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戰爭部點名的Anthropic，如何成長為硅谷大模型第三極？

第三極的誕生和成長歷程與大模型第一極OpenAI息息相關。

文｜徐鑫

編｜任曉漁

過去兩個月，Anthropic正成為硅谷最炙手可熱也最具話題性的大模型公司。

幾天前，特朗普罕見下令所有聯邦機構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戰爭部長隨即將這家公司列為“供應鏈風險“。這是美國本土大模型公司首次遭遇此類限制，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體上直言：“他們想要不受約束的權力，我們不能允許。”

而在周末發生的美對伊軍事打擊中，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雖有高層禁令，但美軍指揮部仍然使用了Anthropic旗下的大模型產品Claude進行情報評估、目標識別和模擬戰斗。

在此之前的一個月，這家公司又在美股市場引發了一場SaaS股大流血。投資者擔心AI正直接蠶食傳統企業軟件市場而形成“SaaSpocalypse”恐慌，導致Salesforce、HubSpot等SaaS巨頭股價集體暴跌。

同期，Anthropic還卷入了與當下最火的Agent開發框架Openclaw（最初名為Clawdbot，也是中文社區的小龍蝦）的紛爭中。Anthropic以商標和安全為由封禁了Openclaw卻意外將這一項目及其創始人Peter Steinberger推向OpenAI懷抱。

與紛爭和風波不斷同步的是，風暴眼中的Anthropic還在持續增長。根據其在今年2月12日官網發布的G輪融資公告披露，Anthropic的ARR數據已經達到140億美元，尤其是編碼工具營收在1月以來翻了一番。

國家安全、金融恐慌、巨幅增長，Anthropic無疑已經成為了硅谷大模型市場里的重要一極。一些機構的統計里，這家公司甚至超過了OpenAI，悄然引領企業級AI市場增長。

那么，這家硅谷大模型第三極到底如何煉成？一家創業公司如何在過去三年成為營收增長最快的軟件公司？它為什么受到特朗普及美國國防部門的嚴厲批評，它又如何在OpenAI統治的大模型世界走出與OpenAI及谷歌不同的差異化道路？

01

脫胎于OpenAI，迥異于OpenAI

2026年2月19日，印度新德里舉行的AI影響力峰會上的一個瞬間被全球媒體定格。印度總理莫迪組織科技領袖們手拉手合影時，站在一起的OpenAI CEO Sam Altman 和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拒絕握手，而是各自舉起拳頭。

這一幕迅速在社交媒體上瘋傳，被稱為“AI冷戰”的標志性畫面。它也能作為觀察Anthropic發展歷程的極為鮮明的切入口。畢竟，如果把Anthropic稱為大模型第三極，那么這個第三極的誕生和成長歷程與大模型第一極OpenAI息息相關。

在Dario Amodei與AI產業建立聯系之前，他的求學經歷看起來頗為精英范兒。Amodei很早展露出出色的物理學天賦，2000年入選美國物理奧林匹克國家隊，隨后在加州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攻讀物理學。

2006年因父親罹患罕見疾病去世，他將研究方向轉向生物學希望解碼人類疾病,最終于2011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之后他又在斯坦福醫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開發高通量蛋白質分析的計算方法。

橫跨物理學、生物學和計算方法的學術訓練,使他對復雜系統的量化分析產生濃厚興趣，可能也為他2014～2015年加入百度在吳恩達的麾下從事大模型規模定律的早期研究奠定了基礎。

也是在那一時期，埃隆·馬斯克和Sam Altman等人擔心即將爆發的人工智能革命只被谷歌掌握，因而決定成立一家非營利組織OpenAI。籌備初期，馬斯克邀請Sam Altman, Ilya Sutskever等一眾人士舉辦過一個晚餐，Dario Amodei當時也受邀參與。

不過這個晚宴后，Dario Amodei并沒有加入OpenAI而是加入了谷歌大腦項目。他在谷歌的十個月如陷泥潭，進展緩慢，于是很快他重做選擇，在2016年加入OpenAI并主管AI安全工作。

