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臨刑前為何先后撥通陳誠電話，第二通電話卻被拒絕接聽？

1950年春末臺北看守所，雨后的潮氣還沾在墻根上，四十九歲的吳石站在行刑前的隊列里，花白頭發，背卻挺得筆直。臨刑前幾小時他拿到特權，可以打幾通告別電話，沒人想到，他撥出的兩個號碼，牽出了橫跨十幾年的隱秘往事。

吳石是保定軍校出來的老牌軍官，北伐就立過功，抗戰也在正面戰場擔過要職，退守臺灣之后進了核心情報部門，島內的軍事部署門清。那時候臺灣剛換了主人，上下查潛伏抓內鬼，抓得特別嚴，吳石這種身份，本來就是被重點盯著的對象。他還和國民黨核心派系土木系走得近，早年還在戰場上救過陳誠的命，這份交情，放在太平時候是靠山，放在敏感時候就是燙手的山芋。

吳石被抓之后，初審的軍法官都覺得證據鏈不對，有好多疑點，按流程本來還要補查，說不定還能從輕發落。那時候蔣介石剛復出掌權，位子還沒坐穩，最容不下手下立場有問題，看到案卷直接震怒，強令改判死刑。這一下吳石的結局就定死了，就等日子到了行刑。

按照當年的規矩，臨刑前可以見家人寫信打電話，吳石拿起電話第一個撥的就是陳誠的辦公室。那時候陳誠已經是臺灣僅次于蔣介石的二號人物，電話接通，倆人都沒多說，吳石沒求他救自己，只托他照顧自己在家的老婆孩子。陳誠只回了兩個字，放心。

那時候高層電話全被情治單位盯著，說多一個字都可能被打成包庇，別說替死刑犯說話，就是多流露一點關切，都可能把自己和整個派系拖下水。陳誠能說這兩個字，已經是頂著風險許下的承諾。吳石掛了電話，又撥了第二個號碼，打給參謀總長周至柔，倆人是保定軍校的同窗，一起摸爬滾打多少年的老兄弟。

那時候毛人鳳剛從周至柔辦公室離開，特意打了招呼，說吳石案是最高層定的，誰都不能碰。電話鈴在辦公室響了一遍又一遍，周至柔站在桌子邊，攥著手就是沒接。最后電話斷了，對外的記錄就是無人接聽，這事擱周至柔心里，成了一輩子拔不掉的刺。

吳石被槍決之后，老婆王碧奎因為知情不報被判了九年，家里幾個孩子都小，一下子斷了經濟來源，日子根本過不下去。誰也沒想到，二審的時候案子突然轉了彎，九年刑期直接改成了七個月。王碧奎出獄之后，還拿到了新的戶籍身份，改了名字重新生活，這背后沒有高層運作根本不可能做到。

從那之后，每個月都會有一筆兩百新臺幣的匯款寄到吳家，寄件人署名陳明德，兩百塊在那個年代足夠支撐一家人吃飽飯。這筆錢一寄就是十五年，一直寄到陳誠病重，他臨死還交代手下，一定要繼續寄，直到吳家小兒子長大能自立，還說欠人家的。明眼人都能猜出來，這個陳明德，就是陳誠的化名。

另一邊，拒接電話的周至柔，也悄悄做了安排。吳家老大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開始收到署名保定同窗的匿名匯款，每個月按時到，不多不少剛好夠開銷。晚年有人問周至柔，一輩子有沒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他只說，有個電話，當年該接沒接，話到這里就停了，誰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吳家老大心里也清楚，從來不去追著問對方是誰，在那個年代，敢給“問題家屬”寄錢，本身就是掉腦袋的風險，捅破了對誰都不好。他只是安安穩穩把錢收下，好好讀書撐起這個家，這就是對對方最好的交代。陳誠和周至柔從頭到尾沒商量過，也不知道對方在幫吳家，一個顧著遺孀一個幫著長子，就這么默默撐了吳家十幾年。

其實放在當時的環境里，誰都能想明白，蔣介石辦吳石案，本來就不止抓內鬼這么簡單。剛退到臺灣，要殺一儆百立威，還要敲打一下陳誠為首的土木系，順便給蔣經國鋪路培養新勢力，吳石本來就是那個拿來立榜樣的人。別說陳誠和吳石有過命的交情，就算再深的交情，公開出頭就是自己往槍口上撞，不僅救不了吳石，還得把自己搭進去。

所以倆人都只能選這種暗戳戳的方式，陳誠不敢公開說話，只能悄悄改刑期化名寄錢，一做就是十幾年。周至柔當時不敢接電話，事后也只能用匿名匯款彌補自己的愧疚。高壓政治下，沒人能做那個敢硬剛最高層的完人，大家都只是在自己能活動的范圍里，給當年的交情留一條縫隙，給故人的家屬留一條活路。

那通沒接的電話，鈴聲早就消散了，可它藏在兩個人后半生的選擇里，成了抹不去的印記。比起那些喊得震天響的空口號，這種藏在陰影里十幾年不間斷的資助，反而更見真實的人性。放在當年那個位置，換作任何人都要掂量三分，能守住這份人情，已經很難得了。

參考資料：環球人物 吳石臨刑前打出的兩通電話