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考古發現 || 西安臨潼區新豐戰國秦漢墓地中 “族葬制”和“家葬制”兩種墓地制度并存

3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何家歡發布了西安臨潼區新豐戰國秦漢墓地結構的最新研究成果。該項研究中，考古人員通過對墓葬空間集聚情況，墓地葬俗、葬制等特征，將區域特征較為顯著的臨潼新豐墓地劃分為規模不等的多層級區劃。由于各區內部葬俗一致性較強，與其他區葬俗差異較為明顯，由此推測不同區應當代表著規模不等的若干群體。根據各區特殊葬俗、墓葬位置關系特征等，同時結合該地區的歷史背景，研究人員最終提出墓地中“族葬制”和“家葬制”兩種墓地制度并存、血緣宗族關系和地域性組織關系并存、傳統大規模宗族和小規模家庭（家族）形態并存的社會結構特征。

新豐墓地應是“麗邑”或“戲亭”等城邑聚落人群的公共墓地

新豐墓地位于臨潼區新豐街道東北、渭河南岸的二級階地上，地處驪山北麓，瀕臨戲河，是扼守秦都咸陽東出函谷的重要交通要道，西南距秦始皇帝陵外垣墻僅有約6千米。2007—200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該墓地進行了發掘，清理戰國中晚期至秦末漢初墓葬596座，包括豎穴土坑墓51座、偏洞室墓134座、直線洞室墓411座。墓地內秦文化葬俗特征較明顯，包括大量使用洞室墓、屈肢葬為主流葬式、西向為主流墓向等。墓地第一、二段以鬲、盆、罐為主，第三、四段以釜、盆、罐為主的陶器組合形式，亦與同時期關中地區其他秦墓地類似。結合歷年發掘及調查情況，位于渭河南岸二級階地、戲河以西的區域內，包括新豐墓地在內的秦墓數量可能有千余座之多等信息，考古人員推測此處應是“麗邑”或從屬于“麗邑”的“戲亭”等城邑或聚落人群的公共墓地之所在。

而在對新豐墓地596座戰國秦漢墓的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墓葬排列有序，極少發生打破現象。根據出土陶器的發展演變關系、器物組合特征及墓葬形制等，將該墓地的墓葬年代分為4段。第一段為戰國中期偏晚階段墓葬，共32座墓；第二段為戰國晚期墓葬，共56座墓；第三段墓葬年代應為戰國末期至秦代，共471座墓；第四段墓葬年代應為秦末漢初，共37座墓。考古工作人員在對上述墓地進行分期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觀察發現，除少數時代較早墓葬集中于墓地中部外，各階段墓葬未發生明顯的分布區域變更，墓地的整體年代為戰國中期偏晚至秦末漢初，使用時段較為集中。

墓地不同區劃反映不同社會關系乃至社會結構的差異

在已有關于墓地結構的研究中，學者多提出多層級的空間形態可能分別對應不同規模的社會組織。在學者提出和使用的概念中，兩座墓葬距離較近，呈并排或首尾相接，一般情況下墓葬形制相同、墓向相同或相反、期段相同或接近，即構成通常所稱的“對墓”，或曰“基本形態”，是墓地結構的最小構成單元。在“對墓”層級之上，由數組“對墓”或直接由數量更多的形制、墓向相同且期段接近的墓葬于一定范圍內形成有規律的位置關系，即構成“墓葬組合”，或曰“發展形態”。更進一步，由若干時段接近的“墓葬組合”或與其他“對墓”乃至單獨墓葬共同在空間上集聚，可構成一處較為獨立的“區劃”，則“區劃”是“墓葬組合”之上的更高一個層級。由此即可形成“墓地—區劃—墓葬組合—對墓”這一墓位形態層級結構。

將上述觀點代入新豐墓地的4個部分對比，可基本明確墓地內部的空間結構特征:第一部分特有由眾多形制、方向相同的墓葬有規律排列而構成的大規模組合形態，多見由“對墓”進一步構成的墓葬組合;第二、第三部分墓葬既無成排成列形態，也少見由“對墓”構成的墓葬組合，墓位形態以“對墓”為主，其中第三部分墓向和墓葬形制的一致性較弱、結構更為松散，未表現出明顯墓位關系的墓葬比例更高;第四部分墓位關系尚不明確，僅有少量“對墓”。4處區劃在空間布局、墓葬位置關系等空間結構特征方面的顯著區別，可能代表了分別埋葬于4處區劃內的人群，結合墓葬等級、葬俗等，體現出更深層次的區別。考古人員認為此類現象所反映出的，應當就是不同社會關系乃至社會結構的差異。