接下來直到2021年二人分道揚鑣前，Sam Altman和Dario Amodei共同見證了一個研究實驗室向商業巨頭的轉型。

在這期間，Amodei主導開發了GPT-2和GPT-3，并與團隊共同發明了“基于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RLHF）技術，后來所有主流大語言模型都應用了這一技術。而Altman 則在2019年正式接任CEO，推動OpenAI 接受微軟 10億美元投資，并將組織架構從非營利轉向“有上限利潤”模式。

裂痕也在同期埋下，圍繞著產品推出及商業化的進度如何平衡AI安全的問題，Amodei與Altman之間存在分歧。

2020年底，Dario Amodei帶著包括妹妹Daniela在內的14名核心研究員集體出走。2021年2月，Anthropic創立。

用Amodei的話說，從OpenAI出走是因為對OpenAI在微軟投資后的方向轉變感到擔憂，他擔心OpenAI偏離了其原始使命，而微軟的加入讓非營利組織屬性發生變化，AI技術有可能被大型公司壟斷，最終掌握在少數公司手中。在今年2月的一次播客訪談里，Amodei提到了分歧在于他主張更審慎的發布節奏和更嚴格的安全測試，而OpenAI在微軟投資后加速商業化。

海外的媒體對其出走的原因也有諸多報道分析。一篇采訪了二十多位Amodei身邊人士的深度報道中寫到，Dario在 OpenAI 中的地位提升，圍繞他的爭議也隨之增加。他是一位多產的寫作者，撰寫了大量關于價值觀和技術的長篇文檔，一些同事認為這些文檔富有啟發性，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些文檔是在樹立旗幟、態度強硬。甚至有人認為他對安全的關注是控制公司的途徑之一。

不管怎樣，Anthropic在這時脫胎自OpenAI，并在成立之初就設計了一套安全優先的治理結構。

一是注冊為了PBC公司（公共利益公司），這種公司必須同時平衡股東的經濟利益以及章程中明確的特定公共利益。Anthropic章程里明確指出，要“負責任地開發和維護先進 AI，為人類的長期利益服務”。

其次是，設立長期利益信托，由獨立受托人監督公司決策，確保不因短期商業壓力而犧牲AI安全。

時代雜志2024年點評稱OpenAI 2023 年的治理危機恰恰驗證了Anthropic 對新型治理結構必要性的判斷。

除了發展理念和治理結構，此后Anthropic在技術和產品的策略上也沿襲了這種對AI安全的重視，最終開啟了一條迥異于OpenAI的大模型創業之路。

同時，Anthropic選擇把模型調到企業可驗證的任務上，讓商業客戶更有信心。安全性與企業可信度成為核心競爭力，而不僅僅是性能指標。這條路線使Anthropic在企業AI市場受到關注。

相比而言，谷歌在大模型世界里直到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回歸，Gemini3發布，谷歌才憑借著此前積累的全棧能力而重回大模型競爭的頭部行列。

與谷歌相比，Anthropic將Sonnet 4.5定位為全球最強的企業級大模型。從Claude 3到Claude 4.5，Anthropic的迭代速度超過Google的Gemini系列。

02

企業級市場的發展戰略，如何形成？

上個周末美對伊的軍事行動被不少人士界定為一場AI戰爭，Anthropic和Plantir被視作美軍成功實施打擊的秘密武器。當然之后又有分析文章稱AI自動化打贏戰爭的情況并不屬實。

但這些新動向都發生在特朗普及五角大樓對Anthropic禁令之后的幾小時里，也讓Anthropic所聚焦的AI安全問題有了真實的錨點。而這場對持，也向大眾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從中能看到Anthropic的AI安全觀以及它與OpenAI之間的差異。

起因在上個月五角大樓要求Anthropic 移除Claude模型上的安全護欄，以便在“所有合法用途”中使用該模型。Amodei明確拒絕，稱即使在美國國防部施壓的情況下，也不會移除其前沿 AI模型Claude的安全措施。“我們無法在良心上同意他們的要求”，Amodei 在一封800詞的聲明中寫道。

這份聲明里還提到一個點，“Anthropic是首個將模型部署到美國政府機密網絡、首個在國家級實驗室部署模型，以及首個為國家安全客戶提供定制模型的人工智能公司。”但Amodei警告說，國防部提出的“任何合法使用”的要求將迫使公司跨越兩條紅線，即大規模國內監控和完全自主武器。

