100萬,每少5萬,扣你多少錢。”
王總一拍大腿:“這個好!員工自己跟自己比,不跟別人比!”
“對,”我說,“指標是公司想要的,平衡點是員工想要的。八個指標,八個平衡點,每一個都比過去做得好就能多拿錢。你說員工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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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真相:一個廠長的轉變,只差一個平衡點
我給王總講了一個真實案例。
廣州有一家工廠,廠長月薪2萬。以前做KPI,拿出3000-4000做考核,每個月都扣錢,扣得他很不爽。
“你知道嗎,”廠長跟我說,“每個月發工資那天,我都怕看工資條。明明干得挺累,一看又扣了幾百,心都涼了。”
后來他們導入了KSF模式。我們給他設計了一套方案:拿出1.2萬做浮動,跟八個指標掛鉤,每個指標都有平衡點。
第一個月,他的工資比原來多了800塊。第二個月,多了1200塊。
現在,他是公司群里最活躍的人。每天早上第一個報數據,晚上最后一個總結。老板說產量要沖,他比老板還急。
王總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熊老師,我那個廠長要是也能這樣,我做夢都笑醒。”
第五個真相:二線崗位,也可以量化
王總又問:“那行政、財務、倉庫這些人怎么辦?他們不好量化啊。”
我說:“我們有PPV模式。”
“什么叫PPV?就是產值量化。”
“傳統的二線崗位,都是固定工資,一個蘿卜一個坑。人走了,再招一個。干好干壞一個樣。”
“PPV的邏輯是:把二線崗位的工作全部量化、定價。做一張報表多少錢,發一次工資多少錢,整理一次檔案多少錢。”
“然后,打破‘一個蘿卜一個坑’。原來五個人的活,現在三個人干,拿四個人的工資。多出來的錢,分給干活的人。”
我給王總講了一個案例。
制衣的企業2000多人,他們二線崗位原來有60多個人,做了PPV之后,優化到30個人。
“30個人干60個人的活?”王總問。
“對。而且這30個人工資都漲了,公司總成本還降了。”
“更絕的是,他們搞了一個‘布料節約’的創新項目。一年節約了200萬布料成本,公司拿出40%,80萬分給參與的員工。現在他們天天琢磨怎么省錢,怎么創新。”
王總感嘆:“這才是真正的激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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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真相:數據不是等出來的,是逼出來的
王總最后問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熊老師,我們去年產值比前年低,人員還增加了,設備也增加了。這種情況,能用你們的平衡點嗎?”
我說:“王總,你這個問題問得好。”
“首先,你要承認一個事實:去年你比前年做得差,但你還是養了這幫人,發了這些工資。你沒有因為他們做得差就扣錢,對吧?”
“對。”他說。
“那今年你就不能這么干了。今年你要告訴他們:去年做得差,我不追究。但今年的平衡點,就用去年的數據。”
“為什么?因為你要讓他們知道:你只要做到去年的水平,就能拿到去年的工資。但如果你想加薪,就得比去年做得好。”
“這既給了他們安全感,又給了他們方向。”
“至于數據,”我說,“不要等數據完美了再開始。先把指標定出來,哪怕手工統計,先跑起來。利益一掛鉤,員工比你更著急要數據。”
數據不是等出來的,是逼出來的。
寫在最后:2026年,別再讓員工給你干了
掛了王總的電話,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為什么有些廠,人越多越虧?為什么有些人,干得越久越累?
答案就一個:你的機制,沒有讓員工為自己干。
計時工資,買的是時間,不是產出。
低比例績效,激勵不夠,懲罰也不夠。
KPI目標,是老板想要的,不是員工想要的。
而KSF的邏輯很簡單:讓員工跟自己比,比過去做得好就能多拿錢。
指標是公司想要的,平衡點是員工想要的。
八個指標,八個平衡點,八個加薪通道。
(本文根據真實咨詢案例整理,文中數據及觀點僅供參考,企業經營需結合自身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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