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被流放的霍梅尼，一回到伊朗就能革命成功？

伊朗革命能夠成功，是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的結果。為什么最終是被流放海外十五年的霍梅尼掌握了伊朗政權？很少有人注意到，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倒臺，各種世俗反對力量在其中出力不少。難道是因為霍梅尼此時已被流放海外十余年，這位未來的伊朗領袖究竟是如何在流亡期間保持對國內的強大影響力，使其能在伊朗革命勝利后迅速壓倒其他革命派系，獨攬勝利果實的？

1971年10月，為彰顯“白色革命”的勝利成果，伊朗巴列維國王以紀念波斯建國2500周年為名，斥3億美元巨資，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遺址上，舉辦了一場極度奢靡、規模空前的慶典。為接待來訪的六十多個國家的政要，國王用37公里長的真絲，在這片曾見證阿契美尼德王朝榮光的沙漠中，筑起一座由豪華帳篷組成的臨時城池。城池的設計與裝修均由法國名家承擔。

帳篷外觀古樸，充滿波斯風情，內部陳設卻極盡奢靡之能事。為使來訪政要免受沙漠環境困擾，國王從歐洲進口花木，將帳篷城裝點成一座臨時綠洲。在經典的開幕儀式上，伊朗軍隊士兵身著仿制2500年前款式的華麗服飾，手持現代化武器接受國王檢閱。夜幕降臨后，由英國廣播公司設計的聲光秀再現了波斯的輝煌歷史。

最終，數以萬計的煙花同時綻放，將沉寂千年的遺跡與荒漠夜空照得恍如白晝。在這片人為制造的光明中心，國王發表了對居魯士大帝的致敬演說，試圖將此刻的權威與古代榮光緊密縫合。這些場景經媒體鏡頭傳遍全球，所有人無不為這場盛典的繁華所震撼。雖有人批評其奢靡浮夸，但也不得不承認伊朗的繁榮與強大。此刻，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看似欣欣向榮、盛極一時的巴列維王朝，竟會在短短數年后，以眾叛親離的姿態轟然倒塌，而推動巴列維統治垮臺的“罪魁禍首”，竟也是刺激了伊朗經濟高速發展的“白色革命”。

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中東民族主義浪潮的沖擊和來自蘇聯的“紅色革命”壓力，巴列維國王在美國支持下擬定了“白色革命”計劃。他希望通過一場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將伊朗迅速推入工業化與世俗化軌道，以緩解國內矛盾，確保王朝穩固與國家強盛。因此，從紙面看，“白色革命”為伊朗描繪了一幅極為美妙的藍圖，似乎人人都能從中受益。

政府將以合理價格從地主手中收購土地，再以較低價格賣給無地農民，使其獲得生存之本。作為對地主被強制售地的補償，伊朗將優質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向地主出售股份，使其享有資本收益。國家還負責為資本發展儲備人才，大力擴展中小學及高等教育的覆蓋面，并派遣知識隊伍到未設學校的農村地區掃盲，讓更多人成為合格工人。同時，“白色革命”沒有忽視新興城市工人群體，要求工廠必須照顧工人利益，將部分利潤與工人分享。這樣看似完美的方案，自然為國王贏得廣泛支持。1963年，當國王向民眾公布改革計劃并舉行公投時，贊成票比例高達99.99%。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民眾對改革的態度，由最初期待與支持轉為強烈失望與反感。盡管在美國支持下，“白色革命”確實帶動伊朗經濟快速發展，德黑蘭等大城市呈現出現代化繁榮，國民識字率與平均壽命顯著提高，國際地位也水漲船高，但社會裂痕不僅沒因經濟發展與進步而彌合，反而不斷加劇，最終為巴列維王朝敲響喪鐘。

原本旨在促進公平、塑造忠于王室的自耕農階級的土地改革，并未真正造就穩定的農村中產階級。多數農民在獲得土地后，因無力維護水利設施而收成無望，最終不得不將土地再售予地主，進城謀生，形成龐大的都市貧民階層。繁華都市與貧困生活的鮮明對比，使他們對國王的不滿與日俱增。

在經濟上因“白色革命”獲益的城市中產，同樣對國王不滿。經濟地位提升后，他們產生參政訴求，但國王實行事實上的獨裁統治，所謂政黨選舉不過是國王扶植的傀儡游戲。更糟的是，巴列維國王推行全盤西化，嚴重觸犯伊朗教士利益，這一傳統上掌控基層的龐大組織，從一開始就明確反對改革，并在暗中醞釀反擊計劃。

1977年，以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之子去世為導火索，社會繁榮表象下深埋的矛盾全面爆發。盡管國王軟硬兼施試圖緩解危機，但在接下來一年多的抗議中，規模持續擴大。到1978年底，抗議者數量甚至超過全國人口的10%。眼見局勢無法挽回，巴列維國王于1979年1月16日借口度假，攜全家逃離伊朗。

消息傳出，舉國歡騰，巴列維王朝象征迅速被摧毀，盛極一時的王朝就此落幕，反對派組成的臨時政府接管政權。然而，臨時政府統治連一個月都未能維持，便被霍梅尼的神權政府取代。伊朗從此成為現代唯一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這一發展完全超出外界對伊朗革命的預期。

須知，在巴列維時期，伊朗的世俗化已獲巨大進展。此次革命雖由霍梅尼支持者率先發起，但真正對巴列維政權構成致命威脅，是在世俗反對者廣泛參與之后。霍梅尼本人早在1964年因發表反“白色革命”言論被流放，此后十多年未踏足故土，直到革命勝利才被迎回。

對伊朗宗教社會缺乏了解的人，很難想象在此情形下，霍梅尼如何維持國內影響力，并在回國后迅速掌權。連密切關注伊朗局勢的美國政府對這一發展也始料未及，情報部門面對白宮詢問時一臉茫然。只要美國人稍放下傲慢，去了解伊朗歷史與宗教，就會明白霍梅尼的崛起并不令人意外。

無論哪個國家，在中央政府管理水平未達一定高度前，對基層的治理往往成本高、收益低，中央便會將基層權力“外包”。古代中國，承擔此任務的是地主與宗族；古代歐洲，是貴族與鄉紳；而在伊朗，則是清真寺與教士。

伊朗信奉的什葉派，要求基層教士在教內選擇更有學問、修養的高級教士追隨。這意味著，自1963年在庫姆神學院學者共同認證下，獲得什葉派最高學者頭銜大阿亞圖拉的霍梅尼，即便身在國外，也能通過追隨他的基層教士維系在民間的巨大影響。

在社會矛盾尖銳、多數大阿亞圖拉專注學術而不愿涉足政治的背景下，那些因國王改革利益受損的基層教士，更愿意追隨霍梅尼而非其他高級教士，民眾的擁戴也因此集中于他。以致霍梅尼回國時，數百萬伊朗民眾前往機場迎接，為其歸來歡呼喝彩。

如此龐大的群眾基礎，足以支撐霍梅尼在有武器、有士兵的條件下，擊敗其他看似更強、在革命中作用更大的勢力。事實上，在與臨時政府的斗爭中，大批臨時政府士兵在霍梅尼號召下臨陣倒戈。憑借強大民意支持，霍梅尼順利通過公投，將伊朗變為伊斯蘭共和國，并在隨后的政治斗爭中逐一瓦解其他派系，最終獨攬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