墓地內存在“族葬制”與“家葬制”兩種墓地制度

在此次發掘研究中，考古人員發現新豐墓地的結構，與關中西部，尤其是雍城周邊部分墓地結構較為相似，更接近先秦時期墓葬分布整齊劃一、墓地特征較為突出的“族墓地”形態。縱觀秦人數百年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多處大規模墓地，都有大量墓葬或東西向或南北向成排成列密集分布而又極少有打破關系，墓葬之間呈現有規律的位置關系，這種空間結構與商周時期典型“族墓地”如出一轍，表明墓葬選址和墓地空間結構可能同樣經過嚴謹的統一規劃，顯示出較強的制度性特征。

除此之外，新豐墓地4處區劃之間葬俗特征差異顯著、各層區劃內部葬俗又相對統一的情況，也與雍城地區墓地較為相似;在4處大規模區劃層級之下，進一步細分的小規模區劃內，雖然在葬俗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共性特征，但其“族葬制”的特征更為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豐墓地內部的各級區劃之中，除存在大規模、規律性的“族墓地”形態之外，墓地內呈“對墓”關系以及由若干“對墓”構成小規模墓葬組合形態的案例同樣占相當比例。

這種構成“對墓”形態的兩座墓葬，其墓主均為一男一女，所以可認為屬于夫妻并穴合葬墓，代表著由一夫一妻（或可包括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結構，是墓地內最基礎的社會組織。此類小規模墓葬組合內，更多地通過墓葬之間密切的位置關系，凸顯個體之間的緊密聯系。

新豐墓地中所葬人群來源十分復雜

在后續研究中，考古人員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推斷，新豐墓地所在的驪山北麓地區居民，應有相當比例是由傳統秦文化圈之外遷徙而來的移民。考古人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之所以這樣推斷，原因有兩個；一是秦統一前，秦始皇帝陵的修建工作早已進行很久，而結合秦人在擴張過程中強制性“出其人”以及招攬關東移民的“徠民”等政策，統一之前可能即存在著小規模的外來人群定居于此。第二是統一之后,“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云陽”“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余萬人”等歷次大規模遷徙又極大地促進了本地區人口的增長，其中不僅有參與秦始皇帝陵工程的一般平民，也應包括出于削弱六國豪強等目的而自域外遷入本地區的世家大族，人群來源十分復雜。

這一推斷在墓地中亦有體現，考古出土的大部分銅禮器或仿銅陶禮器的墓葬均集中在第一部分中，其中北向墓葬的禮器組合出土比例又高于西向者。這些葬俗特征與關中地區其他同時期的秦墓地迥然有別:北向并非秦墓的典型墓向，而在三晉地區戰國墓葬中較為多見，極高的陶禮器出土比例，在同時期關中地區已發掘的秦墓地中同樣較為罕見，而同時期關東諸國墓葬中仍然廣泛使用陶禮器。結合墓葬的年代，第一部分雖有少數墓葬可屬戰國晚期，但第一部分墓葬數量大幅增長、真正成為一處大規模墓地區劃的時間應為秦統一之后。則該部分墓葬的主要所屬者，或許正是與關東六國移民有著密切聯系的群體。而位于發掘區中部的第二部分，則集中了大量隨葬器物數量最少的偏洞室墓。偏洞室墓本身即為關中地區戰國中期之后秦墓的典型形制之一，其中又有數座采用鬲、罐一類接近于秦“春秋型”器物組合的墓葬;結合墓地第一、二段墓葬中80%以上均為偏洞室墓，且其中又有相當比例均位于第二部分的情況推斷，該部分墓葬的所屬人群可能與本地的原居民之間關系較為密切。第三部分的葬俗較為復雜，其中墓室方向垂直于墓道方向的“垂直式洞室墓”形制在關中地區僅見于極少數墓地，可能代表了一個葬俗較為特殊的群體。綜上可知，墓地葬俗各異、規模不一的各級區劃，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應人群相關的背景信息，而且也從墓地結構層面表現出由眾多來源各異的小團體性質社會組織形成的、結構較為復雜的城邑社會結構。

考古人員認為新豐墓地所反映的相應城邑居民構成，應仍是以秦文化因素為主體并受到關東六國文化因素較大程度影響的群體，其中甚至有可能包含相當比例的、來自三晉或其他地區的外來移民。墓地中所呈現的不同人群之間既在墓位形態、器用制度等方面存在較明顯差異，又在墓葬形制、葬式等方面相對統一的葬俗，或許正反映了來自不同地區的人群在進入秦文化圈后逐漸融合統一的過程。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任俊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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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高思佳

審 核 | 慕 瑜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