就在Anthropic被威脅列入供應鏈風險名單的幾小時后，Sam Altman宣布OpenAI與國防部達成協議，允許其模型部署在軍方機密網絡中。

兩相比較，能看到兩家公司在AI安全上的不同態度。

Anthropic主張在技術層面來限制需求，而Altman則更傾向于選擇通過合同條款和政策框架來約束，最終OpenAI選擇與美國國防部合作。Altaman在達成協議后稱，協議里包含了“技術保障措施”和“紅線”限制，如不用于國內大規模監控和完全自主武器。

這種態度差異呼應了Anthropic從OpenIA出走的原因。某種程度而言，它反映出兩家公司對安全及商業利益的不同排序，最終又與兩家公司所服務的市場形成了相互強化的閉環，OpenAI 更重視toC，追求增長，而Anthoropic追求安全和穩定最終走了ToB路線。

Anthropic從2023年發布Claude1以來的技術產品布局，也都一步步朝向打造企業級市場影響力而推進。

2022年12月1日，OpenAI發布ChatGPT時一開始就面向全球公眾，而2023年3月，Claude 1和 Claude Instant發布時僅面向經審核的企業用戶。

今年2月Amodei還在接受播客采訪時說，它們早在2022 年就有一個早期版本的 Claude 1，早于 ChatGPT的發布，但他們選擇當時不公開發布，因為擔心會"引發軍備競賽，沒有足夠時間安全地構建這些系統"。這些動作給人一個印象是，比起安全，Claude并不十分在意在消費者市場占得先機。

更強的長上下文窗口的支持能力，也在讓Claude比ChatGPT更貼合企業級市場的復雜工作流。

追溯Claude的更新換代歷程能看到，它在2023年5月開始將上下文支持能力從9K擴展到能支持100K tokens的上下文。而2023年3月GPT-4發布最高32K Tokens的上下文，之后直到2023年的11月 GPT-4 Turbo發布時才支持API調用時可達128K，ChatGPT Plus用戶實際只能用32K。

2024年3月，Claude 3發布又全線支持200k，重新拉開了與OpenAI的差距。

如今，二者在企業市場的上下文支持能力都達到了1M tokens，但外界認為，在2023年到2024年，長上下文能力是Anthropic在企業市場的核心賣點之一。正如Anthropic官方提到，“企業客戶有高達 50% 的知識庫以PDF、流程圖、演示文稿等形式存在，長上下文能力讓 Claude 可以一次性處理整個代碼庫、數百頁法律文檔或銷售記錄”。

2024年之后，Anthropic的產品矩陣也明顯更重視企業級市場的應用。

比如，2024年7月推出的Artifacts將Claude從"對話工具"轉變為"協作工作區"，有投研機構認為它解決了"如何讓 AI 智能無縫融入現有工作流"的核心挑戰。2024年推出的Projects也增強了面向團隊的知識管理和協作能力。

更大的向開發者及企業市場滲透的動作當屬2025年2月發布的Claude Code。作為一款可直接在終端運行的agentic編程工具，它完成了從代碼補全到給AI委托完整任務的進化。

AI Code是當下Tob AI應用滲透率最高賽道，Anthropic目前已經在市場上形成了代碼能力強的認知，這無疑能強化它在企業級市場的優勢。

它還有其他動作，如發布MCP協議作為底層標準，進而開發Skills工具集，并于2026年2月推出面向終端用戶的Cowork Plugins插件市場，便利企業部署定制化的AI工作流。

尤其是2月初，當Anthropic宣布法律領域插件時，Thomson Reuters和LegalZoom等法律科技公司股價應聲下跌。這也顯示出，Anthropic向企業AI Agent市場進入的縱深度。

03

競爭白熱化，安全正成為其競爭的工具

與它在企業級市場開拓同步的，是Anthropic在市場敘事上刻意打造的可信企業專家形象。

由于AI 競爭日益白熱化，Anthropic在打造自身的企業級可信形象時，日益呈現出鮮明的防御性與攻擊性。

比如，今年2月，Anthropic在超級碗投放了四個意有所指的廣告，矛頭直指OpenAI。每支廣告都以一個帶有強烈負面情緒的單詞開場，展示的是一個普通人向AI尋求建議時被無關廣告打斷的荒誕場景。

在其中一則廣告里，一名男子在AI助手化身的健身教練的指導下訓練。當男子需要制定健身計劃時，AI助手突然插入了廣告。畫面最后出現了一句話，Ads are coming to Al. But not to Claude。這批評的當然是OpenAI此前宣布在大模型聊天助手里推出廣告功能。

除了這次針鋒相對以外，2025年5月Anthropic也干過類似的事。

當時他們在舊金山投放廣告，廣告牌上寫著“你可以信任的AI”和“沒有那些戲劇性的那個”，人們普遍將之解讀為影射OpenAI在2023年11月的董事會政變。

Sam Altman沒有沉默下去，他反擊稱Anthropic言辭不誠實，并且稱該公司只向富人提供昂貴的產品，而OpenAI強烈認為需要將AI帶給數十億無法支付訂閱費用的人。

除了攻擊OpenAI，對待來自中國的開源競爭對手，Anthropic也有不少的動作。

去年DeepSeek狂潮席卷全球，面對開源沖擊，Dario Amodei在個人博客發表長文，將芯片出口管制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稱其為"決定我們最終處于單極還是雙極世界的最重要因素"。去年2月，Anthropic還呼吁針對先進AI 芯片和模型權重進行出口管制。

甚至在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允許出售H200新品時，Amodei還公開抨擊這一政策，稱是將技術領先優勢交給競爭對手。

他的芯片管制言論當然受到了英偉達CEO黃仁勛的反對，不少人認為這是利用國家安全的名義來進行商業競爭，維系自身優勢。

就在2月與國防部門的對峙之際，Anthropic還發布了措辭強硬的"技術報告"，指控 DeepSeek、Moonshot 和 MiniMax 進行"工業規模的蒸餾攻擊"。報告發布時間恰逢 Amodei 被召至國防部接受"質詢"之際，也有人認為這是在重塑 Anthropic的美國"愛國守護者"的形象。

回顧Amodei對中國AI的態度，突變點發生在2025年DeepSeek發布后。此前，他對百度在吳恩達麾下的時光時曾公開表示那段時間是他進入AI的重要啟蒙。而隨著DeepSeek在推理能力上的突破，他對中國AI轉向了更激進的態度。某種程度而言，這反映了美國AI產業內部對中國競爭的深度焦慮。

相比1985年出生的Sam Altman的高調和舉世聞名，外界對1983年出生的Dario Amodei了解不算多。Dario Amodei更為內斂，更重視隱私，他沒有X賬號，很少拋頭露面。他的公開采訪也主要集中在技術和政策議題上，且多為深度技術討論而非營銷宣傳，外界通常將他視作一位技術專家型CEO。

而Sam Altman則被視作管理型CEO，職業創業者和投資人出身，擅長管理和整合資源人脈，擅長利用公眾影響力塑造公司形象。

但從過去一年Dario Amodei在面對不同競爭對手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舉措來看，Dario Amodei明顯是一名審慎、低調，能在行業激烈競爭中利用不同資源來壓制對手的人。同時，他的議程設置策略明顯不可小覷。

在Sam Altman與美國五角大樓宣布合作后，社交媒體上掀起了拋棄ChatGPT轉投Claude的活動，2月28日Claude在AppStore上登頂。

Dario Amodei強烈的競爭意識從何而來？也許就來自這個行業的激烈競爭和天量投入帶來的生存焦慮。

在最近的一個播客訪談中，Dario Amodei認為AI的進步將繼續，但可能不會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保持陡峭、不間斷的上升。他解釋稱，哪怕收入預測只偏差20%（從1萬億降到8000億），即使AI能力最終實現，但只要晚一年，公司可能就會破產。因此他在AI投入上也十分穩健，500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遠低于OpenAI的承諾。

激烈的行業競爭甚至還在侵蝕Anthropic對安全的承諾。TIME雜志2月24日發布的獨家報道顯示，Anthropic正放棄核心安全承諾——除非能事先保證公司的安全措施足夠，否則絕不訓練 AI 系統。他們在相關政策里刪除了禁止公司在安全措施未到位前訓練更強大模型的硬性限制。一些評論人士認為，評估和緩解風險的方法跟不上能力發展的速度。

雖然因“AI安全”考量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門的施壓，但在大模型市場的激烈競爭下，Anthropic最終也許難以維持它曾經引以為傲的差異化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